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语言的消亡不亚于一个物种的灭亡,满族作为我国56个民族中的一员,现有人口已超过1000万,然而会说满语者不足百人,懂得满文的更少得可怜,全国也不过20人左右。 满语、满文在清朝具有特殊的地位,被称为“国语”、“国书”。在清代前期,对满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过极大的用。
形成的历史背景
满族的先人是女真人。女真人起初并没有自己的文字,金建国后,公文曾经使用过契丹字。公元十二世纪初,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创制了 女真大字。它以契丹大字和汉字为基础,加、减或变化其笔画而制成。现今存世的绝大部分女真文字资料都是用女真大字所书写的。公元1138年,金熙宗又颁布改造后的新字,称为“女真小字”,并将女真文字作为金国的官方文字使用。
但在金统治中原的百余年间,女真字应用者实际上仅限于统治阶层,蒙古灭金以后,进入中原的女真人逐渐汉化,大都改操汉语,依然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仍用女真文,并持续使用到明朝正统年间,以后逐渐消失。女真字由此成为无人可识的“密码”。
元明时期,女真人一度使用蒙古文。努尔哈赤时代,女真人讲女真语,却使用蒙古文字,语言和文字二者间的差异,成为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桎梏。
用雏形满文记录的《满文老档》
原藏于沈阳故宫崇谟阁的《满文老档》是在满文刚刚形成过程中,第一次用雏形的满文记录的史书。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女真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与明朝和蒙古各部的联系日趋频繁。仍借用蒙古文字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创制满文提到了工作日程上。
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欲以蒙古字编成国书”,命令精通语言文字的官员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满文。额尔德尼和噶盖推辞说:“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 ”努尔哈赤说:“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 蒙古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 ”见二人仍然面有难色,不得要领,努尔哈赤接着又说:“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阿玛,父亲)?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额默,母亲)?吾意决矣,尔等斌写,可也。 ”
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奉命在蒙古文的基础上,遵照努尔哈赤创制满文的基本原则,即参照蒙古字母,协合满族语音,创制了无圈点的满文,史称“老满文”。
新满文用10年才完成推广使用
老满文诞生后,完全借用蒙古文记录,存在诸多弊病,有时候写一个词,有几种读法,因读法不同,词义也截然不同,遇到人名、 地名,困难更大。
于是,达海奉命改革老满文,老满文的改革时间是满族史研究中的疑案之一,史载有四个时间:天聪六年(公元1632)正月、天聪六年三月、天聪三年、天命年间。史载不一,莫衷一是。
天聪六年,皇太极命令达海等将满文加以圈点,以做区别。达海遵旨改造满文,经过改造的满文臻于完善,通常被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
改进后的新满文,其推广使用也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是在女真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和指导下完成的。从现存的满文档案看,新满文使用初期,存在新老满文兼用的情况。截至崇德末年,在公文档案中才完全用新满文书写。新满文的推广使用,足足用了十余年的时间,至崇德末年才基本完成。
满文的字母体系和拼写方法
满文是拼音文字,共有32种字体,依笔画的特征命名,如缨络篆、龙书等。满文自左而右直写,有6个元音字母,24个辅音字母,10个专门拼写外来音的字母。基本笔画有:字头、字牙、字圈、字点、字尾两种不同方向的撇和连接字母的竖线等。标明句读的符号有∨和。前者相当于逗号,后者相当于句号。字母出现在不同位置上,字形往往不同。有单用 (即不和其他字母相拼)、词首、词中音节首、词中音节末 、词末等几种字形。满文在清代作为“国书”在文牍中与汉文并用。
满文字头之说略
满文假蒙古字为十二字头,前既言之矣。其文字在今日,是否尚有存在之价值,颇属疑问。清代敕诰,以汉满二文对写,但习满文者,固甚寥寥。即宗室觉罗、八旗子弟,亦多以娴习汉文为事。顺治中,虽曾禁止宗学学生习汉文(详见第二十章第八四节),然汉满同化之结果,恐亦未能因此而少刹。近日汉满人种,罕有区别,清文亦几同专门之业。数十年后,或将渐次泯灭,亦未可知。盖以汉字之势力,近时尚有主张革命者,况清文之字母繁多,组织不备,字体书写,颇觉不便者乎?惟其于历史上所遗留之价值,则又不可不知者也。兹特将十二字头略为解释之,以与汉音、西文,及注音字母相对照焉。
第一字头,共一百三十一字,为后十一字头之字母韵母,最为重要。兹特依次列表如下:
[附言]
上表汉字概从满音,庶读时不致有蜚音之误。至罗马字拼音,及国语注音字母,概从《国音字典》;而满字参考,则取诸舞格《清文启蒙》。诸书或有讹误者,并以所知改正之,阅者谅焉!
