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少数民族文化承认的政治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8-12-19 作者：刘大先
许多事情我们需要很久才会彻底明白它的意义所在。30年前，当袁运生的画作《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裸体的傣族女孩第一次出现在首都机场墙壁上的时候，尽管议论纷纷，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现在看来不足为奇的形象其实暗示了一种从僵化社会体制中文化突围的身体诉求。多数人恍如梦寐，一个新的时代已然来临。
一个社会中，身体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肉体，它往往会包含着意识、道德和宗教的种种依托和限制，权力的隐形机制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出现如影随形。中国从传统的专制礼法时代到现代民族国家，身体经历了一系列的“解放”，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酷刑和“裹脚”等等带有鲁迅嘲讽的“国粹”色彩的事物的退场。然而，另一方面，现代中国接受的西方启蒙运动所宣扬的各类观念，其实不过是另一种控制和塑造人的权力机制和技术上的完善。
袁运生画作甫一诞生所遭遇的命运，某种意义而言倒是折射了中国新时期以来社会精神和思想观念变迁的一个面相。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认为，现代艺术的重要功能就是否定被意识形态异化了的社会现状。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仁们比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也基本同意这样的看法——感性和身体是我们时代思想解放的渠道。在文革的清教式、一统化的文化氛围结束不久，以裸体的少数民族女子作为艺术主题无疑具有这样惊世骇俗的效果。
如果说身体从传统遭受规训和惩罚的历史，到现代民族国家只是换了一种模式的同样命运，那么现在它还多了一层被纳入生产计划和生产目的的规划。权力将身体作为一个驯服的意识形态表征，进而将其改造为历史的生产工具，这似乎是无可逃避的宿命。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身体也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自律性。身体的唯一性，它的不可替代和不可重复显示了它的意义所在。正是身体建立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它以心灵的中介形式体现了时代的欲望和技术、思想与限度。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首先是身体自由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运生的画只是那个时代风起云涌的思潮中一朵飞跃的浪花。
事情又不仅仅这么简单。在《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引起的口水泫然的争论之中，有人甚至会说“我们是要一个傣族，还是要一个画家”。抛开言说者的原意和动机不说，这倒提醒我们思考一种承认的政治。傣女的裸体显然是不被当时的一些人承认的，当时的原因不得而知，今日以后见之明来看，不外乎禁锢已久的观念和体制一时无法应对和接受突如其来的冲击，而更多有关思想解放的种种推测也无需多言。
显然，对于那个时代受过西方美术教育的人来说，古希腊的裸体（比如米洛的维纳斯和拿着抛石器的大卫王）在接受上不会存在多大的问题，但是一个少数民族女孩的裸体却要带来更多的困惑和不安。简而言之，它很难被承认。时至当下，除了极少数顽固的卫道士，估计没有人再会对这样的题材大惊小怪，纵观30年来人们对于此类艺术品观念的转变，可以寻觅到我们时代思想嬗变的蛛丝马迹。
这背后所涉及的思想史命题不是一篇随感式的短文所能涵盖，在这里只想谈一谈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一向为我们的学者谈得很多，尤其是在文化多元主义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背景下。每一个个体和文化都有它独特的认同方式，平等地承认各种特殊的认同似乎已经是人们的共识。不过这种承认的政治不是依靠一个普遍主义的价值判断作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对各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和个体存在的自然性的认可。当袁运生以身体的政治学从边缘打开既有意识形态的缝隙之时，权力拥有者对辖区之内的话语形式自然会采取形式不一的管理和惩罚。这一点在现在不再成为问题，只不过因为身体政治学的话语模式已经转移到了消费。
身体被纳入到消费计划和消费目的中来，政治和商业合谋让身体成为消费的对象。通过广告、电视、电影、图片、文学中的肉体呈现，身体受到了赞美、欣赏、把玩和流通。我们进一步还会发现，这些身体形象大多数是女性，这提示了一个权力的在场。权力隐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实践中，以偏见的形式对身体加以精心而巧妙的改造，再次俘获一度作为自由象征的身体。
女性和少数民族在社会结构中都处于弱势的群体。在文化多样性的语法中，对于承认的要求其实是女性和少数民族边缘文化的首要政治诉求。如同哲学家、政治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说，“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同样，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承认与认同之间存在着先天的关联，边缘文化的合法性最终要受制于外在的他者的承认。
于今看来，在消费主义的整体语境中，少数民族承认的政治走到了另一个相反的方向——当初带有边缘崛起力量的异类（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第五代导演寻根式电影中的少数民族和边缘区域文化，以及那些同样素材来源的“西藏组画”之类作品所具有的“先锋性”），今日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即它们似乎只有表现为肉体的、素朴的、感性的、古老的、原始的、纯真的形象才能被主流文化所承认。边缘是个暂时的处所，它总是在与中心的对话与交流中趋于消亡，而边缘在几度地位起承逆转中向我们展示的是它内核里实在的中心权力镜像。
