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96期6版“独家报道”文章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朝克是鄂温克族。他的爷爷是鄂温克人、外公是汉族人、奶奶和外婆是蒙古人。由于从小生活在一个多语种的环境,他会说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蒙古语、达斡尔语、汉语、赫哲语、满语等多种语言。
作为一名鄂温克族学者,他对“三少民族”的研究、对“三少民族”的发展现状和未来极其关注,并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成就。5月24日,记者带着“三少民族”地区发展环境变换、语言和文化传承及“三少民族”如何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对朝克先生进行了专访。
环境影响“三少民族”
《中国社会科学报》:毁林复耕、开荒造地、破坏环境,是世界各国在发展道路中遇到的共同难题。我国的“三少民族”地区也不例外。您认为,日趋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对“三少民族”社会及文化的发展会产生哪些影响?
朝克:对于“三少民族”地区来说,环境破坏最早可以上溯至二战时期。当时,一部分到兴安岭寻找金矿的俄罗斯人和内地人曾大面积烧毁森林。到了上世纪50年代,内地人口大批迁徙到呼伦贝尔开荒造田,致使森林遭到破坏。当时,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思想的驱使下,当地的森林植被再次遭受灭顶之灾。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国务院对森林砍伐制定了严格的规章条款,使曾经依靠砍伐为生的林业工人退出砍伐业。目前,森林及草原都已分包到户,受到保护,森林覆盖率逐步得到恢复。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环境的改变对“三少民族”地区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朝克: “三少民族”是靠自然生存的民族,环境的破坏给他们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比如,他们放牧的牛马需要吃草,他们牧养的驯鹿要吃苔藓,他们狩猎的森林要有猎物,如果这些东西消失或者减少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就会面临困境,传统经济会遭到致命性的破坏。要对这种靠自然条件经营的经济进行调整,重中之重就是转变他们依靠自然生产生活的传统认识。另外,森林及草原的自我恢复能力是有限的,要使森林及草原恢复到以前的状态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方面,国家作了诸多努力。比如,国家将森林、草原承包到人,使得森林及草原资源的保护工作落实到人,有明显的成效。
“三少民族”语言濒危有多种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报》:“三少民族”的很多人都不会说本民族的语言。民族语言正呈现濒危的困境,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朝克: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传承濒危是非常危险的。这不仅是东北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存在的问题,整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化都面临着失传的可能。这种语言现象是世界大格局及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结果,与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需求息息相关。
第一,从全球范围来看,以美欧为核心的西方国家的尖端技术及产品行销全球,手机、电脑、电视普及,英语随着各种文化产品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而成为最为全球性的语言。这种现象自然而然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
第二,从国内来看,汉语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有较大冲击。学汉语成为少数民族求发展、谋未来的必然选择。
第三,“三少民族”语言均是“有语言,无文字”,这成为其自身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
文化转型是自身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于社会的发展、环境的变迁,“三少民族”文化面临保护和传承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一挑战?
朝克:像语言一样,少数民族的文化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比如敖鲁古雅的文化,是我国独一无二的“在森林地带自然牧养驯鹿产业的文化”。这里虽然只有240多人,却担负着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任。但是随着森林不断地被分割、被承包,他们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地畅游于神秘的森林文化环境之中。
“三少民族”穿用兽皮做的衣服,有人觉得这样才是保护民族文化。但是,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却认为,穿这样的衣服就是在用杀害生命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审美。这就是现代观念和传统文化的冲突。
那么,应该如何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以发展我们今天的文明呢?我觉得重要的一条就是保护传统文化,从历史传统中汲取有营养的、积极的、优秀的部分。
融入现代化是历史必然
《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于历史、环境等种种原因,“三少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也存在诸多障碍。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朝克: 1999年11月份我在菲律宾参加欧亚青年代表大会,当时有人问过,中国少数民族该不该走现代化道路?通过参加会议和我自己的走访调查,我认为“三少民族”必须走现代化道路。
就像人的成长一样,从出生之日起便一定会有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及老年时代。人类历史也是如此,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和族群来说,都有这样一个过程。不可能去走回头路。
现代化建设给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确实带来一些冲击,这是不可避免的。但用何种态度看待这个事情,怎样在融入当今科技文明的同时也不失去自己的文化,这很重要。
发展中带来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很痛苦的,但还是哭喊着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人类对新生事物的适应和接受也是这样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从现代文明中寻找自己的基点,定位自己的文化因素,从而如鱼得水地在当今文明中获得生存和发展,是“三少民族”谋求发展的必经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三少民族”很大一部分人走出自己过去的狩猎、畜牧生活后,国家给分了地、分了种子,但是他们很多人不会种地,而是将地租给他人耕种,很大一部分人一直在靠低保维持生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朝克:这是发展中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他们现在这样,就认为他们的未来也是这样。因为没有别的产业,不能狩猎,某种程度上部分人经营的牧场也不是很理想。这种租赁自己可以受惠,别人也可以受惠。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某些人始终不是以当代人的积极心态来面对生活,这在每个民族、每个族群都存在。但也有积极投入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积极的人,他们能把牧场经营得非常好。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社会发展的主流,不能因为看到一个流浪汉,就认为这个社会全是流浪汉。在“三少民族”地区,有很多事业发展得很好的典型,他们与内地企业家的财富不相上下。这些都是积极融入现代化进程中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采访时,记者发现猎民们有这样的情绪,他们认为禁猎后,森林资源被破坏的情况和野生动物数量减少的情况没有好转;而因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猎民目前的收入也不能满足生活之需。国家投入巨大财力保留我国境内这支唯一放养驯鹿的民族,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朝克:敖鲁古雅的养鹿人不能称为“使鹿部落”,应该是山林中自然牧养驯鹿的人群,“使鹿部落”是政府为发展旅游业打出的广告名称。但是从严谨的学术角度来说,已经不能称为部落。这是全国山林中唯一一个放养驯鹿的人群。在北欧,萨米人就是跨过整个欧洲放养驯鹿的。
为什么要保留这样一个族群?一是为了发展当地旅游,另外也是为了保护国家唯一的放养驯鹿的文化产业,否则敖鲁古雅的鄂温克就渐渐地从北极圈驯鹿文化中脱轨了。
敖鲁古雅猎民们有情绪是必然的。我们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也曾议过这个问题。例如,按照常理,政府应该给他们发放保护自己和鹿群的枪支。我们从“两会”的角度也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问题的根本不在这里。一些问题是制度造成的,一些问题是自然环境造成的,而有些则是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生活习惯造成的。综合上述原因才能得到问题合理的解决办法。
用枪防身、保护驯鹿可以,但是也不能以此为名获得枪支,然后去打猎,这也是不允许的。至于动物数量减少了,可能跟早期相比是这个情况,但从近几年来看,动物数量还是增加的。驯鹿和人遭受野兽袭击,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情况。(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唐红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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