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只有放眼整个国际人文学术，才能更好地看清民俗学的晚近走势、面临的困境和问题，以及今后的可能出路。在民俗学的未来发展进程中，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会发挥助推作用，民俗学者不能不予以考虑，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潮对当代民俗学的学科定位和社会作用的重新确认、以书写文化为主要表征的精英文化在融媒体时代（次生的口头性）面临的多重质疑和重新评估，以及科技与人文以另一种方式携手后带来的新的学术生长点。民俗学的未来发展，可以说挑战和机遇并存。

　　关键词：民俗学；人文学术；学科机遇

　　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民俗学学科的总体情况，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即国际人文学术背景、几个国家的民俗学现状，以及中国民俗学的机遇和挑战。

 

　　一、民俗学的国际人文学术背景

　　国际上的人文学术总体发展态势令人担忧。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后，美国人文学术的经费、教职、学生入学等几个重要指标都分别下跌了四分之一。前些年还有两个美国学者写了本书叫《谁杀死了荷马》（Who Killed Homer：The Demise of Classical Education and the Recovery of Greek Wisdom），讲20世纪西方人文学术衰落的问题，书中提及的一些数字令人心惊，比如20世纪初期，一个毕业于某个专科学校的管道工，都能讲几句拉丁语。但现在全美国修希腊和拉丁语的人数已不足5万，这是个戏剧性的下跌，古典学教育越来越成为小众的事情。美国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在欧洲，特别是那些以往教育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近些年来人文学科的教职、经费和学生入学率也都呈下降之势，其中古典学的下降趋势尤为明显。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现象是趋势性的。从2008年开始，我担任过两任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的副主席和主席，在任期的12年间，参与了许多大型国际人文学术会议，其中一些会议讨论的就是人文学术的命运和前景问题。应该说，我在这方面的感受要更为深刻和直接。在这些会议中，我们经常探讨人文学术有何功用，其发展前景如何，当下为何在走下坡路等问题。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对人文学科的重视程度不足，应该是导致当前局面的主要原因，认识不到位，支持力度也就不够，从数据来看，对人文学科的教育投入总体上是没有明显增长的，不少地方还逐年下降。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人文学术就获得了很大发展，与其他学科一道，搭建了今天全球知识体系和学科分布的基本格局。炼金术为后来的化学贡献了经验和智慧，占卜为天文历法和数学做了有益铺垫，还有历史学、文学、哲学等学科相继出现。这些分支学科的奠定和随后的发展，产生了长久的影响。但时至今日，在整个科学阵营之中，人文学术的发展态势无疑是在走下坡路，以语文学为例，像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路易斯·李盖提（Louis Ligeti）这样的全能型学者在全欧洲已难觅踪影了。如今的法兰西学术院，还有一些从事东方研究的学者，但这都与过去意义上的东方学研究相距甚远。不仅是东方学研究，西方除了考古学研究仍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以外，其他人文学科也都日渐冷清。选择人文学科学习，被视为是“奢侈”的事情。某次撒切尔夫人与英国高校学生对话时，听说有学生专攻人文，就用了“奢侈”这个词。时至今日，德国仍是欧洲人文学术的高地，还有少部分学者致力于亚述学、古典学等冷门学科的相关研究，其中有关埃及学的研究已持续百年之久，这种情况举世罕见。从整体上来说，人文学术的发展在持续走低，所有从事人文学术的学者面对这种局面都深感焦虑。

　　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如靶向药物产生了，某种癌就被攻克了；高铁出现了，人们的出行时间就缩短了。科技在大放光彩之时，对人文精神却产生了某种遮蔽和消解作用——高科技给人类生活品质的改善带来了实在的、可见的好处。相比之下，人文的价值和作用因为需要长时段，而且价值的显现往往并不直接，也就常常被低估和忽视。但人文精神对人类社会而言，具有独特的价值。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面临了许多重大的挑战，如反恐战争、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这些问题没有哪一个是靠科技进步就能彻底解决的。人文学科介入重大问题的必要性日渐凸显，可惜的是人文精神在整个人类知识谱系中所放射的光彩似乎不如从前了。今天，需要重新高举人文的火炬。

　　二、几个国家的民俗学现状

　　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技术与人类进步的关系被重新提出来，重新进行反思。人类思想精神的高地是什么？人文学术的功用是什么？中国作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在科技至上的思潮中该如何保持冷静，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来看民俗学，会发现民俗学在中国的整体发展态势多少有点逆势增长的样子。在全球人文学术都面临经费减少的大环境下，中国的学术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经费都在逐年递增，显示出中国政府对人文学科投入力度的加大。这种情况给民俗学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我们先来看看发达国家的民俗学这些年走过的路。

