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诘问自以为智者

　　将苗族作为他者研究的几位西方学者，近年来在其英语世界的西方语境中突然变了调，对苗族进行否定性的解构。这一变调是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解构大合唱”的一部分。其中的雅克博士是激进者，他带着法兰西帝国的旧梦和对中国的政治仇视，用后殖民的东方学话语，在《讲述真理》文章中声称，他有“责任”以“拯救”者的身份向苗族“讲述真理”。用他的“科学知识”来揭露“中国政客的隐秘渴望”，“帮助拯救”“中国(H)蒙”解除“中国建立苗的政治身份”，“启蒙”苗族学者去“撕破”所谓“在中国由苗族自治州政治强加于苗族研究”的“民族束缚”。他鼓动(H)蒙人“剥去一个相似的‘苗族束缚’”，成为“中国的(H)蒙民族”才能“给(H)蒙社会带来活力”。他掩饰不住他的担心，担心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地的(H)蒙人加强对苗族的身份认同。他“迫切希望”冲破“苗族统一名称的政治压力”，将苗族的(H)蒙人、克雄、Hmu等从苗族中解构出去。其不言自明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分裂苗族。

　　雅克博士还在《讲述真理》中说：“它则解释了杨培德教授对我无知的愤怒反应，那时，我在肯考迪亚大学讲演期间表明，出生在台江的、有显著苗历史特征的张秀眉不是一个(H)蒙而可能是Hmu。”雅克博士说的这件事情发生在2008年4月，那时我接受美国肯考迪亚大学苗族研究中心熊李保教授的邀请，参加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举行的第二届国际苗族学术会议。会议安排我在大会的开幕作演讲，安排雅克博士作会议结束演讲。雅克博士在演讲中大谈苗不是蒙，蒙不是苗，苗是不好的名称，蒙才是最好的名称，蒙不应该用苗的名称，而贵州省台江的张秀眉是苗不是蒙等等。他演讲结束时，我当着大会近200多位学者和听众的面向他诘问。

　　杨：请问雅克教授，张秀眉的民族苗语自称是苗还是蒙?

　　雅：张秀眉的民族苗语自称是苗不是蒙。

　　杨：张秀眉这一支系苗族苗语自称为Hmeb，并不自称苗。请问雅克教授，有苗语自称苗的吗?

　　雅：有。

　　杨：哪里有?

　　雅：湘西。

　　杨：湘西这一支系苗族苗语自称仡熊，也不自称苗，苗是汉语他称。

　　对话结束，雅克教授神情颓然地躺在座椅上。

　　经过这次对话，雅克教授并没有为了弄清真相再到中国对苗族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而是固执地坚持对中国的政治仇视，用预设的东方学后殖民理论解构苗族，在2009年写下了《讲述真理》的论文，从论文中可以感受到他有一股殖民主义者固有的仇视情绪，说他是用政治仇视进行研究的后殖民人类学家并不为过。对于这样的人类学家，应该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办法：“反复盘问不智而自以为智的人。”美国当代哲学家艾德勒在《大观念》中也告诉人们用这一办法：“通过反复诘问，向他们揭示出他们处在错误中，他们认为自己具备这种知识，其实他们并不具备。这就首先把他们还原为无知，以便他们以正确的心态来探究和学习。”

　　二、社会科学知识是中性的吗?

　　雅克博士在《讲述真理》中以一个启蒙者和拯救者的西方后殖民人类学家身份，在后殖民语境中对苗族及其蒙人说，他有“责任避免(H)蒙研究的时代的政治和学术幻想，沿着唯一正确的方向前进：科学知识”。他要用“科学知识”打破“中国建立苗的政治身份”。打破“苗族统一名称的政治压力”。并且自称“我的观点代表在这个问题上的科学角度”。雅克博士站在欧洲知识分子的种族中心主义角度，带着法兰西帝国殖民者对清朝时项从周领导苗族抗击法国侵略中国领土的殖民历史记忆，以及由此而对苗族统一名称的政治仇恨。他用后殖民语境预设了一个没有“科学知识”，浑浑噩噩而误入歧途的羔羊——苗族，这只羔羊正在等待他去“拯救”。他自信地假设说：“我猜测，中国的(H)蒙，他们的民族团体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地，并提供给他们如此望尘莫及的跨国性。他们当然希望国外的(H)蒙研究者，帮助拯救他们自己的历史、语言和文化的资料而非政治神话的名义，把他们返还到真正的文化根源。”雅克博士在这段话里表露了他的殖民心态。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历史上的殖民者为了殖民的正当性，曾经编造出被殖民的他者因不能自己救自己才主动请求殖民者去进行拯救的殖民话语。法兰西帝国殖民者在1883年从越南北部入侵中国受到项从周领导的苗族抵抗时，使用的就是“拯救”这一殖民话语。而现在，法兰西帝国梦还没有破灭的雅克博士，又捡起“拯救”这一殖民话语。他只不过用旧酒装新瓶的包装手法，将持枪的法兰西帝国军队换成了“国外的(H)蒙研究者”，将历史上的殖民持枪“拯救”者换成了当今的后殖民握笔“拯救”者，枪炮“拯救”与研究“拯救”虽然手段不同，别有用心的目的却没有变，异曲同工之妙不可言说。

