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十六国时期(304—439)写本

　　1月26日，由文化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共同主办，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承办的“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展览中心开幕。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介绍，现场展出了来自全国23家收藏单位的320余件展品，其中超过半数为孤本，有21部古籍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展品类型包括汉文和20余种民族文字的木简、文书、古籍、舆图、拓片，时间跨度从先秦延续至明清。该展览全面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新疆古籍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系统反映了新疆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多宗教以及历史悠久的鲜明特点。

　　古诗习字残片

　　这些珍贵古籍或是当年从中原辗转流传下来，或是当时西域人学习汉字后写成，千百年后，它们在新疆各地被发现，其文化价值不仅仅在于为中华文化保留了珍贵典籍，弥补了现存遗藏的不足，也充分证明了西域和内地之间自古以来文化交融，联系密切。

　　在“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的丰富展品中，除了珍贵的孤本、各种语言文字的古籍非常引人注目之外，汉文典籍也占据了相当的比重。有的是记录了西域状况的中原王朝正史，像《史记》、《汉书》、《后汉书》、《隋书》、《辽史》、《元史》等，有的是西域出土的、表现汉文化在该地区传播状况的古籍，还有的是西域人士的汉文著作，特别是后二者，更能表现出西域与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在文化上的紧密关系。

　　记载西域状况的 史籍在西域出土

　　《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典籍记录了在先秦以前中原地区与西域的密切联系。但二书的神话色彩浓厚，历史参考价值有限。直到西汉司马迁著《史记》，成为有关西域的最早信史。《史记》记载了西汉王朝通西域的初衷，就是为了联合西域各国共同反击匈奴的残暴掠杀，还记载了出使西域的先行者张骞的考察成果。由于司马迁对有关西域的资料掌握不多，《史记》的记载并不系统。其后不久，西汉王朝在对匈奴的一系列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使者往来频繁，对该地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东汉班固著《汉书·西域传》提供了便利条件，所以《汉书·西域传》成为正史第一部系统记录西域的专传。《传》载，西汉神爵二年(前60年)，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立都护府，以安远侯郑吉为都护，治所设在乌垒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至此，以今新疆为主体的西域地区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

　　《九姓回鹘可汗碑》 拓本

　　德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件吐鲁番出土《史记》残片，系《仲尼弟子列传》残叶，其正面所抄文字为《汉书·张良传》，与日本大谷探险队在该地区得到的《史记》、《汉书》残片可以缀合。《大唐西域记》是唐僧玄奘的西行见闻，也是有关西域的历史地理著作，其唐写本残片也在该地区出土，现藏于吐鲁番地区博物馆。西域的史籍抄本又在西域出土，的确是饶有趣味的现象。

　　出土文献可补史籍之缺失

　　东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三千人出击匈奴，斩杀匈奴重要首领呼衍王，取得了40年来汉王朝在这一地区的重大胜利，解除了匈奴对西域及河西的严重威胁，为该地区赢得了13年的安定局面。如此重大的战役，由于种种原因，记载东汉历史的《后汉书》却没有记载，原树于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县石人子乡，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裴岑纪功碑》则记录了这一史实，虽仅60字左右，却足补史书之缺。

　　《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

　　1965年，在吐鲁番安伽勒克南郊的废弃佛塔下面，当地农民发现一个陶罐内装有《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三国志·魏书·臧洪传》等古籍。其中《孙权传》写本为隶书体，共40行，计有570余字，已于2007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外，新疆地区还出土《三国志》古写本5件，据学者判定，这些写本都早于南朝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本，可以据知《三国志》的最初形态，也可以校订后世刊本的讹误。

　　练习书法的人都知道东汉《曹全碑》，原碑明万历年间出土于陕西。曹全曾任西域戊部司马，率兵征讨弑父自立的疏勒国王和德，大获全胜，这与《后汉书·疏勒传》有出入，所以为史家所重。

　　此外，像唐代的《姜行本纪功碑》、《张怀寂墓志》等，也可与史传相印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吐鲁番的《千字文》

　　《千字文》是南朝梁周兴嗣奉命编成的一种四言韵文，囊括了丰富的天文地理、历史人文的知识，后世多用作童蒙识字课本，是古代最为通行的蒙学教材，至今使用者不乏其人。在近代西北地区出土的文献中，《千字文》写本为数众多。“西域遗珍”展上呈现的写本，出土于吐鲁番的一座唐墓内，存文字18句近70字，偶有错讹，大约是学生习字本，这说明同中原地区一样，《千字文》也是该地区的蒙学教材。

　　《千字文》 麴氏高昌时期(499—640)写本

　　《千字文》前五句还出现在该地区出土的唐代卜天寿抄本《论语·郑氏注》卷后。该抄本卷末有“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可知抄写者的身份和年龄，限于年幼，抄本免不了错字、衍文和脱误，但字体工整有致，可见平常的练习功夫。

　　该地区一件官文书《唐西州典某牒为吕仙怀勾征案》的背后，是儿童的习字杂抄，抄的是三首古诗，其中第二首尚可核实，是隋岑德润的《咏鱼诗》。内容部分一个字抄写多遍，练习写字的意图很明显，想必这位卜天寿同学，也经过这样的练字过程吧。和田出土的唐人临写王羲之《兰亭序》，也是当地人练习书法的证据。

　　卜抄本卷末还附有一首打油诗，曰：今日书写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一个下笔有错字、还净盼着放假的小学生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忍俊不禁。另一件展品——《论语》贾忠礼抄本，拆自墓主的纸靴，已经裂为数十片。类似的文书数量不少。《论语》是重要的汉族文化读本，也是童蒙的必背书。该地区多件《论语》及《论语》郑注写卷，以及《孝经解》残片等的出土，表明汉文化在此地的传播比较兴盛。