　　美国民俗学在晚近表现出了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公共民俗学、应用民俗学这一分支迅速发展。很多人是在社区作为独立民俗学家为社会服务的，这个趋势需要格外注意。另外，晚近美国民俗学的发展强烈介入现实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美国著名民俗学者比尔·艾伟（Bill Ivey）在特朗普上台不久后就写了一本书，从民俗学的视角来探讨特朗普在白宫的所作所为。我曾建议我的一个学生尽快为这本书写书评、发表，让我们了解一下美国民俗学是如何评价、介入政治的，以及如何保持自己的政治批判立场的。可以想象，特朗普入主白宫没多久，我们就看到一个美国民俗学家写了一本讨论特朗普和白宫的书，从民俗学视野中探讨白宫政治、美国政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此外，美国民俗学晚近时期的变化，还体现在美国民俗学会（AFS）同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和国会图书馆等大型机构有着密切的合作。美国老兵所做的口述访谈资料记录工程，以及就移民社区中少数族裔的田野民族志的记录整理，都是大型项目，获得了国家的拨款，支持力度颇大，相关的档案资料整理得很有水平。

　　美国民俗学会历年年会上会长发表的主旨报告，是又一个值得提及的话题。今天有许多民俗学方向的年轻人常说毕业论文不好定选题，其实如果他们当中有谁英语水平较高，可以把美国历年年会当选主席的主旨报告拿来排列在一起，可以以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跨度来看美国民俗学重大话题的转折和变化，将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例如，其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关于社会治理的，等等，多有深刻论述。我曾多次参与美国民俗学会的年会。每次年会都有一个以主旨演讲为主题的全体大会，参会人数很多，常常有数百近千，听众都会认真聆听会长的报告。这一类报告通常都包含了发言人对美国民俗学会发展历史与现状的深刻思考，气势宏大，高屋建瓴。这些会长们都是非常有主见的领导者，对美国社会、文化、民俗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美国民俗学会的会刊，事后也会把报告印出来，供大家参考。从这些年度报告中，我们可以窥见美国民俗学界那种努力结合现实、回答现实问题的取向。

　　在芬兰，民俗学被尊为“国学”，相关研究始终与国民性、国家文化建设、民族认同等话题密切结合在一起。芬兰史诗《卡勒瓦拉》的出现，可以视为芬兰文化认同的标志，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晚近芬兰推动的“文化三宝磨”（Culture Sampo）项目，用语义网技术整合各类格式和类型的资源，以新技术呈现文化遗产，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芬兰文学档案馆、历史学会，还有阿尔图、赫尔辛基大学等，都参与到这些文化遗产项目中来。可以说，整个芬兰的民俗学发展图景很乐观。今天我们在芬兰文学档案馆中还能看到早年间的民俗学大家所做的各种田野记录手稿，这些手稿的整理与分类工作都完成得非常出色。当代芬兰有劳里·航柯（Lauri Honko）和安娜-利纳·斯卡拉（Anna-Leena Siikala）等成就极高、著作等身的学者，他们在神话学、民俗学理论和方法、史诗研究等领域都有很高的成就。在北欧民俗学体系中，芬兰可谓一枝独秀、建树卓著。

　　印度近些年的民俗学刊物，水平上参差不齐。印度的民俗学者身处文化多元、信仰复杂的环境之中，且多具有英语方面的优势，具有广泛的国际联系，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积极参与各类跨文化活动和国际学术活动。印度有印度教、伊斯兰教、耆那教、佛教等众多教派，民俗学者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多少起到了微妙的促进对话和交流的作用。在我的印象中，印度还没有形成一个统领性的民俗学高地。

　　上述几个国家的民俗学都处在蓬勃发展之中，而日本民俗学的发展则似乎进入了平台期。我曾参加过日本民俗学界举办的年会，平时也和日本民俗学者有过一些交流。在我看来，日本民俗学很好地保留了自身的学术传统。自柳田国男以来日本的民俗学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术体系。日本的民俗学界将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完全区分开来，并且对民间文化事象做了极为细致周到的梳理，令人敬佩有加。在我见过的资料中，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一些大学就曾派大学生到渔村做过各种志书账册的相关调查。调查者尽可能全面地将田契、歌词、抄本、车票、航行记录、渔船修缮记录等相关资料都完整抄录下来。显然，日本民俗学很早就积累了海量的民间文献资源。从长远角度来看，日本民俗学细致用心地做好早期的学科规划和资料学建设，积累是惊人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近几十年来，日本的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之间的颉颃与交融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日本民俗学的理论和实践，为日本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在科技上与西方高度同步，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三、中国民俗学的机遇和挑战