　　在西方长期的殖民历史中，“拯救”一词作为奴役殖民地的权力话语被殖民者生产出来，充斥在所有的殖民知识语境中，以至于殖民地的人们在无形中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语词。因此，直到当今的后殖民主义时代，雅克博士这样的殖民主义后裔仍然无所顾忌地在“科学知识”的包装下，继续在其文本中不断生产复制播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界不乏其人对此作过反思，比如美国人类学家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中就反思说：“作为被描述的对象，非西方人的心声和愿望通常是被置于由西方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所统治的世界来看待的。”他们还说：“用19世纪英、法国会议员们的话来说，‘白人的责任’在于要将这些落后于时代的人们从几个世纪的衰败、疾病、愚昧和政治腐败中拯救出来，在于用教育儿童的办法来教育这些非白人社会里的人们。”对于这些反思，雅克博士不予理睬，他仍然顽固地坚持殖民的“拯救”。

　　那么，后殖民“拯救”者是谁，雅克博士舍我其谁地宣称，“拯救”者就是他自己。他说：“我获得了金鹰奖的苗族研究。”“过去40年来，我在中国的(H)蒙研究以及我个人收集的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数据(包括﹙H)蒙和苗)相当全面，时间上包括过去千年。”“我想我是第一个在我1968年论文附录中指出苗族有三个主要语言的人。”狂妄的雅克博士如井底之蛙，孤陋寡闻的他并不知道中国的苗族学者在1956年已作苗族语言调查，确定苗语三大方言并创制了三个方言的苗文。雅克博士用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傲慢，认为他的苗族研究天下第一，他理应作为“拯救”苗族的“上帝”。这正如法国人类学家路易﹒迪蒙在《论个体主义》中讽刺的那样：“法国人有意识地推崇的仅仅是普遍主义文化的优越性，但天真地将自己与它等同，以至于自视为人类的教师。”对于法国的殖民种族中心论，早在1930年，弗雷德里希﹒西布尔就提出了批判，他质问上帝是法国人吗?。雅克博士对这些批判不屑一顾，仍然认为上帝就是法国人，而且上帝就是那个获得金鹰奖的法国人雅克。理由是“直到最近，苗族多重身份的真正复杂性，从未通过我们中方同僚的大量出版物浮出水面。”在雅克博士的后殖民“科学知识”语境中，苗族及其(H)蒙还处于不会发声的初民状态，就象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的那样：“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在雅克博士看来，这个“别人”当然就是他自己。他就是萨伊德所说的东方学家，“东方学家自己认为，是将东方从他所认定的默默无闻孤立隔绝和奇特怪异之中拯救出来的英雄”雅克博士为什么要执着去充当“拯救”苗族及其(H)蒙的“上帝”，要当东方学家。想解开这个谜只要回头去读法国19世纪诗人波尔尼耶的诗就明白：“干活去呀!法兰西的兄弟们，/为全世界开辟这条新的道路!/这是留下过你们先辈英雄们的足迹;/向他们一样，/在金字塔下勇敢无畏地斗争，/四千年的历史在凝视着你们!/是的，为全世界!/为亚洲和欧洲，/为那些被黑夜笼罩的遥远国土，/为狡诈的中国人和半裸的印度人;/为那些快乐、自由、仁爱和勇敢的民族，/为那些邪恶的民族，/为那些受奴役的民族，/为那些被上帝遗忘了的民族。”。类似这种“上帝是法国人”的殖民话语成了法兰西帝国的传统，比如圣—马克﹒吉拉丹尔在1862年3月15日的《东方与西方》杂志上曾写道：“法国在东方有许多事情可做，因为东方对她抱有很大期望。”在上面引述的波尔尼耶和吉拉尔丹“上帝是法国人”的殖民话语中，其话语的共性都是殖民，所不同的是前者狰狞，后者伪善。

