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一概念，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茶马古道”实现了由学术概念向实体概念的转化。国家文物局近期提出把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茶马古道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的战略规划，茶马古道的保护也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当下国内申报世界遗产已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化现象，以滇川藏为核心的茶马古道文化线路拥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生态文化、旅游发展等方面的价值，与北方的丝绸之路、东部的京杭大运河形成了中国文化线路遗产的杰出的代表。相形于另外两条横贯中国东部沿海、西北部的文化线路，茶马古道仍未撩开神秘的面纱，其文化研究也仍处于滞后状态。茶马古道是怎么样的一条古道?它的历史价值、文化魅力何在? 茶马古道的研究状况如何?它会不会重蹈“申遗”之后带来的“遗产呻吟”的覆辙?

　　近日，来自韩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及国内的323位专家学者相聚在丽江，共论茶马古道文化。与会学者对茶马古道的多元价值及历史、现实意义予以了肯定，同时围绕茶马古道的历史内涵、线路范围、保护与开发、研究范式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反思与争论成为此次会议的主要特色，凸显了现代化语境下茶马古道研究的困境与焦虑，同时折射出寻求出路、突破的努力与探索。

　　一、名份之争：“茶马古道”与“南方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提出之前，国内外学者一般以“南方丝绸之路”来涵盖“茶马古道”的线路及范围，至今仍有些学者认为“身毒道”、“进桑麇泠道”、“茶马古道”、“剑南道”、“大秦道”、“西蜀经吐蕃通天竺道”等组合成“南方丝绸之路”，这样就造成了二者在概念、范围上的混淆，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所长木霁弘教授认为二者虽有一定的交叉共性，但因“南方丝绸之路”只是一种文本考证意义上的线路，它的现实性成分较少，其对商业、文化贡献缺乏确定性，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南方丝绸之路”是与“北方丝绸之路”相比而言，不能概括西南特有的路途和自身的商品载体，“丝绸”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云南同外在商品交易的主体，茶马古道传输着茶文化，茶至今仍是世界第一饮料，可以认定云南和四川南部都是茶的原生地和原产地。另外张骞推测的“身毒道”也只是商道，而不是丝绸路，而茶马古道是一条活生生的道路，至今仍在运转，而于史实也斑斑可考。用“茶马古道”命名，并统摄历史上当时大西南的对外的商品交易道路更符合该地区历史与现实的情况。

　　丽江学者夫巴认为茶马古道与云南茶叶生产的历史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茶马古道起源地应该是云南南部，即今思茅和西双版纳一带。从思茅到西藏即滇藏通道，从西藏又通到印度的加尔各答，这是茶马古道的主要线路，其中有一条从四川雅安到芒康或昌都的线路即川藏线，称为北路，但最后与滇藏线重合。在这个广大的地区和漫长征途中，又有无数的支路岔道，但并不改变滇藏线这个主干线。滇川线和滇湘线与茶没有关系;至于到越南、缅甸的茶路，那是近现代的事情，与“古道”扯不上;从历史上看，中央王朝大规模开发云南是在明代以后，秦代的“五尺道”与汉代的“蜀身毒道”都是由当时的政治中心向云南或经过云南通向外国的通道，它基本上没有通过茶产地，故也不属于茶马古道。

　　二、文化线路之争：滇川藏为主，还是泛化的多省区、国际线路?

　　茶马古道的遗产特点属于文化线路遗产，由此也引起了文化线路之争。因当初云南大学的六位学者基于滇川藏三省区交汇区域考察而提出此学术概念，茶马古道的范围也主要涉及这三个省区，但因这一文化线路历史悠久、区域文化复杂、民族交往频繁、加上西南与国内西部、中部、东南部乃至东南亚、南亚在政治、经济、文化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形成了界定茶马古道文化线路及范围的复杂性。

　　今年6月的“普洱共识”中涉及到了滇、川、藏、青、甘、黔6省区，基本上是原来滇川藏三省区向周边省区的沿伸，而一些未列入其中的一些省份学者提出了理由，西北大学的李刚教授认为茶马古道的形成离不开宏观层面的国家行为因素。他到陕西汉中进行了考察后发现，陕西茶马古道正史资料完整。明代边防建设的重点在西北，所以搞了基本国策“茶马交易”，茶马古道的起源和这一政策有直接的关系。茶马古道开通的标志，既不是茶，也不是马，而是政府的茶马交易事务主管机构的设立，茶马司就是茶马古道开通的基本标志。明代洪武4年，即公元1371年，在陕甘设立了秦州茶马司、河州茶马司、洮州茶马司，标志陕甘茶马古道开通;到洪武26年，即公元1393年，开通了四川的黎州茶马司(在今汉源县)和雅安茶马司，标志着康藏茶马古道(即一般人称的川藏茶马古道)的开通。

