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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颖]蚕花节叙事及其百越文化底层探究——以湖州含山为例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8-09-26  作者:李斯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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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蚕花节是杭嘉湖地区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是在蚕神信仰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该习俗与百越民族善织的传统有着密切关系, 呈现出浓厚的地域色彩。其相关的节日起源叙事, 与壮、黎、瑶等民族的盘瓠神话遥相呼应。

  关键词:蚕花节; 百越文化; 起源叙事;

  作者简介: 李斯颖 (1981-) , 女, 壮族, 广西上林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壮族文学与文化。;

  基金: 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4CZW070);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7ZDA161); 桂学研究院·协同团队阶段性成果;

 

  湖州蚕神信仰传统历史悠久, 有相应的丰富神话叙事与节日为支撑, 形成了立体的、民众参与广泛的有效传承。笔者以湖州含山蚕花节信仰及其叙事为例, 阐释湖州深厚的丝织文化的百越文化底层, 分析百越族群后裔传承的相似叙事母题, 观察节日、叙事与信仰三者之间的相互支撑与变异的张力, 从新的视角考察蚕马神话与盘瓠神话。

  一、湖州丝织的百越传统文化底层与多元文化交融

  湖州地区位于太湖西南侧, 历史上是百越族群的传统活动区域。依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 百越“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 百越杂处, 各有种姓”, 追溯湖州历史, 它作为周朝诸侯国———吴国的核心区域, 来源于百越诸部之句吴部落, 操吴越语。吴国后来被越所吞并, 楚又灭了吴、越两国, 又带来了楚语的影响。从语言上看, 湖州话现属于吴语北部方言, 仍保存着不少的越语底层特征。

  从考古发现来看, 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古越人丝织传统在湖州地区得到了持续的发展。湖州地区出土了中国早期的丝织物, 被誉为“蚕桑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湖州常潞乡廿亩村, 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长江流域最早的的丝织物, 包括丝绸碎片、丝带、丝线等, 距今已有4700多年历史, 它们被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物品。这些丝织品被认为具有超过北方的工艺水平[1]11。从新石器时代至今, 丝织技术依然在湖州一带盛行并保持着领先的地位, 素有“湖丝衣天下”的说法。

  以百越后裔民族的纺织传统为参照, 可以进一步发掘湖州的丝织传统百越文化底层特征。百越文化的突出特征曾被归结为先进的稻作文化、干栏文化、滨水文化、金属冶炼、木棉葛麻纺织、有肩石器和几何印纹陶、天和雷神崇拜、饰齿、不落夫家婚俗等[]。该族群曾使用的纺织原料主要有棉 (木棉) 、麻、藤三种, 此外还有丝、芭蕉茎、竹子、木头、棕榈皮等。至今, 侗台语言中的“棉”仍具有共同的词根, 可见他们在尚未分离时就已经掌握了对“棉”的认识, 并可能已经掌握了织棉的技艺。根据《唐六曲》和《元和郡县志》的记载, 壮族先民织出的蕉布、竹布、吉贝布、斑布、丝布等都是宫廷贡品。元朝时, 黎族的棉纺织技术被松江府乌泥泾 (今上海华泾镇) 人黄道婆习得并加以改进, 进而传播到内地, 推动了长江中下游的棉纺织技术。当时, “木棉, 江南多有之”, [3]5435相关的纺织技艺也就日益盛行了。

  在作为百越后裔的侗台语民族———包括国内的壮族、傣族、侗族、水族、黎族以及国外的泰族、佬族等文化中, 不少内容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早期百越文化的突出特征。其中, 纺织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延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肯定。至今, 在壮族、傣族、侗族、水族、黎族以及国外的泰族、佬族等民族中, 纺织作为一项传统工艺依然以各种方式被传承下来。如壮族的壮锦, 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 原料为棉线或丝线, 图案精美生动, 色彩斑斓, 富有民族文化的各种寓意。

  除了百越文化的底层, 由于历史上数次的中原移民以及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 湖州地区的文化同样融入了浓厚的中原汉文化传统、齐鲁文化传统等。田兆元曾指出, 早在春秋时期, 吴越文化曾与齐鲁文化有较为密切的交流, 吴越文化受齐鲁文化影响多, 吴越文化对于齐鲁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吴越文化吸纳了更多的儒家文化传统[4], 融合出更具活力的、具有多元文化色彩的地方知识体系。

  总体来看, 湖州地区以百越族群深厚的纺织技艺为基础, 又凭借地域优势, 融汇了其他地域文化的优势, 直接带来了生产技术的革新与发展, 使得湖州地区的丝织技艺日臻完善成熟, 并滋生出丰富的信仰及其叙事。

