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有一句关于文化自觉的名言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借用后八个字“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恰能说明共同促进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的问题。

　　融通各种形态的民族文化美，为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审美的参照和借鉴。

　　“文化”有时间性和空间性属性。其中，空间存在的差别性就是不同的文化存在、文化活动、文化类型(关系和结构的系统)在同时态中的差别性。所谓有范围的文化，就是一个有空间边界的文化，以文化性质区别于别的空间，而形成为一个“文化体”。不同的文化体都有独自的空间以内的语言、文字、人种、比较稳固的生活方式系统乃至宗教以及山川风物等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特征。可以说，差异性是“文化”诸多重要的本质特征之一。属于精神文化的艺术文化，当然也是这样。不仅中华民族的各种文化艺术与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艺术有差异，就是中华民族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艺术，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门类的文化艺术，都是有差异的。我们提倡承认艺术的差异，尊重多样艺术。但这决不意味着，差异会妨碍彼此的融通乃至融汇。文化艺术的共同属性，不仅使融通和融汇有了可能，还使其成为文化艺术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其共同属性就是，各类文化艺术都是人类通过塑造形象、表达情感进行审美的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以心灵观照世界整体的一种方式。

　　1973年，从事新闻工作也写小说的26岁的林怀民创立了台湾也是华人世界的第一个现代舞团——“云门舞集”。将近40年来，林怀民和“云门舞集”拥有150多个舞蹈作品，不仅造就了舞蹈在台湾的新境界，也由此影响了台湾的剧场艺术、社区意识，乃至音乐、摄影、戏曲等诸多文化范畴的发展。舞团在欧美亚澳等地200多个舞台上，演出超过1500场，以独特的创意、精湛的舞技，获得各地观众与舞评家的热烈赞赏。“云门”是中国最古老的舞蹈，相传存在于黄帝时代，现在“云门”的舞容舞步都已经失传，只留下美丽的舞名。林怀民以“云门”作为现代舞团的名称，在现代舞蹈艺术里融通了文学、京剧、芭蕾、中外古典舞蹈等艺术，以至于太极、书法，还有道、释中的禅与静坐。比如，《行草三部曲》借助电脑把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王羲之的字做成大背景，融入京剧、太极、静坐、武术、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让年轻舞者的肢体与书法所透露出的能量形成呼应，内外并举，心神交汇，力道、留白、虚实流光溢彩，汇聚舞蹈的肢体语言跟书法的哲学、美学意蕴。“云门舞集”所吸纳的中国传统艺术虽有各自艺术形态质的规定性、差异性，但在艺术审美上都以和谐为核心，将形与神、外与内、力与心、虚与实、小与大、少与多、细与粗、收与放、动与静、快与慢、巧与拙、悲与喜、内敛与外露、铺排与简洁、豪放与婉约、华丽与素朴、再现与表现、体验与感悟等包容辩证地融会在一起。舍此之外，“云门舞集”很难以神奇的风貌震惊世界。

　　在大陆，经过52年的发展，到21世纪最初10年，电视剧已经成为标举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现象的一个全新的重要标志，也可以说，成了新时代的一种“国剧”。电视剧集文学、戏剧、电影等各类艺术于一身，构成了广博而深邃的审美时空，以电子技术化的成系统的声像符号为艺术语言，以时、空、声、光为基本造型元素，在摄像机镜头前或在电视荧屏上演剧，用彩色的连续活动的画面激活人以“联觉”或者“通感”为主的心理活动来讲故事，融合再现艺术和表现艺术、叙事艺术和抒情艺术，让观众参与审美，获得美感并快乐地享受美。这也是融通多种艺术审美的结果。

　　北京大学教授朱良志在《曲院风荷——中国艺术论十讲》一书中，用“听香”、“看舞”、“曲径”、“微花”、“枯树”、空山”、“冷月”、“和风”、“慧剑”、“扁舟”等意象题名，讲中国古代艺术和艺术理论之间的关联。该书的“重点不在于对具体的艺术理论进行推演。而是意在打通艺术理论和具体艺术之间的通道”，“打通艺术和人生之间的通道”。中国古代“文论”中包含丰富内容，和中国古代的“曲论”、“画论”、“乐论”以至“建筑理论”相互关联，是从中国古代艺术中孳生的古典艺术理论。

