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索每天的事务之一是熟皮子

家园

女孩子们在山下上学，放假来玩，但以后绝不打算以养鹿为生。

男人们在锯鹿茸。

看到口弦琴，玛利亚·索开心地吹了一会，声音是微弱的。

　　在北纬52度、东经122度的大兴安岭苔原森林中，有一个中国使鹿部落。在敖鲁古雅乡使鹿鄂温克人“生态移民”到根河市近郊5年后，2008年8月，我们探访了这个古老、神秘的部落——以学者和记者的视角——学者的职责是探究问题的表象和实质，记者要做到的是真实地记录。

　　白兰：内蒙古社科院 研究员

　　巴义尔：《民族画报》社 记者 　　

　　认识一个民族的角度很多，比如读一本关于该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书，或者听一首他们的歌，看一部有关该民族的电影等。有一段时间，外界聚焦于使鹿鄂温克部落，是由于他们2003 年8月的一次搬迁。而玛利亚·索以守候传统的固执，塑造了民族文化的符号意义，也被众多媒体冠以“部落酋长”的名分。她很无奈，因为守望应该是全体族人的事情。

　　巴义尔：这是我第一次和使鹿鄂温克部落近距离接触。在大兴安岭这片湿地森林里的猎民点，我看到了3户养鹿的猎民和他们的300多只驯鹿。一直以来，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吗？

　　白兰：是的。大约在18世纪初，使鹿鄂温克人从列拿河出发，赶着驯鹿，顺着石勒喀河来到大兴安岭地区。现在他们的同胞还居住在贝加尔湖东北尼布楚河上游温多森林苔原高地。300年来，这部分鄂温克人与驯鹿为伴，在茫茫林海中打猎和放鹿。从1957年开始，他们的生活有所变化，在内蒙古奇乾成立民族乡，猎民开始定居。2003年以“生态移民”为由的搬迁则是在政府帮助下的第四次举族迁移。

　　驯鹿是一种中型鹿，雌雄均生角，还没有完全驯化。在地理分布上，它属于北极圈生物，鄂温克人摸索出了一套适应大兴安岭气候、食物条件、温度、湿度等自然特点的养护驯鹿的方法，使驯鹿在远离北极苔原地区的地方得以存活。使鹿鄂温克人应该得到尊敬，他们以顽强的生命力在远离北极驯鹿生物圈的大兴安岭保存了生物的驯鹿和文化的驯鹿，是历史的骄傲，也是大自然的骄傲。

　　巴义尔：2003年搬迁的起因是生态问题，那么，5年来生态得到改善了吗？猎民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白兰：2003年他们搬迁时我正好在猎民点。鄂温克猎民在搬迁协议上按了手印，玛利亚·索没有按。她说：“山林是我的家，是驯鹿的家，我们离开家去哪儿呢？”她指着天空和驯鹿说：“这么蓝的天，这么白的云， 不到1000只驯鹿和我们100来口人，能祸害森林吗？你们回城里好好想想吧！”由于不会讲汉语，平时有外人来时，玛利亚·索的话不多，当时在场的政府官员、记者和我都无语。

　　就生态而言，以1952年成立的内蒙古牙克石林管局（1962年改称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为标志，国家开始开发大兴安岭森林资源。1965年，黑龙江省成立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开发大兴安岭东北坡。50多年来，凸现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城镇迅建，人口速增，道路四通八达，森林以平均每年5公里的速度向后退；二是在“天然林保护工程”中，兴安岭里的猎民和林业面临着同样的生存困境。“天然林保护工程”是森林生态很好的修复方式，但我要说的是，这个保护工程的主要目标是林业方面，而不是鄂温克族猎民和驯鹿。

　　这个猎民点，是我20多年里近20次的访问中，视野最开阔的地方。不过，遍地长满青苔的树桩，说明这里已经被认真地采伐过。

　　5年来，猎民的生活怎样了呢？我认为还看不出有多大改变。乡党委和政府的职责主要是为62户230位猎民服务。现在我们看到的是：62户住房中差不多有10户没有人居住，48间铺着地砖的鹿圈中一只鹿都没有，乡办公楼旁边的小学正在改建为宾馆（因为学生少于老师），博物馆、猎民住房也在翻修，供水供暖管道也重新铺设着，乡办公楼前的广场也正在改造。这是“敖鲁古雅旅游开发项目”（北京贝利咨询有限公司做的规划）已获批准立项而实施的改造工程，有关方面将投资4000万元对敖鲁古雅乡进行整体规划和建设。但是，以旅游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似乎还没有成熟。搬到这里后，有人开始经营民族工艺品，不远的旅游点有两户猎民在经营家庭旅游，收入主要靠20元/人的门票。旅游点是2005年开始的，不知何故经营者都只做1年。山上的猎民点依旧安静，山下的敖乡与2003年的8月差不多忙乱。

　　现在山上有5个猎民点，15位猎民，驯鹿800多只。玛利亚·索的猎民点最大，常住人口6至8人，有300多只驯鹿和4条狗，距根河约300公里。玛利亚·索有120只驯鹿，分给了二儿媳、孙女、三女儿、侄子和侄女，自己留了60只左右。现在，由于政府收了猎枪，驯鹿成为猎民唯一的收入来源。驯鹿十分敏感，2003年搬迁时，经过一天颠簸、又惊又怕的驯鹿被赶进鹿圈后，不喝井水，也不喝河水，不肯吃草，没有办法，第二天就有猎民把它们赶回山了。

