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帐汗国统治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一个东方化阶段。毋庸置疑,蒙古文化对俄罗斯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俄罗斯仅是在相对有限的程度上“鞑靼化”了,这在政治制度、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都鲜明地表现出来。究其原因,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素有“20世纪俄国黑格尔”之称的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有过这样精辟的论述: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于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1]。这段名言精确地诠释了俄罗斯文化的东、西方双重属性。
    追溯俄罗斯的历史,当988年符拉基米尔大公奉东正教为国教,大量吸收本属于东西方混合文明的拜占庭文化时,就决定了俄罗斯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具有东西方文化的双重特征。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莫斯科自诩为“第三罗马”,成为东正教的正统继承者,当拜占庭的双头鹰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展翅飞翔在俄罗斯广袤的草原上,竖立在伊凡三世宏伟的宫殿中时,俄罗斯文化双重属性便已牢固地确立了。俄罗斯文化以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的独特性,跻身于世界文明之林。在史学大师汤因比列举的21种世界文明中,就有“俄罗斯文明”的一席之地,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其代表作《文明的冲突》中,则把斯拉夫—东正教文明作为世界八大文明之一。
    在史学界一直存在这样的观点,即蒙古入侵使俄罗斯完全“鞑靼化”了,蒙古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这是俄罗斯东方属性形成最重要的时期。不过笔者认为,蒙古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并非如此巨大。金帐汗国在俄罗斯统治了近两个半世纪之久,毋庸置疑,这一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东方化时期的一个阶段,蒙古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蒙古人的传统、风俗、语言、性格都在俄罗斯社会和民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但在蒙古统治200多年间,俄罗斯仅是在相对有限的程度上“鞑靼化”了,俄罗斯东方属性的形成根植于对拜占庭文化的汲取,而非主要来源于蒙古的统治和其文化的渗透。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有深刻渊源的。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个观点,敬请各位专家斧正。
    一、蒙古文化对俄罗斯文化影响有限性的具体表现　　
    第一,政治制度影响的有限性。有观点认为蒙古的‘亚洲封建军事专制传统’是俄罗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渊源。实际上它只是渊源之一,拜占庭帝国的“君权神授”思想才是重要渊源。早在6世纪中叶,随着《查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法理概要》和《新法典》颁布(统称《罗马民法大全》),拜占庭就开始确立了“君权神授”和“皇权至上”、国家权力至上的原则。查士丁尼大帝反复宣称:人世间没有任何事物能比皇帝更高贵更神圣,因为皇帝是代表上帝管理人间的事物。马其顿王朝时期瓦西里一世立法活动以加强皇权为中心,颁布40卷《法理草稿》、60卷《法律详解》和40卷《法律介绍》,它们被译成斯拉夫语和俄罗斯语,在东欧地区广为流传[2]。这些理论对于政治制度尚未定型的基辅罗斯来说,符合了基辅大公对权力的渴望,这也是符拉基米尔接受东正教的重要原因。皈依基督教是基辅罗斯的一项重要国策。东正教不仅给罗斯带来了拜占庭教会的法律,而且加强了大公的政治权力,将大公从“一帮个人追随的首领”变成了“上帝的奴仆和神权统治者”[3](Ｐ421)。可见,早在蒙古入侵之前,罗斯的专制制度就已经萌芽了。史家伯恩斯甚至明确断言,俄罗斯专制统治最早“可追溯到拜占庭的影响”[4]。