　　雅克博士很忠实地继承了法兰西帝国的“上帝是法国人”的殖民传统，他的创新发展就只是将这一传统包装成当下的“科学知识”，“上帝是法国人”的话语换成了“科学上帝”的话语，他就“代表”了“科学上帝”的“科学角度”，而“科学角度”当然是“上帝之眼”。当尼采宣告因为科学使西方的“上帝死了”时，“科学”就成了“上帝”，在争论的场域，一些社会科学家往往会打出“科学上帝”的旗号，以便使对手臣服。而雅克博士在《讲述真理》开头就运用这老套的“游戏规则”，这对于苗族及其(H)蒙来说并不新鲜。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弄清什么是雅克博士所说的“科学知识”。英国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说：“科学、科学知识总是假设的：它是猜想的知识。科学的方法是批评的方法：寻求和消灭错误并服务于真理的方法。”正因为科学知识是假设的猜想的知识，所以波普尔才在书中警告人类学家说：“人类学家不是来自火星的观察者，虽然他常常自以为是，常常(不无热忱地)试图扮演这种社会角色;我们也没有一丝理由假定火星居民看我们会比我们看自己更加‘客观’。”

　　按照波普尔的警告，我们不禁要问，人类学家的雅克博士是来自火星的观察者吗?显然不是;他用“科学知识”获得的“真相”或“真理”会比我们自己看自己更加“客观”吗，显然也不是。雅克博士用“科学角度”的“上帝之眼”观察苗族及其(H)蒙，并不能使他获得“科学知识”的“真理”，因为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没有“上帝之眼”，有的只是为各种政治利益目的服务的意识形态之眼。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普南特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中就认为，我们不能认识也不能有效地使用上帝的观点，所存在的只是我们实际的人的各种不同观点，而我们这些实际的人所考虑的是我们的描述和理论为之服务的各种利益和目的。为什么说雅克博士的“科学角度”不是上帝之眼，因为他在《讲述真理》中不断表明他仇视中国，仇视苗族统一名称，仇视苗族自治州;露骨地要求苗族及其(H)蒙“应该解放自己的头脑”，“剥去一个相似的‘苗族束缚’”，以便到达他解构苗族，分裂中国的政治企图。雅克博士在《讲述真理》中大量地使用各种政治话语，这表明，他的“科学角度”就是他的政治角度。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看来雅克博士并不例外，他就是一个政治动物。科学和政治从来就没有分开过。科学利用政治，政治利用科学。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就说：“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在我们的专业里，无可置疑的存在着有强大的利益集团的顽固和自觉的的党派偏见所夹带的虚假价值无涉的倾向性。”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更为直接地指出：“社会科学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性的’科学……实用的结论将是不可避免的，反而还是主要任务之一。”法国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布尔迪厄并不认为人类学家与利益无关，他“借用马克思的观念：人人都拥有一个阶级地位，这个地位赋予他们一定的利益，他们的解释性行为往往是为利益辩护而设计的意识形态。人们的‘情境定义’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毫无取向的，而经常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是客观的阶级结构的一部分，也是在这种结构下生成的固有利益冲突的一部分。”由于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意识形态，使希望中立的社会科学不可能中立，所以，美国当代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开创者，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在《否思社会科学》中反思说：“科学永远不是中性的，因而科学所产生的结构也永远不是中性的。”他还说：“一种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世界观，但是它是一种很特别的世界观。人们带着明确的政治目的，继承了前人的观点”

　　人类学家的雅克博士应该非常明白，人类学这门学科是西方殖民者为了认识自己，并为了统治殖民地而到殖民地去研究所谓“无历史的野蛮人”才建立起来的学科。人类学天生就带着西方的种族中心论，它是一门“东方学”，英国人类学家加德纳和刘易斯在《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中就反思了人类学的殖民传统，批判了“把人类学家假想为对外来人进行‘客观’描述的学术权威”的观点，他们指出：“人类学表述不是中性的，而是基于南北半球的权力关系。”不管雅克博士怎样声称“我想保持中立”，他的“科学知识”仍然逃不脱西方种族中心论的魔咒控制的必然性。“‘知识’——永远不可能是原初的、未经沾染或纯然客观的”。因此他的“科学知识”必然是东方学的知识。