　　上述几个国家的民俗学都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又有哪些自身特色呢？

　　自北大歌谣运动以来，民俗学在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受到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间，民俗学在我国的传统学术体系中，以及后来在苏联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新学科体系中，处境都很尴尬，没有确立自己的地位。那么在今天新的学术教育体系中，民俗学又该如何获得独立的地位和很好的发展呢？这显然是中国民俗学首先要考虑的大问题。假如用谱系的观点看待知识，民俗学与文学、文化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好，是首先面临的问题。既考虑历史传承也考虑现实需要，既考虑国外学科情况又考虑中国学术传统的学科定位，需要尽快完成。

　　中国民俗学要考虑的第二个大问题，是民俗学的社会文化功能问题。有不少民俗学家高兴地认为，在国家治理层面，正是听从了民俗学者的建议，国家修改了节假日制度，令一些传统节假日被纳入国家层面的时间安排中。晚近的例子是“二十四节气”被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传统时间制度和智慧的影响力。总之，民俗学者在保护与弘扬传统文化方面的确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体现出重要性，与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如何建设与之相配的人才培养体系，并不能简单画等号。近些年我国民俗学学科的发展，主要面临两块短板：第一是我们尚未建立起带有中国特色的专业理论体系；第二个是中国民俗学在发展过程中带有强烈的自说自话倾向，用今天的话说，显示出比较“内卷”的局面，对相邻学科的影响力非常有限。这后一点尤其要引起警惕。一个学科的对象、方法和功用，以及它在人类知识谱系中的定位，应当由整个学术界来共同判定。举例来说，与民俗学长期彼此拥抱的文学，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就产生了诸多影响很大的学说和理论流派，说明文学的思想活跃度非常高，对其他学科也先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民俗学是研究民俗文化事象的，民俗事象是汪洋大海、无边无际，稍不注意，就很容易淹没在海量的具体事象中，反而失去了高瞻远瞩的眼光，理论提炼不足。最近有学者尖锐地批评这种倾向是做“豆腐帐”“鸡零狗碎”。这里并不是说对具体事象进行精细描述没有必要，实际上对于形成整个文化图景来讲，知识生产上的工笔细描是很有必要的，但仅局限于具体事象的研究，对于知识生产来说，对于提升学科影响力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假如说文学研究者以掰开揉碎的方式来研究小说叙述的技巧和策略，诗歌的韵律和意象，那文学就不一定能对其他学科产生很大影响了。所以民俗学如何为人类知识生产体系提供思想上的烛照，是一个需要想清楚的问题。

　　民俗学未来发展的出路在何方，这取决于多种条件和因素，但我认为人应当是第一要素。民俗学有这么多学科点在培养人才，如果这些学生中有十分之一能长成参天大树，那民俗学这个学科就有希望。知识其实是没有藩篱的，许多学问高人都是跨越众多领域工作的，所以我们也不该限定民俗学就是要研究传统文化的哪些方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开放的专业胸襟。有了人才之后，我们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学科的现实效用问题。现在学科内的人都多少感到我们拥有较为丰富的学科资源，却没有看到学科立足和发展方面可能正在面临着困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些传统文化在离我们远去。欧洲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中，民俗学已经离席了。从长期发展看，我们是否也该有这种担忧呢？我之所以对比尔·艾伟写特朗普的那本书很感兴趣，是因为这种研究视角体现出民俗学的发展前景——对重大现实问题给出来自民俗学的解读和分析研判。我曾在多种场合提到施爱东的谣言研究，就是认为民俗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于回应重大现实问题和挑战是有发言权的，民俗学是有工具、有路数的。千百年间形成的民众智慧的结晶，不可能对今后的人类进步没有用处。眼下感到遗憾的，就是这类研究成果太少。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如何看待学科的分工和合作问题，这是处理不同学科之间关系的一个重大问题。2016年冬天，我作为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代表，受邀去奥斯陆参加了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CSU）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合并之前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之后，2018年7月，这两个超大型的国际组织，就正式合并为一，组成新的国际科学理事会（ISC）。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是自然科学界的协会联盟组织，下辖理工科的众多大型国际成员组织；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统管社会科学，下辖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国际组织。合并之前的两个国际组织都体量庞大，影响巨大。其实这三个大型理事会，都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就推动成立的。教科文组织计划通过这三个覆盖人类知识主要领域的理事会与科学界携手工作。原来这三家彼此分工明确，但最近却有两家合并了。合并的原因有很多，我在会上听到了来自不同立场的意见，但最终没有能阻挡合并的步伐和占主导地位的合并意愿。这其中有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原因，使得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的运行面临一些问题，但另一个原因却是，在面对众多当代复杂问题时，学者们越来越感觉到跨学科合作的必要性。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自然科学日渐不可或缺，今天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如果缺少算法、工具、模型、大数据等，已经难以做好研究了。在奥斯陆，我代表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列席了他们讨论合并的工作会议，并做了一个比较简短的发言，表达了合作总比各自单干好的基本理念。科学界加强内部的团结协作当然是好的。这个事件对学术界是有很大冲击力的，对学术和学科的理解因此有所不同。