    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庭灭亡后,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并未消失。伊凡三世于1472年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帕列奥洛格,开始采用拜占庭双头鹰徽章,被称为“基督徒惟一的沙皇”、“世界惟一的君主”,“第三罗马”正式诞生了。在伊凡三世看来,尽管拜占庭已经灭亡,但与其亡国公主联姻依然能够使俄罗斯获得正统地位,从而成为罗马帝国的真正继承者———第三罗马。俄罗斯的领主们也都认为,“帝都的公主”是使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名声大震的因素之一[5]。甚至他的孙子伊凡(即后来的伊凡雷帝)还在写给瑞典国王的信中大肆宣称“朕乃奥古斯都大帝之嫡系”,以此为俄罗斯在欧洲历史舞台上拥有合法地位而寻找理论依据[6]。由此我们再次感受到拜占庭文明对俄罗斯的深远影响。经过历代沙皇的不断完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终于在俄国扎下根。
    从以上的历史沿革看,俄国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形成深刻地受到拜占庭政治制度的影响,蒙古的影响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很难同斯拉夫人的“启蒙者”———拜占庭相提并论[7]。蒙古的主要贡献在于给这一体制增加了野蛮的军事因素,对俄罗斯后来发展成为“封建军事帝国主义”有一定的作用。拜占庭文明不仅对俄罗斯历史产生重要影响,这种重要性亦可见于东欧其他民族,像保加利亚、捷克等国,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拜占庭对东斯拉夫人而言,如同罗马对日耳曼人而言一样,是“伟大的教育者、伟大的引导者、宗教和文明的源泉”[3](Ｐ417)。此外,俄国君主专制制度的成因中还有其他时代背景和人文因素,像伊凡雷帝的血腥嗜杀、彼得一世的强硬手腕等都对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将俄罗斯专制制度的成因主要归结于蒙古人的“亚洲封建军事专制传统”,显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二,宗教影响的有限性。金帐汗国奉行的伊斯兰教在俄罗斯并没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可。蒙古人在进入南俄草原之前信奉多神教,而流行最广泛的是萨满教。他们用毛毡模仿人的模样制成偶像,分列在帐营门的两边,也有用丝织物做成的偶像,放在漂亮的有篷大车上,这些偶像都被当作畜群的保护神,备受尊崇。此外,蒙古人还虔诚地崇拜太阳、月亮和火、水、土。
 
    在蒙古人的宗教信仰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的是萨满教的“火净礼”。关于“火净礼”的情况大致如下:安置两堆火,火旁立两杆矛,矛尖有绳,绳上系一些布条,人与牲畜皆从绳与所系布片下、从两堆火之间通过。鞑靼人认为,如果来访者怀有恶意或带有毒物,火就会将一切恶物带走。有的罗斯王公不了解鞑靼人的宗教文化,以为这是蒙古人有意羞辱罗斯人,所以当他们在萨莱觐见大汗时拒绝从两堆火中间通过,结果断送了性命。从别儿哥汗开始到月即别汗,出于政治的需要,金帐汗国统治阶层大规模推行伊斯兰化政策。在金帐诸汗当中,别儿哥汗于13世纪40年代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由此成为金帐汗国的国教。
众所周知,在中世纪宗教则是文化最大的承载者。恩格斯曾经说过,在中世纪,一切历史运动都披着宗教的外衣。可见,宗教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国家的一切领域,触及社会的各个角落。不接受某种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没有接受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精髓。我们发现,鞑靼人压制罗斯近两个半世纪之久,鞑靼统治阶级崇奉的伊斯兰教竟然没有在罗斯土地上生根立足。尽管令人难以相信,但这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在一个宗教和信仰的时代,鞑靼人的伊斯兰教没有被罗斯民族所接受、所信仰,我们倘若固执地坚持罗斯完全“鞑靼化”抑或认为蒙古文化对后者产生了重大影响,恐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俄罗斯人选择信奉东正教,除了政治目的外还出于民族习惯的考虑,因为他们在天主教那里看不到“荣誉”,犹太教的上帝太“不强大”,伊斯兰教禁酒,而俄罗斯是一个嗜酒如命的民族,没有酒就无法生存。从10世纪末皈依东正教后,俄罗斯人一直坚守他们的信仰,此种立场在遭受异族奴役的200多年中依然未曾改变。保留了东正教,就意味着俄罗斯民族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精髓,保留了俄罗斯文化不被蒙古文化所同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世界史上的一个通例:军事强大而文化上相对落后的鞑靼人在文化上并没有征服相对发达的俄罗斯民族。