　　李刚教授据理力争的背后也有当地政府的背景因素。陕西省于今年4月16日把紫阳县向阳镇瓦房殿命名为“中国第一条茶马古道起点”。

　　木霁弘教授对此也提出了自己不同看法，他认为在研究茶马古道时，不要只看正史，而忽视茶马古道的民间性。他强调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某时、某地、某个政府行为，要超越地方利益层面，如整个大西南与东南亚，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因而在自然地理与文化上形成血亲性。而茶马古道更是联结两者的大动脉。茶马古道文化的发展，是许多民族多元文化不断融合碰撞的过程。茶马古道文化的这一特征是和西南特定的民族文化不断的叠置、流动以及同云南周边国家的民族文化交融息息相关。如果从更宏观层面看，茶马古道运行范围在中国主要包括：滇、藏、川三大区域，外围可延伸到广西、贵州等省;而国外则直接到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进一步还涉及到南亚、西亚、东南亚的另外一些国家。茶马古道甚至与环中国嗜茶线及“中国茶文化圈” 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联系。从云南沿西藏、新疆、内蒙、东北三省，沿海各省皆嗜茶，从而构成了一条巨大的环中国嗜茶线。由于这条“茶”边疆的形成，由此向周边延伸，进而日本、朝鲜、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及东南亚成为“中国茶文化圈”。

　　与会一些学者认为茶马古道线路涵盖范围的泛化，符合当下从单体到区域整合转变世界遗产申报趋势，但由此也带来了诸多隐忧，一是加大了茶马古道文物普查、遗产研究的难度;二是如何促进不同省区之间的协调，改变当下各自为政的窘境;三是茶马古道线路的泛化趋势导致国际化，由国内省际联合申报变为国际联合申报，由此增加了申报的复杂性。

　　三、茶马之争：以茶贸马还是以马运茶?

　　茶马古道是最初作为商贸通道而得以开拓，如果说线路之争是基于茶马古道的“古道”内涵的探讨，“茶马”之争则涉及到茶马古道的运输工具及商贸内容。

　　不少学者认为茶马古道有别于北方丝绸之路的骆驼运输，以丝绸为主的特点，它主要以马匹为主要运输工具，主要贸易内容以茶叶为主。但也有不同观点，李刚教授认为应该是以茶换马。由于当年陕西运茶量太大，主要是用骆驼驮茶，去西部换马。清代陕西茶商马合盛家有300多峰骆驼。四川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院长王川教授说，在川藏线上，主要是用牦牛运输茶叶，不是马，因为牦牛耐寒，而且用结实的牦牛皮包裹茶叶，不仅能避免受潮变质，而且牛皮摔不破。王川同时提出，川西北是茶马古道核心区。

　　北京大学教授陈保亚认为，茶马古道是以人赶马运茶为主要特征，并伴随盐、酒、马、骡、皮毛、药材等商品交换的文化传播之纽带。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研究员周重林认为，茶马古道的核心是茶，不是运输工具。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茶、马兼有运输工具及商品二者属性。云南民族大学字文君教授则认为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内地农业地区和西部边疆游牧业地区之间进行以茶、马为代表性商品的贸易所形成的古代交通线路。马匹既是运输工具，也有商品属性。

　　丽江学者夫巴提出茶马古道的经济内容应该包含两个：一是“以马驮茶”的民间贸易;二是“以茶易马”的官方贸易。

　　四、茶马古道研究范式：宏观理论构建与民族志探微

　　“茶马古道”的提出已近20年， “茶马古道”由学术命题成为实体文化，并在遗产热的推动下，这一文化品牌日益成为争抢的文化资源。无庸讳言，茶马古道的品牌热背后，也不掩虚热、炒作成份。究其深因，除了不同地方、政府的利益、政绩之争外，与茶马古道的深层研究不足也深有关系。从茶马古道研究现状考察，迄今仍未对茶马古道的线路、定义内涵、文化价值、特点作出令人信服的研究，茶马古道研究理论体系仍未形成，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对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品牌的真实性及完整性的认识、保护，遑论开发利用?任何一个学术命题的提出，都需要坚实的理论构建，而这一宏大理论构建离不开长时期的资料积累、田野调查、文本分析。茶马古道宏观层面的理论建构的滞后，以及深入的民族志调查、研究不足成为茶马古道研究的瓶颈。

　　云南省茶马古道研究会副会长张楠认为在21世纪的前10年里，“茶马古道”从一个纯学术概念，发展为一个流行的文化符号，再变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品牌，拉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在普洱茶的“大涨”、“大落”中，学者应认真思考和总结，重新审视“茶马古道”及其文化遗产的价值，在宏观理论研究上应有更深层次的研究与拓展，才能避免这一遗产品牌的虚热及开发的后劲不足。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周重林认为茶马古道的现实意义将随着时代的进步更加凸显，而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价值及影响将体现在诸多领域，包括学术研究、文化品牌、旅游开发、商业贸易以及中国多元一体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格局的形成等等。因此，如何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对中国西部茶马古道遗迹进行全面考察研究，并提出明确的保护措施，构建科学有效的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已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杨福泉博士也强调了茶马古道研究必须要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基于宏观的历史视野，深入到茶马古道沿途的古镇、村落、宗教、民俗，才能有力促进茶马古道研究的深层拓展。他认为只有基于这种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茶马古道的保护与利用才有坚实的基础。他还以丽江为例，阐述了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与开发利用的关系。“现在所有游客都挤在丽江，感觉在丽江已经把纳西族的文化看透了，那是一种误区。游客还没有真正走进去，看到丽江对于整个周边以及在茶马古道沿途的文化辐射。在明代以来，在茶马古道沿途形成了一些很有特点的村落，这些都是丽江纳西族文化对其地区的辐射。所以在茶马古道未来旅游发展模式方面，可以构架一条带着游客寻找纳西文化的线路，这样就可以让游客全方位的感受到丽江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互动，从更深的层次，了解到丽江与茶马古道的深刻联系”。

