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云南省丽江市龙蟠乡调查期间，在当地村公所里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地方档案。在这批档案中，有一本乾隆56年(1791年)至光绪29年(1904年)的地契文书——《三甲义田簿》，是这批档案中有记录书写年代最早的资料。此文书大小接近现在32开本，纸质为绵纸，由绵线装订，文字为毛笔繁体字写成，全簿共23页，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三甲义田簿》反映了在“改土归流”的社会背景下，地方流官以期达成“以夏变夷”之效，积极提倡办学，而在国家优惠政策支持下，一些地方乡绅也积极响应，置办义田的这一地方事件，构成了深层复杂的地方历史记忆。

　　一本清朝地方史

　　清朝实行保甲制度，在乡以下设甲(相当于村一级单位)。文书中提到的“阿喜里”相当于现在的乡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三甲”也就指现在的龙蟠村、土官村、鲁南村，书中的葡萄湾系龙蟠村的纳西语“爬堵坞”的转写。三个村地处龙蟠乡北部，相互毗邻，所以才有了共同兴办义学之举。“义田”指学田，即为“义学馆”筹集办学资金的出租田。清雍正元年(1723年)在丽江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后，杨馝、管学宣等流官在丽江各地广办义学馆。在乡绅的大力提倡下，当时阿喜里的三个村顺应潮流，办起了义学馆。《义田簿》内容涵盖了办义田的宗旨、收取田租的份额、税金的分配、管理制度、惩罚措施等多个方面，涉及到了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民俗等多元内容。一本义田簿，也是一段清朝地方史和乡村史。

　　从义田簿编写人员名单上看，顺序并非“按姓氏笔划排名”，而是根据村落与人物的声望来排定次序，如龙蟠村因中科举功名人数多而居于前列，且特别标注了监生、军功、佾生的“荣誉称号”。这些参与编写的人都是地方的头面人物，他们聚议编写《三甲义田簿》，其背后实际上隐喻了地方政治话语权力。

　　义田最早置办是在乾隆年间，到重新制定义田古规时已有百余年，时过境迁，社会情况发生了重大变迁。清朝末年，政府租赋居高不下，内地土地承载力有限，大量移民迁入边疆省份进行开荒谋生。龙蟠乡地处金沙江边，气候湿润，土地肥沃，是理想的宜耕宝地，自古以来也是移民兴盛之地，从此文书中的十多个杂姓情况也可看出这一史实。另外，晚清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地主、官绅、喇嘛等上层社会，广大农民生活难以为继，出现了开荒山地，拖欠地租的情况。文书中提到指云寺侵占义田一事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

　　喇嘛寺在丽江势力极大，是境内最大的地主。喇嘛寺广置田地，而自身不从事生产，由此加剧了社会矛盾，甚至出现枪杀抗租农民的事件。龙蟠三村乡绅对指云寺侵占义田也表示出“同仇敌忾”，面对约保(类似于村长)惊惶失措的窘态，他们采取了自保的措施。这其中就反映了喇嘛寺势力与地方绅士阶层的尖锐矛盾。

　　从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考察，这一制度虽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但其官僚体系也只到县这一层面，乡村一级的管理体制相对松散，由此为地方自治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而在自治中，既通晓朝廷政策，又熟谙于乡情的乡绅成了地方自治的关键和主体力量。如果国家政策开明、措施得当，地方与上层官方能够保持共和局面，但如果统治者政策失衡，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影响到地方势力的既得利益，他们也会利用各种手段进行抗争，而这些抗争客观上也具有保境安民的积极因素。

　　另外，从收租情况来看，义学馆师资约为三石，义田所收田租其中两个村为七石，已绰绰有余。剩余田租成为三个村的集体资财，用于修桥铺路、修缮水利、举办庙会、邀请戏班等公益活动。此时，义田绝非捐资办学那么简单，它反映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图景与地方乡绅阶层的权力运作方式：他们利用国家政治资源操纵地方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促成自身利益的资本化、权力化;同时，通过维持地方秩序、兴办学校、建设公益事业、调解民事纠纷等手段达成地方代言人的角色，从而在国家与地方之间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中介者”角色。他们既是知书达理的地方名望，也是权倾一方的实力派。

　　制定义田古规这一事件折射出了晚清时期国家与地方，乡绅与民众，乡绅与官僚等多元力量之间共谋、博弈的复杂社会关系。

　　图文并茂的地方知识读本

　　这本《三甲义田簿》对义田的范围不仅作了详细的文字阐述，同时通过一目了然的地形图予以说明。这份义田地图中标明了义田所在的地理位置，并对山名、田地名、村名、路名、水系、沟渠、树种、边界进行了标示。用不同颜色画出雪山、坡地、树林、房屋、水塘、江流、溪泉。土地问题无小事，兹事体大。可以说，土地问题贯穿了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兴衰历程中，土地不只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国家的命脉所在，成为各方势力角逐、博弈的对象，构成了政治权力的象征符号。

　　令人称道的是，这本为兴学重教、“以夏变夷”制定的义田古规，也并不全是古板的仁义礼信、经济数据，其中还饶有兴趣地介绍了龙蟠三村的民俗风情：

　　羬音岩，山羊大而细角，本地人于羚羊曰瑟。聚石脚有小洞，走狗赶到此，羬羊即飞入洞中，每回赶之不得，故猎者名之曰瑟根岩，即是羬羊狡猾躲避之岩之意也。本地人(指纳西族)于狡猾谓之“根”。竹箐内乃昆仑山异龙出脉，由西域而来至竹箐内，禹王治水开导金江，即雪山过峡处也。

　　格仲寒有硝泉，人饮之生疣，别处羊饮之不久而死，又煮米而红，烹茶无味。开由都水土有咸味，鹿猪牛羊爱吃。

　　竹箐内春景

　　雪岭巍巍，金江澹澹;云淡风清，林深竹绕。夜间虎啸猿啼，尽见鸢飞鱼跃。水复山重之内柳暗花明，岩扉石磴之中鸡鸣狗吠;麻衣板屋还同上古之风，地僻人殊宛似桃源之辈，但愿用夏变夷，移风易俗。

　　和德元识

　　以上簿内所注多有译言，愿阅者细察之。

　　和德元是丽江纳西人，科举出身，是乡绅中的翘楚，在他的笔下：义田所在的竹箐俨然是一个景色旖旎、民风淳朴、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但这些优美的抒情文字的表象下隐含着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对这种世外桃源景象津津乐道，另一方面又期望“用夏变夷，移风易俗。”他心目中的世外桃源毕竟是化外之地，只有“用夏变夷”，才能达成理想国。可见，在社会大变局的背景下，丽江的地方乡绅，作为深受儒学熏陶的士人，他们自觉地把地方和民族认同置于了更为宏大的国家认同之下。

　　一册义田簿，百年地方史。从地方史了解国家主流话语，从小传统中反观大传统，这对于我们更为深入、全面把握中国历史文化脉络皆有裨益。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