  二、含山蚕花节与其起源叙事特点

  湖州一带盛行对蚕神的崇拜, 民众过蚕花节已有较长的历史, 如含山的蚕花节、新市的蚕花庙会等, 都较有代表性。目前, 湖州的双林绫绢织造技艺、含山轧蚕花、扫蚕花地、蚕桑生产习俗等, 都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湖州蚕花节所供奉的蚕神为“马头娘”, 又称为“蚕花娘娘”“马鸣王菩萨”等, 在清明期间受民众祭祀。以含山为例, 当地蚕农在清明节 (蚕花娘娘生日) 前往含山蚕花娘娘的庙宇进行祭祀, 举行陆上和水上的庆祝活动。届时, 人们背蚕种求神、买蚕花、轧蚕花等, 活动热闹非凡。关于蚕花节的来源, 在含山一带有不同的说法, 有神话《马鸣王蚕神》《蚕花娘娘三上含山》、民歌《马鸣王菩萨》《蚕花书》等, 其中以被吴晓东视为盘瓠神话起源的叙事为多, 又可称之为“蚕马神话”[1]11。如《马鸣王蚕神》说, 西番作乱, 郑百万从戎护驾, 被困于西番国。郑百万的妻子向天地祷告, 谁能够救出郑百万, 就把自己的三女儿嫁给他。家中的白马奔到西番将郑百万救回。回到家后, 郑百万不允许女儿嫁给白马, 就将它打死, 剖出马皮晾晒。当三小姐来到厅堂之中, 晾晒在厅堂的马皮把它裹走, 变成了“花桑”。玉皇封三小姐为“马鸣蚕室”, 护佑杭嘉湖地区[1]20。也有版本说, 蚕花姑娘身患重病, 父亲贴榜求医, 后白马治好蚕花姑娘的病, 她却毁约了。神话最终也是要说明树上蚕茧的来历[1]19。还有神话说, 白马与蚕花姑娘有情有义, 但白马被员外射死, 蚕花姑娘撞墙自杀。白马和蚕花姑娘被埋在含山上。蚕花公主的的坟上长出桑树, 白马的坟上爬出小虫。小虫吃了桑树叶, 就结茧, 最后变成飞蛾。蚕花公主告诉大家, 茧子可以抽丝织绸制成衣服, 人们开始效仿[5]。这则神话带有更浓厚的汉文化伦理道德思维, 把蚕花姑娘塑造为一位忠贞、守诺之人。

  上述关于蚕花节的《马鸣王蚕神》、《马鸣王菩萨》《蚕花书》等神话, 其内容都大同小异, 情节主要为“白马立功”“不得婚配”“马皮裹住姑娘”到最后“蚕的出现”, 结局稍有不同。目前, 该类神话的最早版本是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中, 文中说“欧丝之野”有“一女子跪踞树欧丝”[], 跪踞在树上吐丝的少女将女子与蚕的吐丝行为联系在一起, 或许与丝织活动主要为女性操作有关。这可被视为“马头娘”信仰的最初形态。到了东晋干宝《搜神记》中的《女化蚕》篇章, “白马皮裹女子”的主题已经完整, 此后, 在《仙传拾遗》《神女传》等中也有更详细、完整的叙述, 情节也存在不少变异。

  上述盛行于含山的神话与盘瓠神话中“许诺———立功——嫁女———褪狗毛”的主要情节十分相似, 关键在于“皮”的变化。吴晓东认为:“为了解释蚕的头为什么像马头, 古人借用了蜕皮现象, 说蚕在蜕皮的时候换上了马皮, 因此产生了最初的蚕马神话。当蚕被人格化为女子之后, 蚕马神话演变为人兽婚的神话, 增添了曲折与悲剧色彩, 但两者的结合依然是换皮。在此神话的流传演变过程中, 马变异为犬, 形成了蚕犬神话, 并进一步演化为目前的盘瓠神话。”[7]从蚕马神话开始, 叙事的变异性越来越大, 但神话的核心是“换皮”。蚕马神话是盘瓠神话的起源, 但从主角上看, 主角从“蚕”变成了“狗”, 形成了新的叙事。

  与此同时, 关于含山蚕花节的由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蚕花娘娘三上含山》讲述蚕花娘娘受观音指派, 前来蚕区巡视。由于人人都想沾上蚕花娘娘的蚕气, 得到“蚕花十二分”。蚕花娘娘就变成当地姑娘的模样, 在含山上绕上好多遍, 让更多的人得到“蚕花十二分”。后来, 她又化身卖花姑娘, 叫卖蚕花, 买了蚕花的蚕农都得到了“蚕花十二分”, 从此蚕农也有了买蚕花、轧蚕花的习惯。这则解释含山蚕花节习俗的神话, 贴近人们的信仰与生活, 表达了蚕农渴望得到蚕神福祉的心愿, 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其母题与《马鸣王蚕神》等叙事母题相去甚远, 应是较晚形成的民间叙事。对应蚕花节一个节日, 存在两种迥异的起源神话演述, 既是民众对于蚕花节的理解与衍生, 亦展示了民俗活动机制的多样性与民间叙事的张力。

  三、百越族群后裔的织造神话及相关叙事

  在如今的百越民族后裔中, 依然流传着不少的的织造神话。有的织造神话与始祖信仰有关, 解释了织造器具、工艺等的来源, 有的则亦带有鲜明的盘瓠神话特征。

  有关始祖的织造神话生动地解释了人类学会织布、穿衣的原因, 是百越后裔长期从事此类生产活动的一个映射。壮族有始祖布洛陀教人们织布, 姆洛甲织百草衣的说法, 还有说布天贡造织布机和横直线的。更神奇的是, 天上的神祇送下来大麻, 让人们得以做成衣裳[8]33。布洛陀史诗中叙述, 一个妇人生了九个女儿, 小女儿又聋又笨, 不会纺纱织布, 只能去河边拉网捞虾、洗衣服[9]2627。可见, 在壮族先民的早期生活中, 纺纱织布已经成为女性生产活动的重要一项。布依族神话中说祖先造出了纺车和织布机, 仙女教人们蜡染的工艺, 并用染好的布料来制作衣裙[]。百越后裔民族中这些丰富的织造神话, 是人们重视纺织活动及其技艺的结果。通过将纺织起源神圣化与历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