　　东方学是什么?美籍阿拉伯裔学者萨伊德在其著名的《东方学》中解释说：“东方学归根到底是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为什么说雅克博士的“科学知识”是东方学知识，萨伊德在《东方学》中作了回答：“任何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的人——不管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无论面对的是具体的还是一般问题——都是东方学家，他或她所做的事情就是东方学。……它带有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萨伊德具体地阐述说：“东方学……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它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世界是由东方和西方两大不平等的部分组成)，而且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它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社会描述将这些利益体系创造出来，并且使其得以维持下去;它本身就是，而不是表达了对一个与自己显然不同的(或新异的、代替性的)世界进行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是控制、操纵、甚至吞并——的愿望和意图。”萨伊德还更为直接了当地说：“东方学正是这样一种真理体系，尼采意义上的真理体系。因而有理由认为，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对东方发表什么看法，最终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按照萨伊德的观点，很显然，雅克博士就是一个东方学家，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雅克博士不必为萨伊德理论给予的这些头衔而感到愤怒，反而应该因自己在苗族研究上所取得的东方学知识成就欣然予以接受。

　　雅克博士认为苗族是一个愚昧的民族，不懂真理是什么，所以他要对苗族“讲述真理”，关于真理，有多种理论，比如符合论，融贯论，实用论和冗余论等等。我看雅克博士用的就是实用论的真理。实用主义认为“有用的就是真理”，“成功地得到我们所想得到的东西”就是真理，雅克博士的“真理”想得到什么呢?这就是他说的“剥去一个相似的‘苗族束缚’”，冲破“苗族统一名称的政治压力。”然后分裂中国。这种解构苗族的真理，正是萨伊德所说的东方学真理体系中的真理。是含有西方后殖民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设定“真理”。美国著名的当代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在《后哲学文化》中说：“是我们的信念和愿望形成了我们的真理标准。”雅克博士的真理标准就是后殖民的政治意识形态。也许雅克博士要争辩说他所讲的“真理”不是后殖民的意识形态真理，如果是这样，那他为什么在《讲述真理》中大声疾呼要冲破“中国建立苗的政治身份”，冲破“苗族统一名称的政治压力”。由于以西方经济文化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全球化的冲击，世界各地的苗族传统文化通通都在被不断冲击之中，无论印度支那的苗族或是中国的苗族概莫能外。雅克博士却不顾这一事实，用他的后殖民政治意识形态“真理”谎称，“印度支那(H)蒙保留了他们原来语言的、社会结构及其文化基础，也许这是一个比他们仍居留于中华帝国的亲属更好的方式。”这句话的用意是中国没有印度支那好，号召中国的苗族脱离中国投向印度支那(东南亚)。他到底在为谁说话。我们不妨用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的话问他，“谁在说话，在所有说话个体的总体中谁有充分理由使用这种类型的语言?谁是这种语言的拥有者?谁从这个拥有者那里接受他的特殊性及其特权地位?”其实真正的说话者并不是雅克博士，他也不是这种语言的拥有者，真正的拥有者是某个西方资本政治利益集团。只要问一问支撑雅克博士研究苗族40多年的经费从哪里来，就必然逻辑地推论出他背后的拥有者是支撑他进行研究的某个西方资本政治利益集团，雅克博士只不过是这一集团的众多代言人中的小代言人而已。萨伊德的话也可以支持这一推断：“区域研究专家——这是东方学家的新名称——认为自己对区域专门知识拥有发言权，而后者往往被用来服务于政府或商业或是二者兼顾。”雅克博士背后的资本政治利益集团，其国际政治战略就是要将印度支那作为围堵中国实行C形包围圈的一部分，苗族将被利用作为这一战略利益的牺牲品。不难看出，雅克博士所讲述的“真理”就是这一政治战略阴谋的代名词。萨伊德在《东方学》中就已经揭露了这种政治阴谋，他说：“可以认为，欧洲，还有美国对东方的兴趣是政治性的。”他又说：“使人们认识到政治帝国主义控制着整个研究领域，控制着人们的想象，控制着学术研究的机构——要想回避这一问题从学术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而言都是不可能的。”

　　三、苗族是不证自明的存在

　　苗族存在着，就如现象学的创始人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说的那样：“不言自明，事物存在着，作为静止的、运动的、变化的事物而存在于无限空间之中”苗族并不是凭空想象产生的异类，而是经过数千年历史造就成的民族，是历史的命运共同体。无论雅克博士及其东方学家们如何用东方学的理论概念语词去描述、定义、解构和政治操弄，比如“部落”、“族群”、“民族群体”、“虚拟民族”等等，无论怎样千方百计地否定苗族的存在，苗族这一历史命运共同体，总是不以雅克博士及其东方学家们的政治意识形态为转移，不证自明地客观存在着。这一存在也证实了法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德拉诺瓦如下的观点：“民族作为一个事实存在是不证自明的。”“民族是存在的，即使无法对其进行界定。我们知道它存在，但并不确切地知道它是什么。”