第二字头系轻唇缩舌音。读法:只将第一字头 等每个字下,加一衣字 ,紧紧合念,切成一韵,即得其音。譬如: 合为 ,应读如爱;即阿衣之切音也。又如:
合为 ,读如诺衣切。余均类此。
第三字头系滚舌嘟噜尔音。读法:只将每个字头下,添一嘟噜尔,紧紧连念,即是。例如: 应读如阿尔。其音与德文之十八字母( )极相似。余俱类此。
第四乃至第十二字头均系于第一字头每个字下,另加一字,合切成音。与第二第三相同。兹为读者便利,简单表之如下:
案十二字头,惟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十,是单音,可以协切取用。余者系双音重复,俱不入韵.然造始之时,不过取蒙古字头而加以别裁,要皆以音切为主,以求与用语相合,与汉文六书不同。故左行拼音,无宁谓为近似亚西诸国之文字已。(满蒙字源,与朝鲜日本文极相类。在东亚言语学亦可以同列一系也。)
满文的发展
满文从创制时起,就被清政府迅速推广应用。从满族入关前档册的记载,到入关后清初的公文,俱用满文缮写。“清初公文,例用满、蒙、汉三种文字。一般旗营中又多用满、汉两种文字的公文,满、汉两种文字中最初又以满文为主。”⑦ 满文除用来书写行政方面的公文以外,许多教满文的先生,还经常用满语为大家说书,说的内容有《三国演义》、《封神演义》、 《西游记》等。此外,春节写对联也用满文。
满族入关后,为大力推广和使用满语满文,清政府先后设立了各种官学、义学,教习满语满文,同时也兼学别的学科。如宗人府下设左右翼宗学和八旗觉罗学,教宗学学生和八旗觉罗学生。内务府下设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长房官学,教上三旗官学生和太监,还有八旗官学、每旗设一学,教八旗子弟。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是北京和驻防地区所设的八旗官学、义学。
一般满族地区也都设有官学。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凉州、庄浪、热河满洲兵移驻伊犁后,八旗各设官学一所。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又建立满、汉、蒙古官学一所,教学有“国语十二字头”等项。锡伯族人移驻新疆,“自三十四年(1769年)领队大臣伊(勒图)振兴教养,各设官学于佐领中,其教习课读之规,尚与满营埒耳”。⑧黑龙江官学是由萨布素建议于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先设于墨尔根的。后来,齐齐哈尔、黑龙江(此指黑龙江城,即爱辉)都设有官学。官学的学生,由每一佐领下选送一人,主要是学习满文。⑨ 在满族民间,还有各种私塾教育,教习满语文。而且有各种满文读本。如在辽宁省风城满族自治县(现已改为县级市)白旗乡黄旗村,曾搜集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编写的满文与汉文日常生活对话的书稿。在岫岩满族自治县曹氏家族中,也发现珍藏的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教育子弟的教科书。⑩满文经努尔哈赤时代的创制,到皇太极时期的改革,再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普遍推广,到了乾隆时期,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
由于满族入关后,在汉族社会的先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加之满族人积极地学习,借鉴,满语文吸收了大量的音译汉语借词,大大丰富了自身的词汇,从而推动了满语文的发展。
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满文的字体又有了新发展。受乾隆帝之命,傅恒仿汉文之篆字,制成满文篆字,凡32种,分别是:玉箸篆、奇 子篆、大篆、小篆、上方大篆、填书篆、倒薤篆、穗书篆、龙爪篆、碧落篆、垂云篆、垂露篆、转宿篆、芝英篆、柳叶篆、鸟迹篆、雕虫篆、麟书篆、鸾风篆、龙书篆、剪刀篆、龟书篆、鹄头篆、鸟书篆、科斗篆、缨络篆、悬针篆、飞白篆、殳篆、金错篆、刻符篆、钟鼎篆。