　　丽江旅游研究所的杨杰宏副教授认为茶马古道作为地方文化而存在的文化遗产，因其独特的地域、民族、宗教、经济等多元文化因素构成了这一文化遗产的共同“文化语言”。地方文化本身的多元性文化，可以为不同族群、地方、国家的人们所共享，而这种文化为这些“他者”所欣赏、接受时，这种文化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族群、地方文化身份。由此，如何通过厚重的民族志“深描”、还原这些蕴涵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文化碎片、社会生活的地方文化，成为深化、提升茶马古道品牌的必由途径，由此民族志成为研究茶马古道文化的重要学术利器。

　　五、保护与开发：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与悖论

　　茶马古道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生态文化、旅游开发等多方面价值，但这些价值仍处于潜在状态，如何在做好茶马古道保护工作的同时，让更多人深入理解茶马古道文化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茶马古道会不会重蹈“保护性破坏”覆辙?这些问题成为与会学者们探讨的主要议题。

　　丽江文化研究会会长杨国清认为研究与开发茶马古道具有极高的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生态产业、清洁能源，以及学术研究，建设和谐社会等现实意义与价值。其中最突出的是：茶马古道沿线集中了中国最美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完全可以开发为世界级黄金旅游线;茶马古道极具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文化线路”的价值，而且国家已经把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列为三个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的项目;茶马古道历史上就通往南亚次大陆、东南亚的通道，推进通向南亚、东南亚的大通道和桥头堡建设是滇川藏边区域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落实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际工程。继承和弘扬茶马古道沿线各民族团结和谐相处的传统，对于建设和谐稳定的边疆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针对当下国内申报遗产成功后带来了开发热、旅游热，由此导致遗产商品化、表演化趋势，不少学者对此也表达了忧虑。丽江古城作为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地，当下喜忧参半的境遇成为茶马古道的前车之鉴。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白庚胜博士说到联合国官员对哈尼族梯田的申遗，和茶马古道的申遗都给予关注，但是，首先必须做好现有遗产的保护。以证明云南人民有文化遗产认识的深度，有管理遗产的能力，有利用遗产的水平。而并不是在利字当头的情况下，进行无限度的开发，并造成巨大的破坏。白庚胜说：“有些地方建了很多宾馆，很多停车场，很多收费站。国内外的专家在进行考察的时候，对这种利用优先，保护在后，对以功利为目的的申遗工作，提出了一定的质疑。我们的有些思路，和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相去甚远。但我们既然加入了这个公约，那我们的一言一行就要遵守这个公约的责任、义务。”

　　木霁弘也对此表示了忧虑，他认为云南境内的茶马古道，由于对茶马古道的研究与保护尚未深入，在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下，茶马古道沿线文物古迹及周边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保存现状不容乐观。茶马古道分布复杂，涉及点、线、面等多方位，首先要摸清哪些是可移动遗产、不可移动遗产以及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开展合理的开发与保护，对茶马古道的旅游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云南将进一步加强茶马古道资源调查，抓紧编制茶马古道保护规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茶马古道整体保护。

　　云南省文物局副局长余剑明对云南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现状与保护作了介绍，云南省已公布与茶马古道有关联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约100处，包括茶马古道上的古镇、古村落、古建筑、古驿道等文化遗存，特别是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以来，专门设立了茶马古道调查研究专题，一大批茶马古道的新文物点被认定和登记，进一步摸清了云南茶马古道的走向、路线、分布和文化遗存等情况，为加强云南茶马古道的保护奠定了基础。

　　遗产保护是一项极为复杂、艰难的系统工程，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也没有一个可以照搬照抄的模式，尤其是现代化带来的城市化、工业化、国际一体化趋势之下，遗产保护更成为一个国际性普遍难题。有些学者认为保护遗产不能单纯从静态角度来考虑，遗产作为历史传统，在现代性进程中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并非是一味的对立与冲突，二者如何结合，是当下遗产保护的最大难题，需要国际、国家、政府、学者、民间的通力合作，而非各自为政。

　　原澳大利亚孔子学院院长席格伦博士、美国西雅图大学Eveline博士、日本学者细川裕子、韩国高丽大学金文朝博士、韩国釜庆大学芮东根教授、博士也介绍了各自国家对遗产保护的经验，对茶马古道的研究与保护也提出了诸多中肯意见，强调要加强茶马古道保护国际间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文化线路遗产保护的成功经验与先进模式，提高茶马古道国际知名度和保护水平。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