　　雅克博士否定苗族存在的理由很明确，那就是对中国苗族的政治仇恨。他认为“中国建立苗的政治身份”是“滥用民族名称”，是对“民族概念的持久误解。”然而“民族”概念是什么，他并没有进行理论上的定义和说明。他为什么不加以定义说明?这是因为对于“民族”的定义没有一个世界公认的标准，19世纪西方学者白芝皓就曾说过：“若你不曾问起民族的意义为何，我们会以为我们早已知道答案，但是，实际上我们很难解释清楚到底民族是什么，也很难给它一个简单定义。”当代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鲍姆，是现代主义建构论范式的民族主义理论代表人之一，他也认为：“将人类划分成不同的民族集团，乃是民族建立的必经过程，然而奇怪的是，至今尚无一致通论或标准规则，可作为民族区分的标准……。”而另一位族群——象征主义范式的民族理论代表，当代英国政治学家史密斯也有类似看法：“我们将如何来定义‘民族’这一概念?无疑这是本领域最成问题和争议最大的术语。有些人干脆不对它作明确的定义。”

　　这就是说，每一种理论范式都可以产生自己关于民族的定义，因而有多少种理论范式就有多少种对民族的界定。人们不得不承认民族的定义多种多样，彼此对立，常常充满矛盾。雅克博士为什么不对民族做出自己的定义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民族理论，更无所谓范式。在他的《讲述真理》中对他所指称的实体对象就没有一个确定的概念语词，词与物并不对应，比如它使用的“苗族的四个主要族群”、“民族群体的苗”、“中国的苗民族”、“虚拟民族”、“中国的蒙民族”、“(H)蒙种族”、“(H)蒙部落”等等一些能指并不对应所指的互相矛盾的混淆概念语词，使我们确信他反对中国“滥用民族名称”只是一个幌子，他自己就在滥用民族名称。

　　为了弄清苗族这一名称是否如雅克博士所说的“滥用民族名称”，我们有必要介绍西方的民族理论范式。英国的史密斯在《民族主义》中将其归纳为四种：

　　1、现代主义。这一范式代表主流和正统，其主张认为民族是现代建构的过程。民族、民族国家、民族认同和整个“民族国家国际”共同体都是现代的现象。现代主义范式又分为五种不同形式。①社会经济的，代表人物是奈恩和赫克特。②社会文化的，代表人物是盖尔纳。③政治的，代表人物是吉登斯。④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凯多利。⑤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霍布斯鲍姆和安德森。

　　2、永存主义。这一范式主张民族始终存在于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并且许多民族甚至在远古时期就已存在。永存主义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持续的永存主义”。主张各民族都有长久的、持续不断的历史，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或古代。其代表人物沃森就认为，应该将古老而持续的民族与现代故意创造出来的民族加以区别。第二种是“周期性发生永存主义”。代表人物勒南认为“总体的民族”作为人类共同体的范畴，则是永存的和无处不在的，因为它出现在每个历史时期并且存在于全球五大洲。

　　3、原生主义。这一范式主张民族是“原生的”，它们存在于时间的第一序列，并且是以后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代表人物是卢梭和西哀士。另外还有两种原生主义，一种是生物型的基因冲动，代表人物是范登堡。另一种是“文化施与”，认为民族是许多人的自我感觉与血脉、种族、语言、忠诚、宗教和传统等的全部事实粘合在一起。代表人物为格尔茨。

　　4、族群——象征主义。这一范式主张民族和族群都是集体文化认同形式，集体共享文化象征、神话和记忆。族群——象征主义将分析的焦点从完全外部的政治和经济或社会的因素转到诸如象征、记忆、神话、价值和传统等文化因素上。其代表人物是史密斯、阿姆斯特朗和哈金森等。

