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晚年留影 资料图片 

　　如果以1903年赫胥黎《天演论》中译本在中国的问世算起，中国人类学发展到今天已逾百年。《回眸》试图以时间为经，以人事为纬，回望人类学在中国所走过的艰辛道路，探寻它对中国社会研究所作的贡献。

　　“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从介绍民族学理论、倡导民族学研究，到倡建学校机关、学术团体推进民族学研究，再到培养青年学子的学习兴趣和学术素养，被世人敬称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年届六旬开始痴迷于民族学研究

　　蔡元培在教育、美学方面的卓越贡献有目共睹，但在民族学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却鲜为人知。在蔡元培眼中，我国广袤的边陲腹地、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充满了吸引力。1892年春，蔡元培赴京殿试，在有关西藏的策论题中，他详述西藏“地域广袤，山川道里”。1901年，蔡元培在《学堂教科论》中说：以前的历史只记帝王之事，不记民生风俗，以致“于一群强弱盛衰之数，终不可稽”。因此，他于1918年发表北京大学校长启事，广泛征集全国近世歌谣，这恰恰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1907年夏，年近不惑的蔡元培远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只要时间不冲突，哲学、文学、实验心理学、美学这些课程，蔡元培都会去听。莱比锡大学礼堂中有一幅壁画，它给予蔡元培丰富的想象空间——在蔡元培看来，画面左侧那位裸体披着蓝衫的少女，以及环绕其周围的各民族人物，是希腊全部文化的象征。画面中间的多数学者，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中坚。身穿黑色衣服的柏拉图一手指天，这是富于理想的象征；身穿白色衣服的亚里士多德一手指地，是创设实证科学的象征。画面右侧亚历山大率群臣向左迈进，是希腊人权威的象征。一幅图画看似简单，其寓意却极为深刻，这就是美学的魅力所在。怎样才能对美学有一个彻底的了解呢？喜欢对学问寻根究底的蔡元培认为，这需要从美术史的研究入手。要研究美术史，“须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当时，适逢美洲原始民族学会在荷兰、瑞典开会，蔡元培应邀出席，由此对民族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4年，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出席国际民族学会第21次大会。在会上，他遇见了熟识的人类学者但泽尔。当时但泽尔在德国汉堡大学民族博物馆工作，他告诉蔡元培，那里有极丰富的民族学资料。得此讯息，蔡元培会后就前往汉堡大学潜心研究民族学。年届六旬的蔡元培痴迷于民族学研究，以致国内多次来函来电请蔡元培回国，都被他回绝了。在1925年1月写给北京大学评议会的信中，蔡元培说：“自去年十月起，即屏除一切，专心求学。冀再历一二年，稍有所得，以副研究之名。若此时辍业而归，则所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不特自问难安，而亦无以副本校特别优待之盛意。”1926年，蔡元培踏上了回国之路，民族学在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此拓荒。

　　发表《说民族学》全面阐释自己的观点

　　1926年至1934年，蔡元培先后发表了《说民族学》、《社会学与民族学》、《民族学上之进化观》等文章，比较全面地阐释了他的民族学观点，对近代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说民族学》一文中，蔡元培正式提出了“民族学”这一名称和概念。他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据此，他将民族学分为记录民族学和比较民族学两大类，并从卷帙浩繁的中国史料中发掘出丰富的民族学资料。在文中，蔡元培还论述了民族学与人类学、人种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的关系。文章发表后，“民族学”一词开始逐渐为国内学术界广泛采用。

　　民族文化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此，蔡元培亦有不少创见，并在《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一文中得以集中体现。对于民族文化类型的特质及其演进，蔡元培举出许多例证。在物质生活类型方面，蔡元培谈到钻木取火、饮食、交通等；在社会生活类型方面，他列举了母系制、图腾等；在心理生活类型方面，他举出语言、文字、美术、算术、音乐、宗教等。蔡元培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由远及近”的进化论理论说明自己列举的各项文化的特质及其演进。蔡元培认为，“在民族学上，我觉得人类进化的公例，有由远及近的一条，即人类学的目光与手段，都是自近处而逐渐及远处的”。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是民族学理论上的创见，对于我国民族文化研究也颇具启发性。

　　领导组织学者开展民族学田野调查

　　1927年，蔡元培倡议成立中央研究院并担任院长。中央研究院筹办之初，蔡元培就希望能成立一个民族学研究所，但因为人力和财力有限，这个心愿没能实现。1928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在研究所中增设了民族学组，亲任主任兼研究员，这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民族学研究组织。

　　在蔡元培的领导下，民族学组的研究员有计划有组织地分赴全国各地开展民族学田野调查。1928年，颜复礼、商承祖赴广西凌云一带，调查瑶族；1929年，林惠祥赴台湾调查高山族，凌纯声、商承祖赴松花江下游调查赫哲族；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赴湘西，调查苗族；1934年，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赴浙江调查畲族，凌纯声、陶云逵、赵至诚、勇士衡又赴云南对各民族进行调查。此外，蔡元培还资助同济大学的史图博、山东大学的刘咸赴海南岛调查黎族。这个时期，设在北京的民族学组与中央研究院设在中山大学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南北呼应，揭开了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大幕。从文献到实地，从书斋到田野，中国民族学者深入边疆，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参加这一时期田野调查的杨成志曾回忆说，那时必须面对疾病、夜晚突然响起的枪声、六畜同堂的茅屋、生食肉食、生鸦片味和一辈子不洗的衣物味、与死尸面对而睡、道路艰险和野兽出没等困难。正是这些在艰苦条件下开展的田野调查，为以后的调查提供了宝贵经验，形成了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程序和规范，实现了与现代世界民族学学科的直接对接和学术意义上的沟通。

　　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期间，对莱比锡大学民族博物馆搜集到的资料非常感兴趣，他还帮助民族博物馆为大家讲解馆中收藏的中国物品的相关知识。因此，蔡元培也希望中国能有一所自己的民族博物馆。1933年，蔡元培邀请但泽尔来华协助规划民族博物馆，大家齐心协力收集到了许多中外各民族的文物标本和图片。由于经费等问题，民族博物馆没能建成，这些丰富的收藏就只能珍藏在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学陈列室了。

　　蔡元培十分重视民族学，希望以此加强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以追求“共同之公例”，他在自写年谱中称，自己的梦想之一就是写一本《比较的民族学》，“研究民族学以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