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丽江曾立有《商业劝工会纪念碑》，上载：“知识之增长，必由于交通交换。”这的确是至理之言，茶马古道的价值与意义也在此理中。抚今追昔，茶马古道似成往事，但其留下的历史启示却是意味深长的。

　　首先，刚毅坚卓、和谐共荣构成了茶马古道的文化精神。

　　很难寻找到第二条与之较难的古道了，这里视为地球第三极，世界屋脊。“无限风光在险峰”，外来的游客更多渲染了天界雪域、云贵高原、三江并流的无限风光，但一旦亲历实地，往往叹而观止，望而却步，很少抵达险峰，更不必说经年累月地风餐露宿，担惊受怕。茶马古道途经海拔最高的险峰，民族最多的秘境，生态最为丰富的地域，峡谷雪峰最多的名胜，最为艰险的悬崖峭壁……这里用了好多个“最”，但确实如此，只有领略过其间甘苦的人才能深切感受到这些“最”并不为过。茶马古道就是在这一连串之“最”中迎难而行，把一个个问号变为一个个惊叹号。在千难万险中创造奇迹，在绝境中迎来希望，在沉默中沉淀刚毅，并成就了斐然的卓越。是它把天险变成了通途，使天各一方的中印两大文明古国息息相通，使山水相隔的各民族心与心相连，使这条畏途成为经营幸福、缔造和平、带来吉祥的文明之路。

　　马曜认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地域性的内部统一走向全国性的大统一，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和必然趋势。”[1]这一观点在茶马古道上民族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可以得到证明。茶马古道连结了傣、藏、纳、白、彝、普米、傈僳、布朗、阿昌、德昂、汉等不同民族地区，这些不同民族的文化圈之间的互动消长推动了茶马古道的开拓与发展，并通过这一古道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长期往来，沉淀生成了深厚的民族友好关系，反过来也保障了茶马古道的贯通、延伸，茶马古道成为不同民族文化圈之间联结纽带与催化剂，促进了区域间的民族认同，并提升到对代表中华民族发展方向的国家主流意识的认同。

　　相形于经济功能，茶马古道更深远的价值与意义在于精神。这种苦难中崛起的精神，对我们这个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弥足珍贵。茶马古道的精神可以概括为：刚毅坚卓、自觉自信、和谐共荣。

　　茶马古道渐渐成为历史背影，但其留下来的文化精神却历久弥新，在历史长河中闪烁着耀眼的文明之光。毋庸讳言，茶马古道由一个学术概念成为一个实体的过程中，不少人看到了其间蕴涵的巨大商机，炒作茶叶文化、打造茶马重镇成为当下利用茶马古道的两大主题。古为今用，文化内涵中本身包涵了商品经济因素，茶马古道的经济利用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怎么合理利用。茶马古道文化旅游要实现真正的崛起，首先要明确它的文化功能不在于实用的、功利性的，而是一种体验与品味，它能给人带来的是文化欣赏、文化感悟、文化建构，慢慢理解生活的意义，并能从中给予一种文化精神支撑。这应是文化旅游最高的目标所在。摒弃迎合心态，提升文化内涵，展现文化精神，弘扬天人合一，刚毅坚卓、自觉自信、和谐共荣的文化精神，这应是茶马古道文化旅游的追求目标，也是茶马古道文化魅力永恒之所在。