　　需要特别提醒非西方的是，现代关于民族理论的各种范式，都是在西方的社会历史状况和知识体系中建构形成并以西方为主导中心的理论范式。其建构的动因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扩张，这种扩张需要建立现代国家作为保护资本的权力工具;现代国家又需要从文化心理情感出发，凝聚领土之内的公民并获得全体公民的合法性认同，“民族乃是全体公民的集称。”于是便以国家为社会单位建构了新的现代民族。这就是“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也就是一个民族。”的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范式。这一范式被霍布斯鲍姆称为：“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国家=民族=公民这道等式便是这一建构的概括。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产生了英国及其英吉利民族，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法兰西共和国及其法兰西民族就是这一建构的实践说明。由于国家与民族重合，因而英语nation一词才具有“民族”和“国家”两个含义，所以在英语世界里现代国家又称之为“民族——国家”，“民族”即是现代国家民族，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马志尼范式本身就有漏洞，因为“任谁也无法否认历史上老字号的民族国家，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等，都是多民族、多语系的国家。”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一理论的“民族”概念语词就变成有时指国家层面的民族，有时又指国家层面之下的“民族”，“民族”有了上下位之分。为此，史密斯才提问道：“我们能否考虑存在着‘民族中的民族’，即在比利时或西班牙民族中存在着弗勒芒斯民族和加泰罗尼亚民族?或者是否应坚持民族只存在于‘民族国家’内”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黑斯廷斯提出了前现代民族与现代民族的区别概念。

　　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类结群认同为共同体的复杂性，这些共同体并不能用一个概念语词可以指称涵盖。语言学告诉我们，每一种语言所创造的语词有不少具有多重含义，语词的歧义常常令人混淆不清，民族就是这样一个概念语词。为了避免民族这一概念语词的歧义，英语世界又创造了新的术语，美国社会学家麦格在《族群社会学》中就指出：“现在人们熟悉的族群(ethnic group)和族群性(ethnicity)事实上是两个相对比较新的术语，直到20世纪60年代它们才出现在普通的英语词典里(Glazer and Moynihan,1975)。现在一般被称作族群的群体在以前被认为是种族(race)或民族(nation)。”这一来，与现代国家形态重合的民族才能成为民族。国家之内原来称呼的各民族只能改为族群，“民族”便成为上位词，“族群”成为下位词，这就是西方话语中心所谓的“大民族”与“小族群”的概念语词建构过程。这一建构也证实了发生学关于认识是一种继续不断建构的论断。“民族”和“族群”被称为科学的语言，“这种被称为科学的语言和另一种被称为伦理政治的语言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两者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或者说来自同一个‘选择’，它的名字叫西方。”于是只有西方才具有对“民族”和“族群”的解释权。

　　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发展需要建立以西方为中心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西方殖民者因此加速殖民扩张，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们为了摆脱殖民统治，被迫主动学习西方，掀起民族独立运动，模仿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模式建立国家。于是，英语世界的“民族=国家”理论得以成为全世界的主流理论。当今许多生活在汉语世界和其他语言世界的非西方人，不自觉地将这一理论内化为自己的理论。也许是为了提醒非西方人，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特别作出如下解释：“每当我言及‘民族——国家’，读者应明白是指：‘西方民族——国家’，更多的时候则指‘欧洲民族——国家’。”

　　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从此成了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中国人不甘被奴役，于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才主动学习西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孙中山最初想用马志尼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西方模式，把中国建成单一的汉族国家，他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他后来发现这一模式有问题。如果以单一汉族建国，那将会导致中国的西藏、新疆、蒙古等地非汉族的分裂，所以他才改为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到了1920年，孙中山又意识到硬搬西方模式到中国出现“水土不服”，他才将马志尼模式结合中国的实际改为：“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孙中山进一步完善了以单一的中华民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国的理论构想。

　　“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云南项从周领导苗族抗击法国对中国的侵略，就是中华民族作为自觉民族实体出现的一个例子。特别是抗日战争，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各民族团结一致奋勇抵抗，苗族就有两个师血洒抗日疆场，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在抗战中经受住了考验。然而孙中山的构想，在蒋介石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主导下，并未得到言行一致的实施，特别在政治上，中华民族之中的少数民族并未获得平等的主体地位和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这种状况，宪法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为了使各民族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国家把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为此，建国初期就开展民族识别，识别的依据是中国自己关于“民族”的概念。参加民族识别的人类学家费孝通阐述了这一概念。“……根据中国民族现实的客观特点，我认为‘民族’概念本身应该包括了三个层次的涵义。第一层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这是中国历史发展决定的，确确实实存在一个中华民族。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整体的各个具体民族，中华民族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各个具体民族的民族特点的对立和统一。所谓民族特点是一个民族从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适应其具体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特点。在统一体的内部，应当承认部分的特殊性，并以此来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第三层是中华民族里各民族内部的各种‘人’。”

