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耀华像

　　林耀华(前右)在恩师吴文藻(前左)生日之时，与师母冰心(前中)、费孝通(后中)、李有义(后右)、陈永龄(后左)在一起。均为资料图片

　　用当前的学术眼光看，林耀华对国内少数民族的研究对其个人而言也是一种“他者文化”研究。后现代学者对“他者”研究充满质疑，但林耀华的作品迄今受到包括当地人在内的学界正面肯定。这是因为他在实地调查中始终抱着平实之心、平等和求实求知的态度，因而能与包括凉山彝族在内的当地少数民族结下深厚情谊。

　　在告别人世前夜，林耀华拉着子女和学生们的手说，凉山彝家的研究成果被世界公认，后辈学者要继续下去，并留下遗嘱要将自己平生积蓄捐赠给凉山彝族教学研究。

　　贵州苗族和川康藏族的研究：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一次重要呈现

　　林耀华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专门研究始于1940年的哈佛博士学位论文《贵州苗民》。当时因条件所限，这部论文主要基于历史文献梳理，亦可谓“历史人类学”一个类别。他围绕着罗绕典等著《黔南职方纪略》，梳理了当时研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中、英、法、德、日、韩6种文字的古今文献，并加以考释论辩。他首先考证了《黔南职方纪略》的成书过程及此书与《黔南识略》、《贵阳府志》的关系，接着研究了《黔南职方纪略》中的苗民部分，详解了苗民姓氏或支系名称的由来，继而按各群体的地理分布、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特征分出了52族群类别，再详细研究各类别的渊源，步步细致稳健。该论文在综合中外文献的基础上，又把贵州苗民分类做成附录，极见精密确当。由于古时“苗蛮”是一个类别名称，其中不仅有今日苗族、侗族、仡佬族和布依族，还有一些彝族支系，因而涉及到中国西南的百越-壮侗、苗蛮-苗瑶、百濮-南亚和氐羌-藏缅等所有少数民族。笔者据此认为林耀华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肇始于1940年的《贵州苗民》。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吴文藻教授入滇执教于云南大学，后到重庆国民政府任职，倡导边政研究。吴先生关于战时治理开发西南边疆，形成各民族统一战线以增强抗战建国实力的主张见用于当局。林耀华于1941年应恩师吴文藻征召，毅然放弃哈佛大学教职，在中国抗战最艰苦时期辗转回国，先任教于云南大学，后出掌成都燕大社会学系，遂凑成其研究川康少数民族的机缘。

　　在1943年调查凉山后，林耀华又多次冒险考察康北白马和川康北界嘉戎藏族。1944年，他在对康北藏族历时两个多月的考察后完成的《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一文，提出了与凉山彝族的父系家支制度截然不同的，以家屋为认同单位，不分世系、辈分和性别，家产单传一人而不分家的继嗣方式。现在看来，这种模式是对包括中国主流社会在内的传统单系宗族概念提出的挑战，也是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一次重要呈现。

　　1945年，林耀华又赴川康北界嘉戎藏族地区调查，发表了《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等论文并集成了《四土嘉戎》书稿。书稿中对藏族婚姻家庭和社会制度等做了系统探讨，其内容当可与《凉山彝家》媲美。可惜的是，《四土嘉戎》一书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交由商务印书馆后因战乱遗失，实乃学界的一大憾事。

　　凉山彝家的研究：树立中国人类学研究少数民族的新典范

　　林耀华1943年对凉山彝族的研究是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代表作。此后5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本人重访凉山3次，委托学生潘蛟重访一次，形成了薪火相传的团队传统。

　　1943年之前，学界对凉山彝族地区关注已久，也有各种报导和记述。种种记述显示，凉山是一片国家法律不能进入之地，里面的彝族头人常常掳掠外人去做奴隶。西方传教士还说那里的彝族是雅利安人后代。这激起了林耀华的探险考察之志。1943年7月，他在中国抗战垦殖社、美国罗氏基金会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联合资助下，对凉山腹地作了87天的调查。调查途中，他曾数度遇险，最终成就了《凉山彝家》这部实地考察报告。《凉山彝家》一书以家族为叙事主线，讲述了凉山彝族的地理环境、社会组织和内部关系，特别是彝族亲属制度、政治经济、语言宗教等文化特点，是当时最为详尽的实地考察报告。林耀华还克服文化障碍，对凉山彝族尤其是其贵族黑彝做了体质测量，证明彝族实属蒙古人种。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曾评价《凉山彝家》：“实将罗罗(彝族旧称——编者注)社会学上之事实完全网罗无遗，据此书则读者对罗罗之民族社会文化等，宛如身临其境，故余推荐其为近年来之佳著也。”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胡先缙在《美国人类学家》上发表长篇评介文章，引起当时国际学界极大反响。

