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在记叙唐僧西天取经经历的重要古籍《大唐西域记》校注前言中，援引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为论据，季教授认为：“李唐统治者从父系来讲，实际上是李初古拔的后裔，并不是汉族。从母系来讲，什么孤独氏，什么窦氏，什么长孙氏，都不是汉族。所以李唐的血统，在当时看来并不高贵。”不过，在一定程度上说，季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文章，是有误读的。李唐皇室母系非汉族，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父系，陈先生在他文章的前半部分论述源自李初古拔，并非汉族；但在文章的后半部分，陈先生又考证出李初古拔一族原本是汉人，是后来胡化的。故此陈先生在文章中说：“然则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杂，乃一较晚之事实也。”季教授于此失察，故造成误会。

　　笔者指出这则误会，并非要“是非先达”，而是想以此阐明陈先生讨论李唐皇室血统的根本用意，若按季教授的理解，则陈先生的考证，不过是给朱熹“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这翻言论做一注解。而陈先生，实则要推翻朱熹千年“不刊之论”，陈先生不以血统，而以文化，作为判别民族的最重要标志。陈先生在讨论唐代民族分野时尝言“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陈先生标举种族与文化两端，实则更重后者，陈先生的民族观与文化观不可分割，故本文统称之为民族文化观。陈先生的民族文化观，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儒家重视血缘、血统的华夷之辨，在近代学术史上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陈寅恪先生眼中，“崇文教”的汉与“尚攻战”的胡，并无高下之分。吴宓先生在《空轩诗话》中说：“寅恪尝谓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以往历史学者，局限于传统的历史文化和民族观念，常将少数民族视为国家动荡的不安定因素，如“五胡乱化”等等；而陈先生能够看到少数民族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实是独具慧眼。

　　陈先生是隋唐史的著名专家，又潜心研究魏晋南北朝多年，晚年又对明清鼎革之际颇为关注，这些年代都是中国各民族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民族文化问题是陈先生历史研究的一条主线，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并继承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