　　中国运用的“民族”概念语词，既没有照搬斯大林的苏联模式，也没有硬套西方话语中心主义建构的“民族”概念语词，而是从以我为主的中国主体性出发，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传统和复杂的中国自组织出发，来进行自主性的现代“民族”概念语词建构。中国苗族就是在这样的民族识别过程中，作为第二个层次的民族被国家予以确认，苗族则由内部的各种“人”即各支系组成。这一确认并非是雅克博士所指责的“虚拟民族”确认，并非是美国学者路易莎所称的“苗族正是由这一民族范畴的越界和对这一范畴的政治操弄形成。”也并非如澳大利亚白人学者王富文(Nicholas Tapp)所称的“苗是一个很随意的词语”，“找不到苗这样一种实体”。

　　中国人弄不明白，自己进行“民族”概念语词的建构有何不可，难道只允许西方人建构就不允许中国人建构吗?中国人的建构动了谁的“蛋糕”?是法国人的?或是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他们为什么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如丧考妣般的着急，并痛心疾首地进行政治操弄的解构。这不得不使世人疑窦丛生。苗族作为一种人类实体存在着，他并不因为几位后殖民的西方白人学者用“东方学”的后殖民现代文本，进行政治和英语语词的解构操弄而消失。正如费孝通先生说的那样：“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并不是得了名才成为一个民族实体的。”这是因为人类本身就是一种实体存在，人并不是因为人的概念操弄才产生出实体的人。法国当代哲学家、“复杂性范式”的著名提出者莫兰，在反思西方知识体系时说：“关键的实在被解体了，它们在由学科划分的缝隙之间穿过。人类科学的学科不再需要人的概念。盲目的学究们从而得出结论，人是不存在的，除非关于他的幻影。”莫兰所说的盲目的学究们指的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者，路易莎、王富文、雅克就属于这批人。解构性的后现代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人的异化使“人死了”，“主体死了”。而建设性的后现代却主张“主体的回归”，人并没有死，主体并没有死。苗族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群体主体并没有死。当苗人用苗语说“我”时，他就已经作为一个事实存在，作为主体的事实存在。“而一旦我会对自己说‘我’，那么，对我来说，诸多其他的说‘我’者就是实际存在了。”能用苗语说“我”的人就已经生活在众多的苗语说“我”者的苗人社会里，众多的苗语说“我”者，就被苗语的“我们”所指称。而这些说苗语的“我们”共同体，就在苗语创造的生活世界里生成和生存发展。这个苗语“我们”共同体即是作为实体存在的苗族。实体存在的苗族是一个复杂的主体，“主体的概念因此应该是复杂的”在复杂性范式理论看来，苗族不但是复杂性的苗语共同体主体，而且是自主性的和复杂性的苗语共同体的“自我组织”，而不是被他者语言建构的被支配的“被组织”。我们可以用美国考古学家亚当斯的话来说明：“把文明的兴衰看成是自我组织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在不同的时候，从自己对环境的不同认识出发，选择不同的文化组合群。”所谓“文化组合群”就是由语言建构而形成的文化组合群体。由语言文化群体形成的自我组织的文化共同体。苗族就是这样的自我组织的文化共同体。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人是能言说的生命存在。这一陈述并非意味着人只伴随着其他能力而拥有语言的能力。它是要说，唯有言说使人成为人的生命存在。作为言说者的人是人。”因此可以说，苗语使人成为苗人，苗人是能说苗语的生命存在，这一生命存在在五千多年前就用苗语对自我及其群体命名。维特根斯坦说：“命名就像给一件东西贴上标签。”苗人自己给自己贴上了标签，由于方言不同而分别称为mhu33(汉语译音为“模”)，或moŋ43、muŋ43(汉语译音为“蒙” )和mao55(汉语译音为“毛”或“目”)，或qJ35Goŋ(汉语译音为“仡熊”)。这些自我及其支系群体命名多数均带铺音m。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孔颖达注疏说：“苗民，即九黎之后。”这就表明，古时生活在汉语世界的华夏汉人用汉语译音“苗”来称呼这些群体。“苗”就成了汉语他称。汉语的“苗”字字义本身并没有贬义。因而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在征得苗族上层精英以及各方面的代表同意后，在国家层面上确认了苗族这一族名的汉语译音。苗族就是用这一汉语他称在汉语世界中呈现自己并不证自明地存在着。

