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5日，《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刊登了《民族“去政治化”：一种被挑战的理论？》一文，针对马戎与沙伯力两人关于民族“去政治化”的争论，从寻找共识以及重新梳理两位学者不同学术脉络的角度出发，呈现了这一讨论的复杂性及其当下反思民族问题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这一视角至关重要，并值得延伸讨论——

　　两种语境之间的紧张关系

　　实际上，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讨论，始终面对着一种源于中外语境差异而带来的紧张关系与压力。其根基不仅在于中外文化环境的差异，更是基于中国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所面对的独特困境。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社会相比，“现代化”对当代中国来说仍然是一个需要完成的“规定动作”。

　　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在文化上始终存在一种紧张关系：一方面由于被迫卷入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传统帝国瓦解，从“天下”转向“民族国家”，必须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来寻求自我确认、调试自我定位、争取独立身份；另一方面，由于外部的强大压力，在国家内部必须展开知识体系的更新与文化的反思。

　　这意味着我们既要向外界寻求一套新的话语来重新言说自古以来的各种“地方知识”，又要以改良过的知识系统作为依据去争取自身参与世界博弈的平等权利。这种复杂的“文化翻译”同时面对两种不同的语境，其意义流转过程中往往出现某种错位，甚至误读。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曾发生大的断裂的文明体，历史所蕴含的能量，使其不可能完全放弃自身道路而全面接受外来传统。换言之，就国内语境而言，我们必将长期接受内部历史文化特殊性对“现代化”诉求的挑战，必须寻求新的道路去弥合外来文化与本土资源间的缝隙。这就使得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法与西方经验完全对应。我们必须将中西文化进行嫁接，以最终实现知识体系的更新换代。

　　但我们同时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是，至少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还将处于世界体系的弱势一方。争取平等参与世界事务，寻找独立话语空间的努力还将继续。在暂时无法突破西方世界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我们的讨论仍旧要与外部分享某些前提。

　　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复杂。一方面，我们深知中国的情况与现代化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兼容，我们必须对舶来文化展开重新解释；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挑战讨论的基本概念体系，那么，当外界用他们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中国本土所发生的变革时，根源于历史的差异性就会被无限放大乃至扭曲。

　　这一内在紧张关系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同一类问题在遭遇内外不同语境时，所强调的重点各异，而这些差异反过来又会影响人们对于同一问题的理解。

　　内外语境区隔背景下的“马沙之争”

　　通过上述对中外语境的讨论，我们或可重新理解马、沙两位学者各自学术主张的侧重。

　　就沙伯力针对马戎的几点商榷来看，他的主要观点在于不应当将美国、印度等国基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民族政策，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最佳参照。沙伯力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去政治化”的国内族群政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绝佳产物，它以“平等”、“自由”等口号为掩饰，遮蔽了各族群事实上的不平等，并为国家纵容这种不平等提供合法性基础。他认为，中国经验恰恰是对这种“去政治化”的族群政策的有力挑战。中国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规定了各少数民族的政治身份，又辅之以国家的积极干预（如优惠政策、民族区域自治等），所针对的恰恰就是美国经验的软肋。因此，不应该避讳中国在解决民族问题上所采取的“政治化”的立场，而应该将这一点发扬光大，充分扩大少数民族的各项权益。

　　应该说，沙伯力的讨论更多地带有以中国经验挑战西方民族政策话语霸权的色彩。事实上，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以自由主义价值观攻击社会主义民族工作的基本理念，其目的无非是挑起意识形态批判从而坐实“威权中国”的形象。从根本上说，西方社会对中国民族政策的挑战，尤其是对于中国民族地区现代化实践的攻击，是一种“遥远的地平线”式的知识建构。他们所反对的，并非是中国的民族政策体系，更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在民族地区所展开的现代化努力的一种近乎本能的排斥。沙伯力对中国经验的重视，来源于这样一种判断，即中国的实践虽远非完美，却蕴藏着挑战自由主义、个人权益为基础的民族政策话语霸权的可能性。

　　同样，我们可以说，马戎对于“去政治化”的倡导，主要出发点是为了规避民族问题所可能带来的巨大政治风险，其主要的担忧来自于苏东剧变的历史经验。同时，他的这一主张隐含着这样一个时代性的判断，那就是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需要化解矛盾、开拓新局面的新阶段，相应地，民族问题也应该部分告别奠基于上世纪50年代的理论基础，转而在新的架构内展开布局。

　　学界对马戎观点的争论毋庸多言，但笔者在此想强调的一点是，正如关凯在《民族“去政治化”：一种被挑战的理论？》文中所言，“去政治化”这一提法虽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它确实回应了某种现实需求。改革开放已历30年，国内各界对于进一步规范法律、制度建设，推动公民社会发展已然达成共识。因此，对我国民族工作中属于政府主动扶持的一些政策展开反思，考察其是否会造成一种“积极的歧视”，也是当代学术界所不能回避的历史责任。此外，马戎的观点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将“强化民族国家建构”与“保障各族群权益”关系的讨论带回学术界，并提醒我们警惕后现代思潮对“国家”的极端怀疑有可能走向一种虚无主义，从而彻底消除民族工作中的价值倡导。由是观之，这一主张所代表的仍旧是一种对内的调试与反思，与中国所面对的现实挑战密切相关，如果在讨论之中仅仅注意其可能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反倒是本末倒置。

　　不同政治概念的殊途同归

　　基于上述讨论，笔者认为，沙伯力与马戎的讨论虽各自强调了对“政治”的态度，但因各自所侧重的语境有所不同，此“政治”非彼“政治”，二者之间的关系亦非势同冰炭。

　　沙伯力所谓的“政治”，是以积极的国家干预，保障边缘群体发展自身经济文化的策略。它所针对的是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将民族问题完全推向社会，任其自我发展，貌似公平实则罔顾既有的社会差异。马戎所排斥的，是对“政治”的误读和利用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其本质上仍旧希望国家能够对现有格局作出调整。也就是说，马戎的“去政治化”，虽然听起来好似新自由主义，但实际上仍然需要国家的主动行动，只是在方向和力度上有所区别，与沙伯力所谓“政治化”的主张享有一定共识。

　　其次，沙、马两位对民族政策的前景设计，都没有离开对“权利”的关注，不同之处在于，沙伯力主张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充，而马戎的设想是通过一种尽量减少社会成员之间差异性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前者的讨论之所以应该受到重视，是因为一旦进入国际语境，这种叙述方式将是中国经验对抗西方意识形态挤压，坚持独立自主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参照文本；而后者的主张也不应该被低估，因为这即便不是民族工作改革的最终方向，也可以成为反思问题之所在的重要起点。

　　马、沙争论之重要意义，在于二人的主张背后享有一定的共识。那就是少数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而且并非形而上的玄想，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的道路将如何选择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并不唯一，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讨论的方向如何，都必须维护一种具有超越感的价值原则。这种价值立足于对主体的尊重，对公平的诉求以及直面历史的勇气。

　　中国的民族问题处于内外双重语境的交集，在大多数情况下围绕它所展开的争论都会被相应场域中的权利关系所左右。正因如此，明确讨论的共识，在充分论证的前提下保证各方意见的通畅才显得极其必要。解决这一问题所需要的勇气和智慧决定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关凯所言马、沙争论之重要启发意义才得以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