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关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也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文化繁荣发展备受关注的今天，我国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何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的实施有哪些重要意义?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

　　抢救文化遗产对文化全面发展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文化发展受到国家高度关注，您认为我国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

　　朝戈金：在人类知识谱系中，包含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一直都很偏重于上层的、精英的、官方的文化，而对于民间文化则往往出于偏见而轻视之，认为其简单、粗鄙、不够高雅，如重作家文学而轻民间文学，重帝王宫殿陵寝而轻民居，等等。实际上，精英文化只是人类文化版图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遗留在乡野和偏远地区，遗留在城市的文人集团之外，这两部分文化同等重要，我们不该厚此薄彼。

　　为此，我们需要调整好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文化关系，各民族只有共同繁荣发展，精神文化才能够丰富。当今随着社会发展，传统文化不断受到冲击，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性在逐渐消失，我们作为民族文学研究的工作者，必须增强自身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为文化发展作出贡献。

　　有关文化建设，近些年中央一直强调要立足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树立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脉相承。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恪守和传承自己伟大文化传统的同时，还要能够走出国门，与世界文化进行对话交流，加强其他民族对我国文化传统的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提升民族文学研究水平对文化的繁荣发展有哪些意义?请您谈一谈民族文学应该如何促进文化的发展。

　　朝戈金：文化的繁荣发展既包括一个国家文化建设的策略和设计，也包括一些更学术的、专业性的思考，如一个民族的文化如何通过继承、弘扬、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生命活力的能量来源。先哲曾说，一个民族无论大小，都会在某些方面优于其他民族，这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基础，也是对人类社会的贡献。虽然一些以伟大文明为代表的民族，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过很多重要贡献，但是一些比较小的民族也同样会有这样那样的贡献。以蒙古音乐为例，它为人类音乐史奉献了一些很独特的东西，如长调和呼麦等是对人类声乐艺术的一种丰富，马头琴等是对器乐的一种丰富。

　　我们国家对文化的重视为民族文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传统的生计方式和文化正在我们面前迅速消失，到处都是钢筋水泥的“森林”，都市人的精神面貌也在日渐一日与传统疏离。因此，抓住机会抢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乃至弘扬文化的多样性，变得尤为重要。

　　当前，民族文学研究面临机遇和挑战，学科历史短、研究人员少，而文学现象存在的历史长，遗产丰富，有很多堪称伟大的遗产还缺少研究，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因此乐观些说，只要认真和努力，比较容易作出成绩;而且学科历史短、束缚少、遗产厚重、知名度高，也较为容易与国际学界进行对话。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全局性工作，其中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作为全局中的一个部分，长期以来，也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互动中共同发展的，这个学科的兴衰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整个局面。当前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的最好时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民间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必定会获得大发展。

　　创新工程是对原有运作机制的补充和超越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院创新工程实施后，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民族文学学科的发展?

　　朝戈金：长期以来，我国在文化学术机构中所形成的管理体制机制，对于保持队伍稳定和促进学术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进步，一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成为阻碍科学和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之一。

　　创新工程就是要通过采用先进的管理和运作理念，提供各种机会、各种可能性和多种支持方式，保证一些在原有体制下无法完成的重要工作在新的体制下可以顺利实施，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对现有运作机制的一种补充和超越，我觉得这就是创新工程的核心意涵。

　　民族文学研究所人手少、事情多，还要完成国家交办的任务，再加上很多民间的东西消失快，精通传统文化的老艺人越来越少，因此要想推动创新工程的顺利实施，我们必须根据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使命来安排工作，要把事情分出轻重缓急，确立优先事项，这就需要部分人在学术方向、个人爱好和兴趣等方面作一些调整和牺牲。“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音影图文档案库”作为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创新工程项目，其采集传统资料的技术手段将是过去所难以比拟的，而且会随着逐渐的成熟和高水准的经营，成为专业的学术资源库，会为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专业人员的学术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

　　从民族文学学科角度看，由于其本身具有比较深厚的国际化传统，比如蒙古学、突厥学等，历史都较悠久，诸多有国际影响的大师为其垫高了学术门槛，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比较高的起点和国际化的交流平台。我希望借着这次创新工程，能够进一步提升本学科的水平、机构的知名度和学者的层次，最终把这门学科带到国际前沿的平台上去。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您有哪些看法?

　　朝戈金：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不是一句空话，需要做很多扎实、高质量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不是封闭的，而是应对一个民族精神境界的提升、情操和道德水准的提升、人文素养的综合提升发挥重要作用，这也应当是繁荣的指标特征之一。第二，繁荣不是在各类媒体上高调炒作，造成热闹的局面，而是要有真正的大师、杰出的思想家，要能够对人类未来发展道路、人类存在方式和意义、人类彼此相处方式和与自然相处方式等重大问题给出高水平的回答，这是繁荣的另一个指标。

　　历史上的“百家争鸣”时期可以算作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时期。那时思想领域开放、活跃，许多思想家在自然、社会、哲学等方面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给人类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读到他们的思想时，依然为其深度和力量击节称赏。所以说，如果我们能从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当代发展中总结、归纳、提炼出最优秀的思想，使它们成为人类共同的遗产，奉献给人类的精神家园，就是为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到那时就可以说我们身处于一个伟大繁荣的时期。

　　当然，伟大思想的产生与很多因素相关，既需要漫长的积累，也受文化传承、制度设计、综合环境等的影响，其中制度设计为杰出人才潜能和天分的最好发挥提供了充分保障，这也是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意义所在。

　　“走转改”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方针

　　《中国社会科学报》：深入基层、深入实践，对科研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民族文学研究所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朝戈金：要想对哲学社会科学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一定要有很多触角和根须深入到民间的土壤中，如果不去接触实际生活、不了解民众，很多讨论就会没有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也将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因此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参加实践对学科的发展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民族文学研究所在科研管理上所设置的制度与近期倡导的“走转改”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一直强调深入实际，强调搜集第一手资料，强调培养脚踏实地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体会民众的思想感情。所以，对于我所来说，“走转改”不是一个外在的任务，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工作方针，也是我们进行研究的最基本要求。

　　90年代初期，民族文学研究所提出四梁八柱的发展方向，其中的四梁之一就是建设田野研究基地。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民族文学研究所在西部地区设置的基地已经有十个，我们多年坚持派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深入新疆、贵州、四川、青海、内蒙古等地进行深入调研，以便真正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了解当地民众的需求，为我们进行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材料。通过长期深入民间做田野工作，大部分科研人员对老百姓的思想情感有了切身的体会和理解，形成了脚踏实地的作风和从第一线搜集第一手资料的良好学风。

　　民众的知识也是伟大的宝藏，我们要继续鼓励年轻人虚心向民众学习，放低身段，仰视民众，充分估量和评价民众的思想智慧和文化艺术上的高度，为推动创新工程的顺利实施、为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2012年03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