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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8月，李星华(右一)一行赴大理采风，临行前于北京站留影。

　　李大钊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7年，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抓捕，随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他16岁的女儿李星华。李大钊就义后，李星华和母亲被迫回到河北乐亭乡下，多年后才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返京。此后，李星华到延安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解放后，特别是从1956年起，她开始从事民间文学工作，她在大理采风数月后出版的《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被誉为白族民间文艺研究的扛鼎之作。笔者拜访了当年陪同她一起采风的白族学者杨亮才，追忆了李星华的白乡行。

　　问：杨老师，您作为李星华赴大理从事白族民间文艺调研的见证人和参与者，能介绍一些相关情况吗?

　　杨亮才：一晃那都是55年前的事了。记得在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的秋天，我当时22岁，刚从故乡洱源县凤羽乡抽调到县委文教科工作，是个通晓一些白族风物且热爱白族民间文学的年轻人。县委领导安排我陪同从北京来的几位民间文学专家到白族风情浓郁的洱源西山采风和调研。我事先并不知道此次从北京来采风的专家中，就有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

　　此次采风和调研的部分成果很快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大理白族地区和白族人民生产生活为题材、影响巨大的电影《五朵金花》，能够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影片，在短短数月内拍摄并制作完成，也与此次调研成果直接相关。

　　问：上世纪50年代的滇西大山中，交通、通信及食宿等极其不便，你们选取洱源西山等地作为采风点，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那么收获如何呢?

　　杨亮才：此次大理之行，使李星华和她的同事们受益匪浅。李星华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到大理地区采集民间文艺、抢救白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第一人。她开了大理白族民间文艺抢救的先河。那时没有录音机，她只能用笔一个字一个字记录，有段时间李星华住在洱源一个废弃的仓库里，白天出去采录，晚上进行整理，生怕因过夜而有半点遗漏或耽搁。她尽可能地做到忠实记录，将动人的白族民间故事用文字传承下来。

　　我带他们到过许多地方，其中最为艰苦难行的是洱源西山。当时不通公路，我们不仅要负重翻越数十座海拔两三千米的高山峡谷，还要克服疾病困扰、猛兽虫蛇袭击及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威胁。我们与山里的白族同胞吃住在一起，采访了数百人，走访了数十户人家，记下了数十万字的采访笔记。短短3个月，就收集整理了3部长诗和数百首短诗，还记录了5000余首“西山调”。其中的一首“西山调”《我家住在西山区》，曾以直白通俗的歌词、优美豪迈的曲调唱响全国。

　　问：您调到北京工作后，和李星华一起对大理调研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出版，这些工作的社会影响和作用如何呢?

　　杨亮才：那次调研回来后，李星华很快将调研成果编成《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不仅在国内一版再版，1980年还被君岛久子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一般情况下，日本出版的外国民间故事都是从一本集子中选译其中一部分，完整地翻译出版中国的民间故事集，在日本是第一次。直至今日，《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

　　周恩来总理生前曾经赞扬电影《五朵金花》展现了大理“美好的地方、美好的民族、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人”。像这样好的文艺作品，是艺术家们从民间搜集整理来的。《五朵金花》电影主创团队根据那次调研成果和线索，很快找到了成功的捷径。

　　问：您和李星华在民族民间文艺界有很高的声望，也有人关注你们之间的友谊。

　　杨亮才：1957年我背着一大包自己搜集的白族民歌，从遥远的祖国边疆来到首都北京时，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贾芝先生和李星华夫妇。他们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此后许多年，我一直在贾芝先生的领导下工作。

　　“近看像个要饭的，仔细一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不知是谁给贾芝先生编了这首顺口溜。在一次聚会上，贾芝先生当众朗读，有板有眼，十分得意，看来他对这顺口溜是认同的，至少不反感。这顺口溜的作者也真会编，看似贬，实为褒，意思是说贾芝先生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其实，这也是李星华与贾芝两人生活的写照。

　　我们共同的朋友圈子中有担任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冯元蔚(曾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和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冯骥才，也有不少与我们一样过普通人生活的，大家都比较朴实，也很充实，愿意脚踏实地地做些实在事。我们之间的友谊与我们是哪个民族没什么关系，这是跨越民族和区域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