　　新中国成立后，林耀华对凉山彝族的研究一度中断。1975年“文革”后期，林耀华在学校安排下，第二次上凉山考察。“文革”中动荡的凉山社会带给林耀华很多惆怅，但几十年动荡带来的变化仍然使他惊叹。1982年，他加入一些新材料，写成《凉山彝族今昔》一文，强调了凉山彝家的30年间巨变。他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了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性质，也对《凉山彝家》作了一些纠正和补充，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痕迹。

　　1984年5月至6月，林耀华携吴恒、金天明两位教授和4名研究生第三次到凉山，回京后写成《三上凉山——探索凉山彝族现代化中的新课题及展望》一文。他的这篇文章对凉山彝族地区的商品经济大加赞许，同时指出了社会文化变迁可能导致的各种后果，并对凉山彝家的现代化途径提出了5点建议，每条都凝聚了他对凉山彝家的深切关心。

　　1991年，商务印书馆拟重版《凉山彝家》，希望林耀华再增补有关社会文化变迁的新成果。年逾八旬的林耀华委托来自当地的博士生潘蛟前往调查和收集资料，并由潘蛟执笔合作写成《凉山彝家的巨变》一文。该文记述了凉山彝区的解放过程，展示了国家和民族整合、民族界限和矛盾化解等方面的问题，是为林耀华及其学术团队对凉山彝家1956年以来社会发展最为系统深刻的描述和分析。1995年，收录了《凉山彝家》、《凉山彝家的巨变》和鸟居龙藏评论的《凉山彝家的巨变》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延续了凉山彝家长达半个世纪的人类学故事。

　　林耀华研究凉山彝族的成就不仅在于资料翔实、分析精辟，更在于他对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和理论本土化的开创性实践。受先师吴文藻的影响，林耀华在研究中十分注重理论上的中西合璧，实践上的经世致用，学科建设上的团队传承。

　　传统的功能主义要求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他们把特定小社区看成功能相关的统一体，通过了解各部分的功能来理解整个社区部落的整体形貌和意义。林耀华熟谙学科规范和前沿问题，所以能在跨文化比较中看到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他的早期民族志写作一般把家族组织作为社区文化的核心，再把目标文化的不同方面归入不同章节，分别探讨各个文化丛结，最终使整部作品形散而神聚。例如在剖析彝族社会家支组织的功能时，他不仅看到了转房制度在保有家族家支财产上的功能，同时看到这一制度对于消除鳏寡的作用，以及这一制度安排如何支配了彝家的日常行为及社会生活。林耀华所持的社会均衡理论认为，人与人的互动关系无论如何变动，都始终趋向维持一种均衡状态，“像竹竿和橡皮带的架构一样，人际关系的体系处于有恒的平衡状态”，人类的生命无不摇摆于均衡与不均衡的状态之间，而每个个体的变动都在这个体系中发生影响，反之他也受其他个体变动的影响。

　　林耀华研究凉山彝族的一大特点是他处处注意彝汉文化交流现象。例如《凉山彝家》第一章就介绍了彝汉互市、双方文化权势在小凉山的消长。介绍乌角乡时，他更指出乌角地处彝汉文化的交接带，其社会文化前程将取决于彝汉关系调整。这种观点在西部大开发浪潮席卷西部中国的今天，对我们仍有指导和借鉴价值。林耀华笔下的凉山是一个与周边民族有交流往来的联系体而非封闭社区，反映的是学者的使命感和自省观察。

　　林耀华的民族志写作是过程重访式研究的典范。早期民族学人类学强调学者作实地调查要用客观眼光，从而加剧了研究者与目标社区群体的主客体两元对立关系，最终否认了人际互动中的“互主性”。林耀华的《凉山彝家》则呈现了精彩的互主互动。它不加掩饰地记录了作者本人的情感变化，从启程时一波三折的焦虑，途中的担忧恐惧，到见到汉族娃子(奴隶)的心酸和同情，听见彝族想修建小学时的惊喜和作者对彝族人可亲可信的感觉。我们由此看到一个更为完整的凉山：它与汉地有着紧密接触，匪患中的“夷汉勾结为害者更多”，如此等等。

