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
新中国成立60年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作协始终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多年来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不断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翻译、评论、研究和教学的扶持力度。据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尹汉胤介绍,在中国作协的大力扶植下,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都有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作家、作品。继2007年在鲁迅文学院举办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后,2008年,鲁迅文学院又专门举办了中青年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家班,来自全国12个民族的47位翻译家齐聚鲁院,通过系统学习、专家讲座等形式,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队伍增加了后备力量。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在鲁迅文学院又举办了囊括我国55个民族作家的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这是新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在开学典礼上作了《加强民族团结,共谱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发展的盛世华章》的报告,期望少数民族作家深入挖掘、继承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与特色,同时学习和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要不断提高创作能力、艺术修养和文学素养为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进步而多出精品力作。在大力推介少数民族文学作家、作品方面,2008年,中国作家协会翻译编辑出版了6卷本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收入作品均选自近5年来各民族省区少数民族母语刊物上发表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壮、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兹别克等民族的母语翻译作品。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作家协会特编辑出版了20卷本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囊括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集。全书包括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诗歌卷、报告文学卷、散文卷、理论卷,共计800多万字。全面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55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同时为鲁迅文学院第12期55位少数民族作家编辑出版了《相聚在鲁院》的学员作品集。中国作协所属报刊、出版社进一步加强了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的发表出版工作,近年来的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作品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母语作品和翻译作品。《民族文学》于2009年创办了蒙古、藏、维吾尔三种少数民族文字版,为少数民族文学母语作品的发表增加了新的园地,《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专门设专栏介绍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翻译家栏目,中国作家网《少数民族文学专栏》,加大了刊发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作品的力度。这些举措为发现、培养少数民族作家、评论家、翻译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10年3月,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要特别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扶持力度。中国作协根据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文化建设的需要和少数民族作家的愿望,增办《民族文学》杂志的藏文版、蒙古文版、维吾尔文版;加强了对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和编辑人才的培养,推动各民族间的文学作品译介,推动文学作品的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字互译工作,以促进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组织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前往东南沿海地区采风,为他们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这不仅使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而且使他们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党对少数民族的关怀。”
2010年,中国作协将继续实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工程”。在连续两年编辑出版了两套作品集的基础上,今年将对我国有关省区的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作家、作品进行深入调研,以掌握各地母语作家、作品、翻译、刊物的状况,进一步完善各地作协的翻译组织机构,作品推荐程序,翻译作品的保障机制等工作。以使“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工程”更加有序健康地发展,将更多更好的少数民族母语精品力作,通过高质量的翻译,呈现给广大读者。
忠实原著与翻译的“陌生化”
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我国55个少数民族目前都拥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作家,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具有创作实力和创作潜质,富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经形成;一些人口较少民族不仅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代书面文学作家,而且开始形成自己的作家群。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壮、彝、柯尔克孜、傣、哈尼、景颇、锡伯等民族的母语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
多年从事翻译工作的蒙古族翻译家哈森,谈起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繁荣发展时倍感欣慰。在谈到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母语作品的翻译质量时她说,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出现了主题不断深化,题材日益多样的良好态势,在唱响时代主旋律的同时,创作主题更加深刻、内涵更加丰富,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就翻译而言,仅仅翻译语言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还原其文学色彩,语言环境。文学翻译,是基于原著的二度创作。翻译作品前,译者一定要在尊重原著风格、语境、内容、结构的前提下,仔细斟酌怎样以最贴切、准确的语言文字,传达出作品的思想内涵,语言风格。要在忠实原著、表达原著的基础上,恰如其分地发挥自己的翻译技巧,尽量避免编译,虽然编译可以使译文更像原创文章,没有翻译的痕迹。但是,像这样编译出来的作品,很容易失去原文的语境特色和语言风格,既无益于读者认识原著描述的特定环境,更无益于读者了解原作者的创作手法。就我个人的翻译经验而言,翻译家不要追求“编译”,翻译的“陌生化”是可以提倡的。因为“陌生化”的语言形态,对于读者的审美能起到在黑夜里打开一扇窗户的功效,凭窗而望,你会看惊喜地看到夜空中的流萤、飞逝的流星,嗅到异域的清醇草香。那种阅读带给你的愉悦与新鲜感,会使读者眼前一亮,这有益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彼此发现认同。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里,我始终坚守这样的文学翻译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民译汉”的翻译中,将少数民族作家真实的创作心态、情感、风格、语言、心理,以及作品的地域特色、民族风情准确地介绍给汉语读者;同样的在“汉译民”时,坚持这一原则,才能将汉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作品原原本本地介绍给少数民语读者。通过互相翻译,让不同文化地域的人们彼此心灵接近,增强了解,文化交融,促进各民族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翻译质量是文学的需要,民族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更是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
