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是一个崇尚和谐的民族。走进侗乡,你会感觉到和谐的气息扑面而来。
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侗族村寨依山傍水。村前近处,河水清清,鱼翔浅底,鹅鸭嘻戏。村前远处,稻秧青青,禾叶飘香。花桥跨河而架,将村寨和稻田连在一起。村后低处,翠竹婆娑,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村后高处,杉林葱茏,蝉鸣鸟叫,吹奏着人与自然的交响曲。
走进侗寨,鼓楼巍峨,耸立寨中,那是侗族村寨最显著的标志,也是侗家人议事、娱乐的重要场所。鼓楼内,篝火通红,歌声悠扬,笑声朗朗。鳞次栉比的吊脚木楼如繁星捧月将鼓楼团团围住,那是侗家人的栖身之处,起居之所。寨内鱼塘,碧水汪汪,既可养鱼,又可防火,侗家人的灵性也在其中。鼓楼上或鼓楼边的戏台是逢年过节最热闹的地方,侗家人的喜怒哀乐在他们自编自演的侗戏中得到再现。每个侗寨,都有一座朴实神圣的萨岁堂,那是侗家人的信仰中心或崇拜中心,通过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到侗民族人神和谐的悠远历史。
侗族是由中国南方百越族群中的一支或几支发展而来,古称“峒人”或“峒民”。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侗族总人口为2879974人,主要聚居在贵州省、湖南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比邻的溪流河谷沿岸。侗族内部虽有“北侗”和“南侗”的地域区分,也有“更佬”、“更侥”、“更镡”等不同的支系称谓,但整体称谓是统一的。侗族各支系在历史上和睦相处,从来没有发生过支系与支系之间的内部战争,与周边苗、瑶、壮、汉等兄弟民族也能和平共处,友好交往。
侗族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间自治和自卫组织——“款”组织是维系侗族社会内部安定团结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侗族社会内部进行自我教育或自我约束的重要组织形式。古代侗族社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和谐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款”组织的严格管理。
侗族人民勤劳善良,但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在无数次的民族自卫或国家革命战争中,造就了无数的英雄豪杰,如被侗家人崇敬为神的萨岁、杨再思、吴勉等;北伐名将王天培、革命先驱龙大道、开国大将粟裕、红军“大管家”杨至成等等。
侗族是一个以农为本的民族。侗家人主种水稻,在历史上以种植糯稻为主。糯稻田终年蓄水,习称“软田”。“软田”就像千千万万座小型水库,而且是层层叠叠,沿山而建,山有多高,田有多高,水有多高。“软田”既可防洪,也可防旱。遇到雨天,“软田”将雨水积蓄起来,并不断补充地下水,预防洪涝。遇到晴天,“软田”的水不断蒸发,生成云雨,普降大地,预防干旱。这就是侗家人与天和谐的一种杰作。“软田”既可种稻,也可养鱼养鸭;鸭粪喂鱼,鱼粪养稻,稻谷养人,侗家人创造的原始循环生态农业对现代生态农业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侗族人兼营林业。侗家人与山相依,与林相伴,崇拜古树,视树为神。侗族地区的青山绿水,与侗民族爱树、崇树、植树、护树的优良传统不无关系。侗族是中国最早学会人工栽培杉树的民族,早在1600多年以前的东晋时期,侗族的祖先就已经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种植了棵棵杉树,片片杉林。侗族社会不仅有崇拜古树的传统习俗,还有严禁乱砍滥伐的民间规约。这些规约,对现代生态环境保护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侗族聚居地区林多树多木头多,于是造就了许许多多木质建筑的能工巧匠。如雄伟的侗寨鼓楼,巍峨的侗乡花桥,因地制宜的吊脚民居,多姿多彩的侗寨寨门和侗乡凉亭等等,都是享誉中外的木质建筑的代表作。
侗族语言优美动听。侗语是世界上声调最多的语言。侗语总共有15个声调,其中包括9个舒声调和6个促声调,所以侗族人说话跟唱歌一样好听。侗族在历史上虽然没有本民族通用的文字,但侗族人虚心学习汉语汉文,并很早就学会了借用汉字来记录本民族的语言,因而留下了许多像《越人歌》那样的“歌书”、“款书”等文献典籍。
独特的生存环境,独特的生产方式,独特的历史遭遇,造就了独特的风俗习惯。侗家人的风俗习惯原始古朴,来源久远,如侗不离酸、烧鱼之趣、路遇礼节、拦路迎宾、行歌坐夜、玩山赶坳、不落夫家等等。这些风俗习惯,都表现出侗民族所独有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点。
侗族也是一个善于进行艺术创造的民族。侗族民歌种类繁多,各地不同名称、不同曲调、不同演唱形式的侗歌不下百种。优美绝伦的侗族大歌是侗家人艺术创造的珍品,是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艺术典范。侗族大歌以歌唱自然、歌唱劳动、爱唱爱情为主要内容;以模仿蝉虫鸟叫、流水吹风等自然物的声音为其主要表达方式;以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无固定曲谱为其主要艺术特点。歌师、戏师在侗族社会中受到人们的广泛敬重,如远古时代的朱富,中古时代的四也,近古时代的吴朝向、陆大用、吴文彩都是侗族历史上最著名歌师或戏师。如今古老的侗族大歌已经飞出侗乡,漂洋过海,走向全国,飞向世界。
如果说侗族祖先一直处于被欺凌、被排挤、被剥削、被压迫的历史地位,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侗族人民终于成了国家的主人。如贵州黔东南成立了苗族侗族自治州,广西三江,湖南新晃、通道、芷江,贵州玉屏先后成立了侗族自治县,此外还有龙胜各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以及湖北鄂西的几个侗族乡等。
如果说侗族聚居地区一直处于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的落后状况,直至20世纪50年代许多侗族聚居县还没有公路连通,许多侗族人还不知火车、汽车为何物。那么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侗族聚居地区的交通和通讯状况已经或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如湘黔铁路、枝柳铁路从侗族聚居区穿插而过。侗族聚居人口最多的黎平县有了飞机场。经过侗乡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也正在加紧修建。如今,侗族聚居地区的通讯状况也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几乎所有的侗族村寨都可以听到了广播,看到了电视,许多侗族农民也用上了手机甚至是互联网。
人是万物之灵,人的变化是最根本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侗家人的眼界、知识、智慧、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知识不断提升,眼界不断扩大,智慧不断丰富,观念不断更新。而知识、眼界、智慧、观念又都和教育有关,所以,教育的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以侗族聚居人口最多的贵州省黎平县为例,1963年,该县只有15位高中毕业生,只有3位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2012年,仅黎平一中就有1764名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虽然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学生能考上大学,但从历年的录取情况来看,至少有1000名以上的考生可以圆大学梦。其中肯定会有一半以上是侗人子女。由此可知,侗家人的素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侗人素质的不断提高,侗族社会的不断进步也就不成疑义了。
该书已于2013年4月由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邓敏文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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