    第三,文学艺术影响的有限性。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文化所显示出的特征,即爱国主义是文学创作的主旋律;联合倾向深入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越来越具有全俄性;异端思想日益传播;关注人性,诠释文化的人文精神,其中某些特征与蒙古入侵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与蒙古文化没有任何联系。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个观念,蒙古入侵不等于蒙古文化本身,有的学者将蒙古入侵对俄罗斯文化造成的影响,比如民族的形成等与蒙古文化对俄罗斯文化造成的影响混为一谈,是不准确的。
    在艺术领域,当13世纪末俄罗斯的“文艺复兴”到来时,它采用的模式皆来源于它精神文明的发源地拜占庭,正统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以及基辅的过去,几乎没有看到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这个特点在建筑艺术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13世纪末至15世纪,罗斯的石建筑经过蒙古征战的破坏后,重新恢复发展起来。1292年,在诺夫哥罗德附近建造了拔都入侵以来的第一个砖石结构的教堂———里普尼亚村的尼古拉教堂。在莫斯科,15世纪20年代先后建造了谢尔盖耶夫三圣修道院教堂和安德罗尼克修道院大堂。1366—1367年,莫斯科开始用砖石建造克里姆林宫,取代伊凡·卡利达时期的木结构建筑。俄罗斯人固守着自己的建筑格调,这些巨大建筑的风格与蒙古入侵前罗斯建筑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未发现任何显著的变化。许多参观过花剌子模和萨莱的人一眼就会看到中亚和汗国的伊斯兰教建筑,比如帖木儿墓碑。这些建筑壮观雄美,在建筑史上的地位与文艺复兴的大教堂是并驾齐驱的,但俄罗斯人没有选择伊斯兰教的建筑模式,而是倾向于欧洲。可见不管其文化价值有多么巨大,俄罗斯传统继续排斥艺术上的宗教异端。伊凡三世时期,从意大利请来了著名的设计师阿里斯托捷尔、菲奥拉旺特、安东·弗利亚津、马尔科等,俄罗斯的建筑风格愈来愈展现出鲜明的欧洲特点。　
　二、关于蒙古文化对俄罗斯文化影响有限性的原因　
　第一,俄罗斯东正教排斥异端宗教。在中世纪的俄国社会,宗教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在基辅罗斯时期,传统的斯拉夫东正教徒,就对拜占庭文化中的“世俗因素”即古典希腊的遗产给予了否定,拒绝了没有任何宗教意义的古典希腊著作。俄罗斯人笃信东正教,竭力避免任何宗教异端的影响,既包括西方天主教也包括伊斯兰教。这种排斥不仅体现在宗教方面,也流露在文学艺术领域,俄罗斯的宗教禁忌使鞑靼人的宗教融合成为不能实现的梦想。正统排外的东正教使俄国文化生活最大程度地免受金帐汗国异族宗教、异端文化的影响。俄罗斯是由拜占庭所塑造的,不仅在蒙古统治时期,甚至“一直到20世纪初,在其全部的生活表现上,都是业已消亡之拜占庭的最忠实的形象”[8]。
    第二,金帐汗国伊斯兰化程度不深,宗教发展不平衡。从别儿哥汗接受并保护伊斯兰教至月即别汗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我们看到金帐汗国在宗教方面逐渐“伊斯兰化”,不过这一系列的进展,不是出于信仰的原因,而是为了满足政治上的需要。伊斯兰教在汗国得到平缓的发展,它没有受到狂热的推崇,蒙古人“伊斯兰教化”的成就主要分布在汗国的城市和蒙古上层分子的范围内。不过即使是已皈依伊斯兰教的可汗、王族和贵族们,也不像伊利汗国那样坚持按哈里发的法律行事,他们的伊斯兰教观念并不牢固。与伊斯兰教文明较发达的伊朗、中亚相比,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程度是比较低浅的,尤其是汗国下层群众主要是原始宗教———萨满教的崇拜者和继承者。在《金帐汗国兴衰史》中,我们看到,“不管月即别汗时代伊斯兰教的成就有多么大,这些成就却始终未能超出城市生活与草原封建上层分子的范围。草原劳动群众在长时期内,仍处于萨满教旧观念的统治之下,官方的伊斯兰化敌不过这种萨满教观念的影响。”[9]因此到15世纪时,钦察草原仍有许多偶像教徒,许多人依然信奉萨满教。皈依伊斯兰教不仅没有使落后的蒙古人更“文明”,更没有整合原有的多神信仰,反而使得金帐汗国内部出现了宗教分裂。显而易见,金帐汗国内部各地宗教发展程度不一,先进的伊斯兰教与落后的萨满教并存,缺乏宗教整合力,对较之更先进的俄国东正教很难产生渗透和溶解作用。