　　民间泰山信仰传到了龟兹

　　由中国人士撰造而不是译自印度的佛经，被称为疑经或伪经，总称疑伪经，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在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展品《观世音菩萨劝攘灾经》就是一部8世纪的疑伪经。据研究，该经产生地当在龟兹一带，而经文劝导信众依教修福禳灾，而所称的灾难，是“太山西角颓，须人二万、牛一万头助太山散化”，太山即泰山，是中国民间信仰中人死后的魂归之所，该经的内容表明，起源于中土的民间泰山信仰也流传到了遥远的西域。

　　《观世音菩萨劝攘灾经》一卷8世纪写本

　　“西域遗珍”展中陈列的展品，涉及到的语言有粟特文、突厥文、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察合台蒙古文、汉文等24种文字，汉文文献古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也是所占比重较大的一部分，从官方文书到儿童习字杂抄，涵盖了古代西域各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是西域与中原地区血脉相连的有力证据。

　　名人在西域的印迹：他们的经历是新疆历史一部分

　　本报记者 杜洁芳 　　中国新闻网 2011年02月24日 18:00　来源：中国文化报

　　他们的经历是新疆历史的一部分

　　如果把西域比作一个舞台，几千年来，操不同语言、信不同宗教、持不同习俗的民族在这个舞台上演了无数威武雄壮、浓墨重彩的戏剧，这其中，不乏许多文化名人的身影。他们或因出使，或因贬谪，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印迹，更成为西域与内地关系密切的别样注脚。1月26日至3月31日在国家图书馆展览中心展出的“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上，很多文献就是历代文化名人在西域留下的。

　　班超父子： 经营西域达几十年

　　“西域遗珍”展上展出的《西域风土记》，详细描述了班超之子班勇在西域的所见所闻。

　　《后汉书》记载，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汉书》作者也就是班超的兄长班固，被召入京中任校书郎，一家迁居洛阳。由于家境贫寒，班超替官府抄写文书维持生计，尝投笔而叹：“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到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终于有机会跟随窦固出征西域，攻打匈奴，并屡立战功。凭借智慧和胆量，班超纵横西域各国，为反击匈奴的侵扰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得到了西域人民的信赖和爱戴。到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班超年近七旬，衰老思归，上书和帝请求还乡，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目见中土”。两年后，和帝批准了班超的请求。当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阳，拜为定远侯，一个月后病卒，时年71岁。

　　班勇自幼生活在西域，到班超暮年随父回到洛阳。十多年后又出使西域。他把在西域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西域风土记》。范晔著《后汉书》时把它收入了《西域传》内，使之得以流传。

　　岑参：吟诗话西域

　　此次展览还展出了一份唐代的馆驿文书——《唐天宝十四载(公元754年)交河郡某馆具上载帖马食□历上郡长行坊状》，简称《长行坊马料账》。该文书于1973年出土，其中多次出现 “岑判官”。这位“岑判官”就是唐北庭都护安西北节度判官岑参。

　　岑参身处的盛唐时期是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思想进步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下，不少胸怀抱负的文人都极力想实现自己的理想，由于当时的政治制度特别重视立军功，故投笔从戎成了文人实现其理想的重要渠道之一，而边塞之作就成为他们表达功业与决心的最好载体，因此在盛唐时期边塞诗的创作一度繁荣。但边塞诗人中真正有过边塞军旅生活的人并不多，而岑参却因其两度赴西域从军而积累了丰富的边关生活阅历，从而成就了其不朽的边塞诗名。

　　纪昀：记述乌鲁木齐

　　与其他人相比，纪昀在西域的时间比较短暂，在新疆只生活了两年。回京之后，他将新疆的见闻写成了《乌鲁木齐杂诗》，有的收进了《阅微草堂笔记》。此次展览中，两部著作均有展出。纪昀笔下记述最多的是乌鲁木齐及其附近各处的风情。《乌鲁木齐杂诗》作于纪昀50岁之前，是在从乌鲁木齐释归京城的路上追忆往事而成，共160首。而晚年写成的近四十万言的《阅微草堂笔记》收入了他在乌鲁木齐期间搜集的志怪传闻近百条。虽有无稽之谈之嫌，却也留有对新疆的记载。

　　林则徐：“林公井”至今使用

　　林则徐在新疆为官也是由于贬谪。虽然在伊犁做官只有两年多，但是他在新疆做出的贡献至今仍被当地人推崇。1844年3月，朝廷下令复垦阿齐乌苏废地，林则徐主动表示“情愿认修龙口工程，藉图报效”，于是花4个多月的时间筑成一条水渠。这段渠首工程一直安全使用了123年，为伊犁的近现代农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直到1967年新渠建成后才废弃不用。1845年1月，朝廷命林则徐前往南疆的阿克苏、库车、乌什、和阗等地履勘垦荒，在途经吐鲁番时林则徐发现当地一种挖“卡井”(即坎儿井)的灌溉方法，深感这是“诚不可思议之事”，并认为此法灌溉非常适合当地条件，于是大力倡导，结果迅速扩大了吐鲁番和哈密地区的灌溉面积。卡井虽不是林则徐的发明，但他在100多年前就极力推广卡井，改变了当地农田水利条件，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新疆有些农村至今还把坎儿井称为“林公井”。

　　展览中展出的国图珍藏的《林文忠公尺牍》中，收录了林则徐写给刘建韶的信札8通、写给刘源灏的手札3通，均尚未刊布。这批信札是研究林则徐在新疆生活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