　　时至今日，民俗学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应当顺势而上。第一个大机遇是非遗。各国民俗学界原来对非遗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有热烈欢呼的，有抵触的。晚近情况是越来越多的机构和学者介入非遗工作中，可见态度的转变。第二个大机遇是精英文化面临多重挑战。旧日优势媒介如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等，影响力已经大幅度降低了。自媒体、个人大举进入传媒平台，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类似的情况还有网络写作，传统意义上的知名作家，在作品的销量和影响方面，已经在与流行网络写手相比时被夺了风头。当文化艺术消费的门槛下移之后，草根的意志和好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新的科技平台让不识字的人都能参与到文学艺术活动中去，或者以便捷的方式影响文艺生产。网络文艺生产，形成了某种新型的产业加工和销售流程。传统文化艺术，随着平台的转移和改变，在这里获得了新的机遇，当然也面临新的更为艰巨的挑战。第三个是科学与人文的携手。“计算民俗学”（Computational Folkloristics）、“认知口头诗学”（Cognitive Oral Poetics）等新的分支方向，带来了全新的理念和问题意识，以及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和新手段。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来描绘和呈现故事母题分布和流传路径等研究，口头创编中认知语法的总结等，都令人耳目一新。

　　最后要谈的是口头传统与口头诗学问题。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日，如何用口头传统的规则和方式来看待互联网上的信息交换现象，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的《口头传统与英特网：思维通道》（Oral Tradition and the Internet：Pathways of the Mind）开启了一个时代的新篇章。这本书专门讨论了口头传统与英特网技术所共享的诸多特点，由此在古老的信息技术与最新的信息技术之间搭接起了桥梁。民俗学者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一定会大有斩获。在未来的发展中，如果想进一步了解网络文学和网络信息，研究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规律和命门，进而对其有所掌控和引导，可能就需要向施爱东这样的学者请教，这样民俗学对社会生活的用处，就体现出来了，这同时也是民俗学者施展才能的地方。我极力鼓励大家朝这个方向努力深挖。

　　自美国民俗学会1888年成立以来，该国民俗学一直在文学和人类学的取向之间摆动。朱姆沃尔特（Rosemary Levy Zumwalt）写过《美国民俗学研究》（American Folklore Scholarship）一书来总结这段历史。中国民俗学长久以来都贴合在口头文学上发展，我们不能抛弃这个传统。口头文学不仅是民间智慧的诗性表达，更是民间精神生产的产物，需要民俗学者投入更多的精力来研究。我认为，今后口头诗学与口头传统的走向，不仅会对民俗学产生巨大的推动，还能借助信息技术、文艺学和美学特质的揭示，对其他学科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

　　美国学者阿莫迪欧（Mark C.Amodio）最近编了一本书，题目叫《约翰·迈尔斯·弗里的口头性世界：文本、传统及当代口头理论》（John Miles Foleys World of Oralities：Text Tradition，and Contemporary Oral Theory），为口头程式理论的后续发展，描画了一幅清晰的地图。在阿莫迪欧看来，弗里是自洛德（Albert Bates Lord）之后贡献最大的学者，他在口头传统研究方面，开拓了新的论域，开创了新的方法论，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将传统民俗事象、传统口头艺术创造等，都纳入一个理论框架中加以阐释。在这个框架里，符号学、形式主义、机械论的诸多弊端得到适度的校正，一个立足各自传统的法则和规矩的、充分考虑结构的同时兼顾内涵和意义的理论追求，逐渐清晰起来。

　　弗里当初在为其著作的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曾寄望于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度，这里理应产生新的民俗学理论中国同行们，我们应当作出更大的贡献来！

　　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3年第5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