　　巴义尔：这几天在山上生活，我发现我们和老人谁也没有换衣服，手机也没有信号，访客没呆两个小时就走了。有电视，看的人只是放假上山的孩子，玛利亚·索根本不看。我想说的是，他们和外界接触的渠道不是畅通的，所以，当问他们“上山养鹿是不是首选”，大人和孩子异口同声表示“不是”时，我并不惊讶。

　　白兰：现代化的过程给他们带来许多问题，原有的协调机制被打乱。由于驯鹿和狩猎这个特殊的生产方式，定居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定居。现在，山下的猎民大多数有政府的补助，国家的大量投资集中在山下庞大的行政服务体系上，以猎民名义建立的卫生院、商店、文化站等服务设施很少上山服务，形成很大的反差。也就是说，目前山上的猎民没有机会享受国家的发展成果，他们如何与社会和世界对话？另一方面许多年轻人不热爱山上的生活，也不喜欢在机关工作。以这个点为例，玛利亚·索（80岁）应该是自觉的守望者。安道（84岁）是由于习惯而守望着，儿子毛下（41岁）是只能守护的人，因为他不想干别的。现在比较坚定地表示愿意在山上养鹿的索国光（27岁），是冲动型的人，他说：“你们没有好好整就要把驯鹿圈养，失败了吧？那我就在山上养着给你们看。”但是，在阿龙山看到他骑着摩托车的潇洒，我想，如果有机会，爱唱歌的他，真不知道会怎样选择。芭拉杰依（68岁）是退休后为了儿子维佳（44岁）、女儿柳霞（41岁）到山上养鹿的，维佳是市公安局警察，一天班也没上，在山上除了被指挥着干点活之外，好像从来不主动做什么。他是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思考是他生活中的重点，他有这样的诗：一段古老的传说正在消沉/在美好时分受尽命运的欺凌/篝火舞仍然在飞转/桦皮船漂向了博物馆/那里有敖鲁古雅河沉寂的涛声……他的经典表达经常触动大家。柳霞在丈夫去世后不得不依靠母亲生活。这次在猎民点我们遇到玛利亚·索的二女儿德克莎（47岁）和大儿子何协（44岁），他们都有工作，上山是因为老母亲不愿意下山，以前主要照顾妈妈的弟弟英刚、兴军都英年早逝，所以他们开始比较多地上山了。玛利亚·索的三女婿马林东也在山上，这个汉族女婿通常在割茸时上山，这次在山上呆几天是想采点松树塔。索玉兰（35岁）是索国光的姐姐、老人的侄女，她和弟弟的鹿也是老人给的，上山是为了姑姑也为了生活。之前索玉兰在山上的时间多，现在儿子维乔克（7岁）上学了，只有放假才能上山。问及未来，玛利亚·索很坚定，也有些不愿谈，坚定是由于这是她唯一的选择，不愿意说是对未来迷茫和对孩子们的失望。德克莎们对自己后代的去向，都明确表示养鹿绝对不是第一选择。放假在山上的维乔克们说“山上好玩，但不一定长大了还在这儿。”

　　巴义尔：这次探访使鹿鄂温克部落，感受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看到他们对山林的眷恋，对传统的自尊，另一方面也感受到现代化对他们的冲击和他们对现代化的向往。

　　白兰：50多年来，党和国家为解决猎民的生产生活、为他们的发展与进步，从政策上、资金上给予的照顾是罕见的。但是，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和现实问题，却与国家的初衷不符，甚至是相悖的。那么，是不是决策的缺失？我认为，解决问题的路径应该充分考虑到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驯鹿文化和狩猎文化的结合，是使鹿鄂温克人创造的奇迹，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文化的关注，而应该是因为传统而得到的尊重与权利。

　　我建议尽快建立“驯鹿与兴安岭苔原森林保护区”。驯鹿业是我国尚未开发的野生动物传统养殖业，其特色和文化的品牌性，具有国际价值。而“天然林保护工程”和已近尾声的大兴安岭林区的采伐，使兴安岭的生态得以休养，苔藓类地衣植被的生成条件也趋向良性循环。文化与生态为一体的保护区方式是目前中国的唯一，有着很大的实践意义。

　　巴义尔：和玛利亚·索几天的相处中，觉得老人是非常智慧的，却也是孤独的。

　　白兰：这是老人的无奈，也是我作为研究者的无奈。老人已经渐渐成为了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符号。在解释文化变迁时，人类学中的“文化碰撞”、“文化融合”，在如此强大的“涵化”体系和外力干预中，没有了说服力。在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中，对驯鹿文化和狩猎文化的“文化覆盖”发生了。因此，老人必定寂寞。玛利亚·索一直在告诉我们，对自然应该感恩、敬畏和遵从，其实，这就是驯鹿文化和狩猎文化的核心。在和谐发展的思路中，难道不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提示吗？面对由于人类过分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而产生的诸如全球变暖、大气污染、水源枯竭等等环境恶果，玛利亚·索的精神不会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