回首30年来，少数民族文化所经历的种种遭际，不由让人感到，一种合理的、有尊严的、平等且自由的承认的政治依然任重而道远。这不仅仅是硬性的法律条文所能规定，更是心理和认知上的同情与理解；不仅仅被动接受外来他者的映照，更需要发挥少数民族文化的能动与实践。
一个社会中，身体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肉体，它往往会包含着意识、道德和宗教的种种依托和限制，权力的隐形机制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出现如影随形。中国从传统的专制礼法时代到现代民族国家，身体经历了一系列的“解放”，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酷刑和“裹脚”等等带有鲁迅嘲讽的“国粹”色彩的事物的退场。然而，另一方面，现代中国接受的西方启蒙运动所宣扬的各类观念，其实不过是另一种控制和塑造人的权力机制和技术上的完善。
袁运生画作甫一诞生所遭遇的命运，某种意义而言倒是折射了中国新时期以来社会精神和思想观念变迁的一个面相。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认为，现代艺术的重要功能就是否定被意识形态异化了的社会现状。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仁们比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也基本同意这样的看法——感性和身体是我们时代思想解放的渠道。在文革的清教式、一统化的文化氛围结束不久，以裸体的少数民族女子作为艺术主题无疑具有这样惊世骇俗的效果。
如果说身体从传统遭受规训和惩罚的历史，到现代民族国家只是换了一种模式的同样命运，那么现在它还多了一层被纳入生产计划和生产目的的规划。权力将身体作为一个驯服的意识形态表征，进而将其改造为历史的生产工具，这似乎是无可逃避的宿命。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身体也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自律性。身体的唯一性，它的不可替代和不可重复显示了它的意义所在。正是身体建立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它以心灵的中介形式体现了时代的欲望和技术、思想与限度。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首先是身体自由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运生的画只是那个时代风起云涌的思潮中一朵飞跃的浪花。
事情又不仅仅这么简单。在《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引起的口水泫然的争论之中，有人甚至会说“我们是要一个傣族，还是要一个画家”。抛开言说者的原意和动机不说，这倒提醒我们思考一种承认的政治。傣女的裸体显然是不被当时的一些人承认的，当时的原因不得而知，今日以后见之明来看，不外乎禁锢已久的观念和体制一时无法应对和接受突如其来的冲击，而更多有关思想解放的种种推测也无需多言。
显然，对于那个时代受过西方美术教育的人来说，古希腊的裸体（比如米洛的维纳斯和拿着抛石器的大卫王）在接受上不会存在多大的问题，但是一个少数民族女孩的裸体却要带来更多的困惑和不安。简而言之，它很难被承认。时至当下，除了极少数顽固的卫道士，估计没有人再会对这样的题材大惊小怪，纵观30年来人们对于此类艺术品观念的转变，可以寻觅到我们时代思想嬗变的蛛丝马迹。
这背后所涉及的思想史命题不是一篇随感式的短文所能涵盖，在这里只想谈一谈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一向为我们的学者谈得很多，尤其是在文化多元主义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背景下。每一个个体和文化都有它独特的认同方式，平等地承认各种特殊的认同似乎已经是人们的共识。不过这种承认的政治不是依靠一个普遍主义的价值判断作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对各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和个体存在的自然性的认可。当袁运生以身体的政治学从边缘打开既有意识形态的缝隙之时，权力拥有者对辖区之内的话语形式自然会采取形式不一的管理和惩罚。这一点在现在不再成为问题，只不过因为身体政治学的话语模式已经转移到了消费。
身体被纳入到消费计划和消费目的中来，政治和商业合谋让身体成为消费的对象。通过广告、电视、电影、图片、文学中的肉体呈现，身体受到了赞美、欣赏、把玩和流通。我们进一步还会发现，这些身体形象大多数是女性，这提示了一个权力的在场。权力隐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实践中，以偏见的形式对身体加以精心而巧妙的改造，再次俘获一度作为自由象征的身体。
女性和少数民族在社会结构中都处于弱势的群体。在文化多样性的语法中，对于承认的要求其实是女性和少数民族边缘文化的首要政治诉求。如同哲学家、政治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说，“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同样，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承认与认同之间存在着先天的关联，边缘文化的合法性最终要受制于外在的他者的承认。
于今看来，在消费主义的整体语境中，少数民族承认的政治走到了另一个相反的方向——当初带有边缘崛起力量的异类（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第五代导演寻根式电影中的少数民族和边缘区域文化，以及那些同样素材来源的“西藏组画”之类作品所具有的“先锋性”），今日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即它们似乎只有表现为肉体的、素朴的、感性的、古老的、原始的、纯真的形象才能被主流文化所承认。边缘是个暂时的处所，它总是在与中心的对话与交流中趋于消亡，而边缘在几度地位起承逆转中向我们展示的是它内核里实在的中心权力镜像。
回首30年来，少数民族文化所经历的种种遭际，不由让人感到，一种合理的、有尊严的、平等且自由的承认的政治依然任重而道远。这不仅仅是硬性的法律条文所能规定，更是心理和认知上的同情与理解；不仅仅被动接受外来他者的映照，更需要发挥少数民族文化的能动与实践。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8年12月19日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iel.cas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