    此外,蒙古帝国是一个实行宗教宽容的国度,这一传统从成吉思汗时期传流下来,金帐汗国时期依然如此,“对各宗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即便是最热衷于推行伊斯兰教的月即别汗也对其他宗教是“宽大的”[10]。俄罗斯的东正教正是汗国宗教宽容政策的受益者之一。蒙古人没有强行要求东正教徒皈依伊斯兰教,仅仅要求东正教会“为大汗的健康祈祷”。金帐汗还授予俄罗斯东正教会“税收特权”,确保它逐渐复兴并“繁荣起来”[11]。因此,在蒙古统治时期,在异族的政治压迫之下,俄罗斯保留了宗教的独立性。
    第三,蒙古文化具有不稳定性,文化承载物匮乏。众所周知,蒙古文化是在游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应该是丰富而复杂的,但常常随着一个部落的迁徙,口头文学也迅速失传,“帐篷在山水间没有留下痕迹”。据考古发掘,金帐汗国最早的遗物是14世纪初刻在桦树皮上的文书。书面文化的缺乏,对两国文化的交流必然造成一定的障碍。此外,金帐汗国时期的蒙古文化当时正处于由蒙古语向突厥语、维吾尔文向突厥文转化的过程中,尚未定型的文化自然缺乏对其他文化强有力的辐射力。到14—15世纪时,金帐汗国盛行突厥语言,甚至汗的公文、敕令都使用突厥文字,蒙古人本身失去自己的语言文字而“突厥化”了。因而,逐渐开始“突厥化”的金帐汗国却又如何能使俄罗斯民族“鞑靼化”呢?
    第四,金帐汗国远离罗斯本土,没有对其进行直接的统治,蒙古人和罗斯人分地而居,文化交流和影响自然微乎其微。蒙古在罗斯统治初期实行“八思哈”制度(即金帐汗直接委派官吏,调查户口征收捐税,派官兵镇守),但在13世纪末即宣告放弃。蒙古采取了另一种统治方式。《多桑蒙古史》说:“先树立傀儡政权,使俄罗斯诸王互争,以巩固蒙古人的统治,继而用专横残暴的方式对待俄罗斯人。”具体来说就是采用“因其俗而柔其民”的策略,册封一个“全俄罗斯及符拉基米尔大公”统治管理俄罗斯。鞑靼人最后只满足于政治上的“臣服”和经济上的“贡税”,而这两项政策主要通过罗斯大公的忠诚来实现。因此,蒙古这种间接的统治压迫方式,必然造成蒙古和罗斯之间文化交流的贫乏和障碍,自然会影响到文化的融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近两个半世纪的异族统治,虽然是俄罗斯历史上一个“东方化”时期,但并未使俄罗斯完全“鞑靼化”,蒙古文化对其政治、宗教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则是相对有限的。外族统治下的俄罗斯继承并保留了原有的文化传统,并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蒙古文化,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创造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和具有鲜明特征的俄罗斯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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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苏科院历史所列宁格勒分所.俄国文化史纲(从远古至1917年)[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14
.[7]陈志强.盛世余辉———拜占庭文明探秘[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104
[8][苏]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Ｍ].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48.
[9][苏]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37.
[10][法]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14.

[11]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ａｌｐｅｒｉｎ.ＲＵＳＳ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ＧＯＬＤＨＯＲＤＥ,ｔｈｅＭｏｎｇｏ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Ｒｕｓｓｉ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Ｂｌｏｏｍ 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87.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