　　四、苗族是一个历史命运共同体

　　当代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说：“民族首先是一些有着相同起源的共同体。”当代法国思想家德拉诺瓦也说：“历史造就了民族，这不是因为历史学家在让历史为君王服务后才按民族的原则编撰了历史。民族不仅是历史长河中具有特殊与有限生命的个体，而且民族意味着命运的历程。民族同国家不同，国家被看做是人为的创造和构架，可以不断进行改进。民族性类似于人的情绪和性格。一连串时间会把民族性转变成为民族命运。”他还说：“为什么历史造就民族?因为没有‘命运共同体’就没有民族特征。所有不同的民族理念都试图创造并保存共同命运。民族将历史转变成命运。”苗族正如德拉诺瓦所说的是一个历史命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在历史的磨难中形成的。而“民族的历史强调集体磨难的幸与不幸。”雅克博士的先辈，法国人类学家萨维纳在《苗族史》中承认说：“中国的历史纪年也见证了苗族在中国的生存开端。但苗族的漫长迁移之路，在历史上都没有记载下来，尽管他历时差不多五千年。……这个漫长的历史——鲍迪埃(Pautier)先生称之为‘一个真实的历史现象’。”

　　苗族不但是一个历史的命运共同体，也是一个复杂的自我组织。三大方言支系的苗族在自组织内，传承着从创世纪神话到漫长的战争迁徙史诗、丰富的人文经典和多样性的历史文化传统。苗族的集体历史记忆，记述了上古时期黄河和长江下游的东方是苗族先民的肇始地，蚩尤是苗族的人文始祖。由于战争失败逼迫苗族先民经历了数千年的磨难和远距离的历史大迁徙，分散在众多民族的缝隙之中。自组织地独立生存在多样性的夹缝中的各个苗族群体，形成了多样性的自组织支系，彼此间的交流被不同程度阻断，其语言及其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迁徙过程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但万变不离其宗，苗族的文化基因并没有变，作为自组织的文化共同体并没有变。这种历史磨难的命运致使苗族形成三大方言、七个次方言和二十三种土语，支系较为复杂的状况。这正如萨维纳说的：“所有苗语都有不同方言。”

　　大迁徙的犹太人与苗族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古代犹太人也由于战争失败而迁徙，犹太人的古希伯来语在迁徙的磨难中逐渐变成东欧犹太人的意第绪语，西南欧和拉丁美洲的犹太人变成了说拉迪诺语，北非的犹太人说莫格拉宾语，西亚的犹太人说阿拉伯语等等。说着不同语言的世界犹太人，并没有因为语言障碍，而削弱他们共同磨难的历史命运形成的民族情感意识和对犹太教的信仰。操三大方言苗族的苗人，与犹太人相似。由于苗人都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根脉和共同磨难的历史命运，因而共同的苗族情感意识以及对神圣祖先蚩尤的宗教信仰是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是共同的起源、语言和历史的结晶。”虽然有方言交流的障碍和陌生，却并没有妨碍苗族归属感的历史命运共同体整体性认同，因为“民族归属感促使以往彼此生疏的人们团结一致。”当今的苗人还充分地利用全球信息化的网络以及各种现代传媒，打破语言和互相陌生的障碍，进行苗族归属感的情感交流。这种交流突破了地域分散性的时空局限，使苗人因此得以在全球化时空中加强世界性的苗族归属感的民族意识情感认同。比如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美国苗族王宝先生去逝，世界各地操不同方言的苗人就纷纷通过全球化的网络进行悼念。这样一种极其强烈的苗族归属感的民族情感意识，是自命为“拯救”者的法兰西帝国后裔的雅克博士所不能体会的。雅克博士自认为只要他以“上帝是法国人”的身份，向苗族讲述他分裂苗族的“真理”，他就可以预言：“某一天，苗族的束缚将不可避免被撕破”。其实，仇视中国的雅克博士如果能屈驾到当今中国苗族地区，就会感受到三大方言的苗人有着强烈的苗族归属感的民族情感意识，当他看到互相陌生的苗人认同为神圣人文始祖蚩尤的后裔子孙，并为蚩尤塑像进行隆重的祭祀崇拜时，他恐怕不得不无奈地承认，他预言苗族“被撕破”的那个某一天，也会和他自己认同的法兰西民族“被撕破”的某一天一样，将是遥遥无期的某一天，预言苗族消失的人不只是雅克博士，早在1880年爱利瑟.邵可侣(Elisée Reclus)就曾预言说：“生 存下来的苗人，恐怕会在人们还未确定在亚洲民族中的地位之前就消失了。”然而130多年后的今天，苗人仍然鲜活地存在着。因而雅克博士有理由相信，他将不可能看到他预言的某一天了，仰天长叹吧，雅克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