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学刊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正式创刊，创刊人和主编是史诗理论大家弗里，口头传统研究从此有了一个国际性学术阵地。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成员国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五大领域中，“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是第一项，而且是统摄表演艺术、社会实践和仪式等其他四大领域的首要领域。国际社会对口头传统重要性的认识，又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口头传统的研究，兴起于对人类信息技术的“口头性”和“书写性”的认识。人类语言和文字在全球的分布和发展，为口头传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宏阔的背景。民俗学学科发展中关注口头文学的长久传统，则为从民俗学角度讨论语言问题，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学理性思考。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挂一漏万地述及民俗学学者围绕语言问题的知识生产和若干颇具反思性张力的概念工具。

　　关于“语词”。“口头程式理论”认为在大型的口头文学（主要是韵体）创编活动中，演述人会大量使用“语词程式”——这种程式一经形成，就轻易不会拆散，简短的如特性形容修饰语（epithet）“苦难深重的奥德修斯”或“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等，多行程式如“盛大的酒宴举行了八十天/丰盛的酒席摆设了七十天/欢乐的喜宴持续了六十天”（《江格尔》）。与从外部解析构成要素的立场不同，弗里进一步从歌手的立场进行了田野研究和文本解析，总结出“大词”这个概念。简而言之，歌手心目中的一个词（reč）与书写文化中一个“词”不同，可能是一个诗行，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叙事情节单元，如“狱中哀嚎”。

　　关于“语域”。语言人类学家海姆斯认为，语域就是与反复出现的情境类型相联系的主要讲述风格。在史诗演述中，语域经常通过几种方式发挥作用：首先，通过使用古老词汇，以使史诗语汇与日常语汇区别开来。其次，出现“专化的符码”，如前引关于酒宴的诗行，看上去是在描述宴饮的盛大规模，实际上是被用来结束一个故事（诗章），以完成一个环形叙事。总之，这里的语言是特殊化了的变体，专门用来通向史诗的世界，而且被赋予了约定俗成的“语力”，在歌手与受众之间形成了强烈共鸣。

　　关于“传统指涉性”。在南斯拉夫史诗中，“黑色布谷鸟”出现的时候，并不是要形容鸟的颜色，而是用来形容某个已经失去或即将失去丈夫的妇女的。只要这个短语出现，歌手就同时调用了在传统中已经被约定为丧夫的含义。这个语词背后传达的深层含义就是传统指涉性，亦即传统本身所具有的阐释力及其编码规则，也就是说，意义在本质上是一个参与的过程，而非一种纯粹的文本现象，否则基于口头交际的语言及其功能性意涵就无法得到说明。这样的现象在荷马史诗和世界上诸多文化传统中的史诗中都能观察到，一方面说明口头传统高度依赖于文化语境和传统法则；另一方面，要求研究者按照传统本身所赋予的意义生成机制和美学结构去阐释传统，去理解和揭示口头文学接受过程中民众的期待视野。这就引发了下面关于口头诗歌与语言关系的思考。

　　关于“言语行为”。从索绪尔的“言语”与“语言”之对举，到雅各布森的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之界分，再到奥斯汀的“如何以言行事”，语言学领域的言语行为理论（说话即做事）深刻地影响了民俗学者的语言观和朝向“演述”（performance，即一种说话的模式，一种交流的方式）的研究导向。北美民俗学界的“讲述民族志”一派和以鲍曼为旗手的“演述理论”，更注重民俗实践过程中的言语行为，而不是以往的民俗文本。正如纳吉所说：“没有演述，口头传统就不是口头的。没有演述，传统就不再是传统。”作为“事件”的演述过程，成为中外民俗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引领了民俗学从“以文本为中心”到“以演述为中心”的范式转换，相关的理论方法论探讨在中国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最后，“口头诗歌与语言的运作规则一样，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弗里自创的一条“谚语”，意思是说口头诗歌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一个过程，是一种互动的说话方式。口头诗歌通过一种特殊化了的诗歌语言传递意义，这种语言不仅高度专门化，而且是最简约和高效的交流方式。所以，民俗学者眼中的诗歌语言，极大地依赖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换句话说，口头诗歌的文本是开放的，其意义生成取决于具体的演述语境，而非独立自足的。所以可以说，口头诗歌（其实是整个口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是广泛和深入的。换言之，口头文学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神话用来说明世界的秩序，传说用来承载历史记忆，民间故事用来娱乐民众并传递多方面知识，等等。再进一步说，口头诗歌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之实现，是在“演述场”中通过与受众的互动完成的——是演述人和受众共同参与了意义生成的过程并完成了意义的传递。可以说，口头文学所天然具有的口头性，就连带赋予了口头文学以参与性、演述性和公共性。口头文学所具有的这些属性，就让口头文学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更为紧密。我们常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20世纪60年代以来，“语言的转向”成为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互涉领域的一个主潮，在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尤其是中国史诗学的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批立足于口头文学及其交流过程的田野研究成果，但文学与语言学之间的学科壁垒仍需进一步突破，特别是在新文科建设中，依然有许多值得不断深拓的学术空间。

 

　　作者简介：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