把文字翻译提升到文学翻译的高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出版、评论、研究、教学已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有序的规模体系。就如何更好地提升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质量问题,藏族翻译家降边嘉措认为,当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文学作品的翻译等同于一般读物和文章的翻译,采取“直译”和“硬译”的倾向比较严重,译文生硬、粗糙,缺乏文学性。主要的原因是译者没有充分认识文学翻译的特殊性,没有把文学作品的翻译提升到文学翻译,或者说艺术翻译的高度。原因是少数民族语种的翻译人才缺乏,从事文学作品翻译的人更加稀缺,由于社会对民族文学翻译的不重视,原本固守翻译阵地的一些翻译家,由于种种因素转行为创作、研究、教学、或其他领域。搞创作可以当作家,搞研究可以评研究员,搞教学可以当教授。可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在社会上就没有那么响亮,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工资调级、住房调配等方面处于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我们的翻译家要保持一种平常隐忍的心态,要耐住寂寞,守住清贫,坚守自己的职责,以自己对民族文学的责任感,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那些积极、美好的民族情感,伟大的民族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民族传统美德翻译介绍给兄弟民族,让广大读者认识和感受到一个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开放、充满活力、民族团结、和谐进步的多民族统一的共和国形象。
在谈到如何改变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翻译中出现“直译”和“硬译”的问题时,降边嘉措说,从事翻译,至少必须熟练地掌握两种文字,这是最基本的条件,最好能懂第三种文字作为参照系。我国一些著名的前辈翻译家都能精通三四种乃至更多的语言,因此他们翻译起来,就能全局在胸,笔下有神,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从而使翻译作品有很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语言文字要求更高。相比之下,搞创作、研究、教学等等,懂一种语言文字就可以了。能从事翻译的人,可以从事创作、研究、教学,也可以从事其他行业;而搞创作、研究,教学的人,就不一定能搞翻译。这说明,要做好文学作品的翻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需要进行艺术再创作,并不是懂得两种文字就能够进行翻译。懂得两种文字,是起码的要求。除此而外,还要有较高的文学素养,要懂得其他方面的知识。一些优秀的文学翻译家,本身就是优秀的作家、诗人。在当前,要提高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水平,关键是要把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提高到与文学创作同等重要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北京市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蒙古族作家郭雪波认为,鼓励各民族母语文学创作,是增强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统一稳定凝聚力的重要体现,而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对母语创作的推动作用是十分积极的。
翻译家的责任与翻译园地的建设
何为翻译?维吾尔族翻译家伊明·阿布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翻译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忠实传达。它背负的是从输入语言再到输出语言,甚至更多语言文字承载的文化信息的融会贯通重任。翻译要做到准确完整地表达原作的内容,译者在精通两种语言的基础上,还应当掌握不同民族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
,这就要求译者在精通两种语言的情况下,还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在对自己负责的同时,还要有对作者和读者负责的态度。近年来,随着翻译作品数量的逐年增加,良莠不齐的现象也开始显现,翻译作品中充斥着作品欠佳、译文欠佳的问题。个别译作更存在着语言晦涩难懂,用词不雅不当,错别字比例偏高,人名地名张冠李戴前后不一,语句随意增减拼凑,专有名词随意杜撰重译,译文经不起与原文对照阅读等严重问题。个别译者综合业务素质不高,译文水平偏低,有些译作的原文就属平庸之作,加之译文存在问题,给读者的阅读印象较差。这些问题应该及早引起我们的重视,否则对民族文学翻译工作的健康发展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伊明·阿布拉建议,扩大发表文学翻译作品的园地,使更多的少数民族母语翻译作品有发表出版的机会。
言及加强翻译园地建设,延边作家协会副主席、朝鲜语翻译家陈雪鸿也深有同感,他认为,我国的朝鲜族作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用母语进行文学创作,由于发表译作的园地数量少,很难与全国其他民族的作家和读者进行交流。这是朝鲜族文学与主流文学拉开距离的因素之一。尽管延边作家协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文学翻译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开展至今。然而,基于园地有限的困扰,至今朝鲜族文学在全国文坛上依然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在陈雪鸿看来,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加强,一是发表翻译作品的报刊杂志太少,作品翻译完,当然需要有地方发表推介,尤其像朝鲜族文学,更需要通过大量翻译作品见诸于全国的报刊杂志,以使更多的人了解和研究朝鲜族文学,进而使朝鲜族文学在全国文坛上拥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二是园地还要承担扶持、培养、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任。就其少数民族文学翻译而言,需要更多的实际关爱和政策倾斜。在各级各类的文学评奖、文学培训、文学交流、经费安排上,都应该对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给予大力扶持。
蒙古族翻译家查干夫则建议,在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队伍建设过程中,应树立学术带头人,开展学术交流,鼓励表彰先进。他认为,随着老一代翻译家年事已高,相继离世,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界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目前不少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人,功底不扎实,知识不全面,造诣不深,有待提高素质。特别是真正有学问、有威望、有权威、被公认为学术 “大家”的寥寥无几。应当树立文学翻译方面的学术带头人,由他们来带领、培养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者,使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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