满文在清朝被定为“国书”,备受重视,特别是雍、乾二帝,非常注意满文的规范化,文书中偶然出现笔误等小错,也不放过,必在朱批中给以申斥或矫正。这是满文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主要标志为:满文书写的规范化:满文的普遍使用;形成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刊刻发行了大量的书籍。
满文的废弃
满族入主中原时,人口不足40万,与人口将近一亿的汉族相比,实在太少了。所以在在语言交际环境上,即使作为“国语”来推广,满语满文也处于汉语及汉字的包围之中。随着满汉交际的增加,许多满族人早就学会了汉语并开始使用汉字。即便是康熙、乾隆等皇帝也不例外,为了表示对汉族文化的尊重和对汉人采取的“怀策政策”,康熙、乾隆巡视各地时到处题诗赐字,所写的均是汉字。因此,从嘉庆开始,满语及满文便逐渐开始衰落了。汉语汉字取代满语满文甚至成为满族皇室及达官贵人之间的交际工具。同治以后,随着满语满文的逐渐衰落,满语逐渐地失去了行政上的重要应用,连公文和奏对也被汉文、汉语所取代。到了清末,满语在全国范围内已基本废弃,但在许多旧日满洲驻防的聚居点上,还依然与汉语混合应用或并用。
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达268年的清王朝,由于当时历史局限造成的民族偏见,满语满文一度从历史上“消失”了,无人使用也无人提及。新中国成立后满族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在各方面都享受到平等待遇。从五十年代开始,国家对各类满文档案、典籍、实录、圣训、玉牒和题本进行整理。并于1961年起,在中央民族学院开设了满文专业班。国家重新开始了对“满学”研究的重视。由于历史的原因,满族人口虽然得到迅速增加,但满语及满文的使用在满族中却日见式微。
满文的现状
目前,在1000万满族人口中,会说满语的不足百人,多集中在黑龙江沿岸一带,其中又以年逾古稀的老人居多。以正常生理年龄推论,如果不及时采取抢救性措施,不用十年,满语口语就将随着这些老人的自然死亡在历史上消失。而懂满文者,全国亦不过20人左右,这些人目前分布在北京、沈阳及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
满文记载的历史文献
今辽宁省图书馆即藏有清代用满文篆字刻印的乾隆的《御制盛京赋》。它用满汉文合璧形式,满文、汉文分别用三十二种字体写成。在每种篆字正文之后,均书明此种篆字源流,既有可读性,又具欣赏性。“同一内容的一部书,用两种文字、三十二种字体从头至尾全文书写,且每种文字,每种字体各自成册,共计六十四册,这在满文古籍中独一无二,在汉文古籍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清朝鼎盛时期出版的满文或满汉合璧的著作,涉及哲学、伦理学、宗教、法律、军事、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等各方面,内容极其广泛,其中大多数是把汉文书籍译成满文,用满文撰写的文学作品则不多见。如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时,即命达海等人翻译《大明会典》、 《素书》、 《三略》、《万宝全书》、及《通鉴》、《六韬》、《孟子》等。还选译《辽史》、《金史》、和《元史》中有关“政要”及“行师方略”等部分内容。清世祖顺治入关以后,清政府特设翻书房,对汉文古籍四部之书均有所译。连《诗经》、 《性理精义》等书也译成满文。不过在满族人民中流行最广的还是说部,特别是和素翻译的满文《三国演义》。
康乾时期,满文辞书水平很高,如康熙年间编纂的《大清全书》、《御制清文鉴》,雍正年间的《清文虚字讲约》、《清文启蒙》、《清文汇书》,乾隆年间的《钦定清汉对音字式》、《新旧清语汇书》、《御制增订清文鉴》、《五体清文鉴》、《三合便览》、 《满蒙文鉴》、《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 《御制四体清文鉴》、 《五体字书》等。鉴于佛教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文化对清帝国的影响,乾隆皇帝还组织翻译了佛教经典《大藏经》,并为满文《大藏经》亲撰《清文翻译全藏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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