　　其次，一个地方要发展、一个民族要兴旺，必须走开放、交流、合作之路。

　　茶马古道文化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根脉不绝，关键在于它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是流动的，不是停滞的;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不是对立抗衡，暴力征服。交通就是交流沟通，就是交换变通，交流、交换的不只是商品，更多的是技术、观念、文化、精神，正因为彼此长时期的来往交流沟通，最大限度地制止了文化冲突、经济危机、战争冲突，从而使这条古道成为商贸通道、民族走廊、文化桥梁、和平之旅。而长时期的自我封闭隔绝、扩大内部斗争，由此人为地制造、滋生诸多猜忌、矛盾、仇恨，甚至导致文化冲突、硝烟战争，铸成文明悲剧。这些自我封闭症有些是历史造成的，譬如丽江境内的傈僳村至今仍处于赤贫状态，与历史上多次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欺压有着直接关系，为了逃避强势者的残酷镇压、剥削，他们一次次地走进了高山林密的封闭区域，从而使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处于严重滞后状态。更多的是政治因素密切相关，如明清时期的禁海政策，直接导致中国近代以来的积弱积贫，落后挨打;新中国成立后遭受西方国家的孤立，1950年代后期又与前苏联阵营关系搞僵，国内又内耗斗争不断，搞“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人为地割裂商品经济，致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改革开放后重新打通了通道，恢复了商品贸易，使神州大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其三，互通有无、声气往来、分工协作、公平竞争构成了茶马古道的“区域法则”。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线路、重镇是不同区域的历史、政治、地理、经济、文化等多元因素互动生成的，它既有历史性，也有民族性、地域性，且三者呈现出混融、互动的特点。茶马古道贯穿了滇、川、藏，乃至南亚、东南亚的诸多重镇，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的不同区域，这些区域之间达成了互通有无、声气往来、分工合作、公平竞争的“区域法则”，由此型塑了各自的历史角色。具体说来，这一“区域法则”是指根据不同区域的地理气候、自然经济、传统文化形成了不同的分工经济体系。如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蜀、湘等地作为产茶、加工茶叶的基地，而丽江、康定、雅安、昌都、林芝、大理等地成为商品集散地、中转站，昆明、成都、拉萨、加尔各答等地成为主要商贸地。这些不同地域的城市之间气脉相连，互通有无、各专其职，形成了分工明确、合作密切，尊重市场竞争规律，而又讲商业信义伦理的区域法则。如藏族马帮到了丽江、一般很少再往南下，他们往往把货物交给丽江纳西人去经营;而大理、普洱、版纳等地的马帮也是到了丽江就不再北上，主要是双方都难以适应不同区域的气候、文化，处于川藏之间的康定也有类似情形。正是这种合理的区域分工法则奠定了丽江、康定、大理、普洱、昌都、版纳等系列古道明珠的历史地位。

　　其三，求同尊异，美美与共，合作共赢，必须警惕任何形式的地方、民族主义的滋生。

　　茶马古道是一条由不同区域中心串联而成的文化桥梁、经济通道、民族走廊，它本身没有一个中心，没有一个主持者，可以说这些沿线的茶马古道重镇只是区域性中心，无法构成茶马古道的中心所在，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对其它区域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些不同区域间的中心重镇本身构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关系。这除了不同地理气候、经济产业、交通条件等因素构成的互补性外，关键是在长期的历史交流进程中，达成了相互尊重、相互协商、和合共荣的“游戏规则”，这套“游戏规则”超越了单纯的地域、族群囿见，从而使这条古道得以源远流长、历久弥新。正如前面所述，每一个区域中心是以能够有利于整合周边区域资源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自身的中心位置基于对他者利益的兼顾之上，而非反之;愈能顾及更大范围的不同利益集团，自身的中心地位就愈能得到强化、扩大。“利他性较多的社会群体比利他性较小的社会群体更具有竞争优势。”这些不同的区域中心之间是以互为中心、互为依托、血脉相连，生死相依，共同缔造了茶马古道的辉煌与奇迹。丽江在滇川藏交会区域间的中心地位，大理在亚洲十字路口的位置，迪庆在藏区东南门户的优势，康定在康巴藏区的中心地位等等，说明了这些不同的区域中心既承担了相应的经济、文化功能，同时起到了相互沟通、串联的纽带作用。

　　晚近以来，这条古道上的茶马大户们把分店开遍了这些沿途的中心城镇，并且适应了当地的气候、文化，有的甚至在当地娶妻生子，融入到地方社会文化中，成为区域整合、民族团结、文化和谐、经济联系的关键基因。以古观今，仍有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近年来，有些民族地区为了打造地方文化品牌，拉动地方经济学发展，文化旅游、文化产业成为趋之若鹜的现实选择，尽量突出所在区域主体民族的文化优越性，过分神化、夸大族群文化差异性，有意无意地忽略、遮蔽其它族群文化，从而引发了民族群体间的隔阂，强化了彼此的文化边界，这些做法与茶马古道的文化精神相去甚远，也与公民社会理念下的现代国民国家建构的大势格格不入。近年来，有些民族学者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对民族主义保持警惕，应超越民族心理边界，培养健康的人格，使国家公民身份有可能最终取代民族成分。当然，民族作为人类社会特定的产物，不可能通过人为的系列政治运动或经济活动可以消灭，它将长期存在下去。有时，强调淡化民族意识，是以强化另一个民族意识为前提的。培养公民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努力过程，这一历史进程能否达成预期理想，关键在于不同族群、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协商、对话、合作，不同区域、不同族群只有维持彼此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互惠互利、求同尊异，才能最终达成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共赢格局。

　　茶马古道研究既是历史学，也是现代学，不仅需要深入历史的深层脉络中寻求它的内涵、成因、价值，也需要关注它在现实、未来中的地位、功能与意义。作为一条存在了上千年的文明古道，它沉默了太久，茶马古道研究只能说开了个头，它仍在路上，意义也在于此。

　　注：本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7日第676期。

　　[1]马曜：《民族团结的颂歌》，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