　　林耀华的实践和描述证明了田野考察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不可替代性：它不是简单的资料收集过程，而是调查者接受现实洗礼而改变对目标社区群体刻板印象的过程。正是这种过程，而不是任何抽象理念，能成为任何民族和任何体制相互接触并结合为“多元一体”的依据。林耀华在陌生的“异域”和“他者”面前，没有通过捕捉奇风异俗来确定“自我”，也没有把凉山作为不可转换的“他者”。他用交流实践和对彝族文化主体中的承认、彝族文化互动的叙述从主观上说明四海同心的道理，同时又让人看到文化差异乃自然之理，克服差异的办法不是你死我活，而是相互适应。这正是林耀华凉山彝家研究和民族志写作对今日中国民族现象的启示。

　　云南民族识别：当代民族研究的新篇章

　　1950年至1953年，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重建国家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先后采取了派出中央访问团、进行民族识别、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调查等重大措施。林耀华均是这些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倡导民族平等团结，极大地唤醒了少数民族参与国家政治的自觉意识。加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于1954年召开，所以识别和确定少数民族以体现各民族政治权利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识别刚开始时，各地上报少数民族族称400多个，云南就有260个。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决定委派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家组成调查组进入不同地域，与当地政府和少数民族代表共同协商确定各个少数民族的名称，以便用法律形式维护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

　　林耀华于1954年5月至10月，作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组长深入云南文山、大理、丽江等6个大区，对彝、壮、哈尼、傣等不同族群进行识别调查，最终确定了彝、白、傣、苗等13个民族。由于云南民族历史悠久、支系众多，在民族识别中也遇到了一些具体问题。如彝族和壮族在云南人口众多，分布广泛，支系复杂。林耀华曾经根据语言资料配合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的调查，推断出20多个分属于彝族和壮族的支系单位，但经过多方协调，这些称谓在彝、壮两个民族中各得其所。

　　林耀华基于这些经验撰写了《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向外界介绍了中国的民族识别。1956年，他与费孝通先生合写《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显示出学科领袖的地位和气派。1984年，他根据切身经历和工作实践写成《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一文，从缘由、理论方法、工作进程等方面详细地阐述了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情况。此时的林耀华也指出，有些问题是当时注意到但没有解决，或是因条件所限没有充分认识的，如基诺族就因无文字、无成文历史的复杂情况，在很长时间以来没有被承认为单一民族。而有些更为复杂的族群如克木人、僜人等，这些问题都有待后人的进一步研究。这是林耀华作为前辈学人的经验之谈，他看到了包括民族识别在内的民族工作、民族关系只能与时俱进地不断维护创新和解决问题，而没有一劳永逸的道理。

　　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后期，民族地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发生迅速变化。全国人大少数民族委员会为系统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状况，从1956年开始组织大规模的、以经济社会形态为重心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同时涉及语言、简史、简志、自治地方概况，兼及科学纪录片拍摄和历史文物搜集。林耀华再次主持了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调查组通过细致考察，采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弄清了云南各族的人口分布、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这些资料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主改革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丰富了民族学研究的鲜活事例。林耀华后来与陈永龄、宋蜀华等合写《对我国藏族、维吾尔族和傣族部分地区解放前农奴制的初步研究》和主编《原始社会史》，都基于这些资料。正是基于这些成绩，林耀华在1983年提出在中央民族学院创建新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时，得到了国家民委和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从而形成了当今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重镇。

　　中国的民族识别对国家统一起到了重大作用。但上世纪80年代以后，经历过后现代思想革命的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家开始用他们的理论视角，对中国民族研究做反思性的研究。例如，美国的苗学专家路易莎在2000年基于贵州西江苗寨田野调查出版的《少数民族规则：中国文化政治里的苗族和女性》等。其实，这些学者的研究理论视角与林耀华那代学人帮助政府做民族识别的实践视角完全不同。中国民族学家当年关注的是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治体系里获得主体身份，当前美国年轻人类学家的关注点则是少数民族与政府和市场博弈时表现出的能动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识别对于塑造多民族统一国家和落实少数民族平等权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但如前所述，民族群体既然是能动主体，就会随着时代进程和现实处境不断地向政府和主流社会提出与时俱进的要求。很多人因此要否定中国当年民族识别的正当性，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仍然按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眼光看待中国。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中国当年的民族识别不仅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而且还是对中国历史价值的回归和对中国生态平衡的维护，因而也是保护多元文化和少数民族人权的措施。至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民族关系问题，那正是主流社会需要不断做出反思和进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之处。

　　林耀华一生奉行“把种子埋进土里，即知我思我学故我在;将薪火传之后人，何患人生有涯知无涯”的格言，终生没有离开大学教职，不仅培养了一批批民族学、人类学的种子，更激励和提醒着后来者肩负民族学、人类学使命，为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研究队伍的培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今天重读林耀华的作品，仍然能感受到他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以及民族工作、地方发展的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