　　融通两岸四地的中华文化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提供精神的引导和支撑。

　　先从一件事情说起。21年前，1988年2月25日，台湾的胡秋原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华杂志〉与陈映真先生》，从中国台湾地区作家陈映真的小说《唐倩的喜剧》的重大意义说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两部书。胡秋原说到的赫胥黎，是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兼博物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1932年，38岁的赫胥黎发表了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用辛辣的讽刺笔法描述了心目中未来的“美丽新世界”。他担心在“新世界”里，没有人再愿意读书，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之中，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我们将毁于自己热爱的东西。31年后的1963年，69岁的赫胥黎告别人间，忧患的初衷不改。陈映真1967年写了《唐倩的喜剧》以后，也早于胡秋原的文章在1983年8月发表了《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诸问题》，在1987年11月又发表了《大众传播和民众传播》，两篇文章都针对台湾社会中出现的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曾经提出过的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杰出的和非凡的批判。

　　赫胥黎身后，世人不会遗忘另一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美国人尼尔·波兹曼。他给世人留下了20多部著作。其中，《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已经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中国大陆文化界也对“娱乐至死”的问题有了极大的关注。波兹曼说：“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波兹曼的焦虑和痛苦是：“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尽管，中国大陆谈论这一问题的时间，距胡秋原的谈论已有16年的时差，距离陈映真的小说和谈论更是相差了二三十年。但是，海峡两岸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文化艺术观念上是相通的。

　　从胡秋原算到我们的学生，整整三代人，三代人都矢志不移地坚守人类文化艺术的精神家园，这其实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两岸同胞同为中华民族后代。台湾大学教授陈昭瑛为其《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一书写自序时说：“如果硬要切断台湾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那分割之处必是血肉模糊的。”在民族的审美心理上，对于什么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美，两岸同胞有着天生融通的共性。这也是多年来两岸文化艺术能在许多艺术门类方面有频繁的交流，能够彼此借鉴、吸收以丰富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年来，正因为在文化艺术各领域和层面上的交往互动取得了积极成果，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才不断增强，影响才不断扩大。

　　融通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美，为在跨文化传播中共享全人类的审美结晶作出贡献。

　　一个民族如果闭关锁国，便失去了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只有对世界开放，这个民族才会生机盎然、兴旺发达。文化艺术也是如此。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全球跨文化传播日益频繁和越来越规模巨大的更加复杂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办?

　　前些年，有一种声音是鼓吹“全世界文化成为一种文化”的“文化全球化”理论。两岸也有呼应的言论见诸各种媒体。还有人主张：“当世界媒介成为一种媒介、世界文化成为一种文化的时候”，“民族性不能成为中国拒绝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借口”。这当然是个极大错觉。世界媒介不会形成为一种媒介，世界文化当然也不会形成为一种文化。不否认，经济全球化及信息革命时代的到来，对各国文化、文学艺术和人文社会科学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重要影响，比如，各国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吸纳，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审视和探讨各国文化的世界视角和尺度变得日益突出和重要，不少文化课题都面临全球性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志士仁人携手合作解决。但是，“全球化”是充满矛盾的复杂过程。在文化领域，它的正确性是有限的，对它必然会产生的负面作用，我们要高度警惕。事实证明，一些人所说的文化艺术也将实现全球一体化是不可能的。全球化的广泛影响，动摇不了民族文化的根基，不可能消除文化的特殊性和个性。

　　承认文化的差异性，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我们拒绝交流。我们既“走出去”，也让别人“走进来”。这些年，我们在世界各地建设“中国文化中心”，建设“孔子学院”，大量举办各种艺术展览和文艺演出活动。同时也坚持融通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艺术美，许多艺术门类都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质的提高，从而更加趋向于完美、和谐，也更加现代化。所有变化，都使我们在跨文化传播中，为世界人民都能够共享全人类的审美结晶作出了贡献。

　　如果能融通各种形态的民族文化艺术美、两岸的中华文化艺术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艺术美，所谓“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