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经验实证研究为民俗学创造了对象化的文化他者，也泯灭了民俗的实践主体的自由意志。实践民俗学者在现代性反思的基础上，揭示了经验实证研究给民俗学带来的遮蔽，为民俗研究返回实践主体进行了先验理性的奠基，只是这种反思还处于纯粹思辨阶段，它具有深刻的批判性。民俗学要实现实践转向，就要回到现实世界中实现思辨的有效性。基于主观意志而实现社会变革，是它的成功之处，也是它的致命弱点。因此，不存在脱离社会文化的纯粹抽象的话语，任何形式的观念领域的探讨，都要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实现它的有效性。

　　关 键 词:民俗学 对象化 现代性 理论反思 实践转向

　　民俗学是民族主义的产物，也是现代主义事业，它在对象、领域及理论方法上体现了现代学术的基本特性。在政治和实践上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彼此纠缠在一起。民俗学在自身实践中所处的时代和社会里被主流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利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民俗学作为科学研究呈现出来的所谓现实，是建构的产物。后现代主义终结了科学认识和客观主义的绝对权威，把它争议化和政治化。典型的观点是：作为知识生产者、传播者、解释者，学者们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实现自己的意图，就是一种道德问题。由此，科学呈现的现实被称为建构性的产物，人们借助于反身性的思辨把注意力由科学转向了伦理。依据反身性的思辨，民俗学设定的对象领域和呈现的文化是学者根据一整套话语书写的产物，而不是现实的本来面目。

　　晚近的民俗学者在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反思中不断强调“实践理性”的学科奠基意义，试图在理论哲学层面上，掀起观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先声是在主体性哲学的意义上，批判学科理论和方法论中物质决定论、认识论、反映论、二元论等种种局限性，破除这些僵化和抽象的教条所业已构成的遮蔽，回到社会现场，回到事情本身，回归人性的合目的性，在更加广阔的人文视域下开启民俗研究的实践转向。现象学还原成为一个新的角度，用以描述作为实践的民俗。民俗学需要去掉遮蔽。它不再可能成为民族主义的附庸，也不再可能局限于实证主义和陈旧观念的束缚。民俗学回归日常生活和实践，是一种祛魅，它拒绝业已成为权力附属物的宏大叙事，因此，民俗学永远不可能回到 18—19 世纪的辉煌，也不可能借助业已僵化和教条化的宏大理论而成为一门伟大的学问。现在，民俗学要避免在无关痛痒中死去，就要面对实践而重新找到生存之道。

　　一 从对象化研究到实践转向

　　民俗学是现代意义上的一门学问，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一起成长，因此，现代性是它自身所负载的历史和时代的印记。一百多年来，民俗研究专业化日趋显著，理论和方法即学科特性越来越浓厚。以往学界强调材料的积累，厚植了民俗研究的底蕴，但是仅凭主观感受，只靠传统的口耳之学，只靠对材料的熟悉，只靠出身于本民族而获得的与生俱来的本土知识，并不能建立起民俗研究的大厦。仅就民俗学的类型学研究而言，正是民俗作为对象世界背后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复杂结构、人类范畴，吸引了大家以多种方法来探究这些奥秘。民间文学以往关注的主要是普遍性的体裁，神话、史诗、故事、传说、谚语、格言，就成为一般性的研究对象，这些体裁的文学文本的结构和类型成为研究的主题。民间文学以普遍存在的文学类型、文学文本为中心，把文人创作的固定文本概念运用到口传文学之中，以探讨民俗学各种体裁或样式的文本性为对象。类型学研究可以在不同的传统、不同的语言之间找到一种普遍性的、共同的、可分析和可验证的层面，即纯粹的形式层面，在不同的传统之间架起对话和沟通的桥梁。因此，基于类型学的理论理性，我们可以超越封闭的特殊主义的束缚，把民俗研究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在学科自觉中不断拓展学术领域。现代性以科学和理性为基础，现代意义上的民俗学也自然是以经验的现实为对象的认识论、实证论、对象化的经验实证的研究范式。基于现代性的前提，民俗学的对象领域，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现代性的建构。民俗，相对于现代而被视为过去的传统文化、相对于官方而被称作民间的文化，对这样的“他者”的文化进行分类和研究，显然不仅仅是为了纯粹的学理探讨，而是有着政治和实践的意义。按照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观点，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的耕土层，因此， 民俗学成为民族自省之学，伴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建构一起成长。现代民俗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通过对象化、概念化和抽象化等工具理性，建立了学术本身的权威性。何谓概念化？“传统的丧失”即是这样的案例。正在消失的我们祖先的传统，成为所有现代民族的历史宿命。在当代世界，语言、文化、族群及其传统的濒危，正像珍稀物种的减少、生态可持续的弱化、温室气体及气候变化一样，不仅危言耸听，而且具有科学性的证据，在舆论上渐渐占据主流，政治上占据道德制高点。基于一种单线进化思想和一元论的起源理论，曾经令许多学人感兴趣的话题就是事物的起源，文化事象的原始形式，以及本真性和原生态民族文化的想象。现代文明伴随世界历史在时间上的一维性，那些在漫长的世界历史的史前史之中相对封闭自足存在的许多文化，陆续面临现代化、技术化、媒体中介化和传统社会组织瓦解的威胁，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

　　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利用，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兴起，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接续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它成为由政府主导，专家介入，社区参与，社会各个阶层联动，民众积极投入的全民性运动。非遗的兴盛，不是因为被纳入非遗名录的民间传统样式本身的缘故，而是因为这些传统文化样式代表了我们的过去，也见证了我们各自的地方性特色，更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无论出自于地方性还是出自于集团性的利益，这些共同体作为彼此竞争的主体，都会竞相争取这些资源。抢救工作的规范性、专业化、制度化和政府以及利益攸关者的介入，这些都与现代国家的治理密不可分。它们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遥相呼应。现代民族国家如芬兰等欧洲国家，通过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出版及展示，通过兴建国家博物馆、档案馆，重建民族的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民族的精 神、人民的观念都工具性地呈现在芬兰民族的前历史时期；好像这个民族远古就已经存在，远在芬兰民 族国家形成之前的史前就已经存在。因此，这个国家的产生就被视为是历史形成过程中的产物。相对于现代性，民俗在归属上已经被预先认定为文化上的他者的事物。民俗作为流传物，它所承载的价值是从 外部灌输进去的。促使民俗对象化的力量来自现代性，来自上层，来自精英阶层，民俗依据民族、文化、历史的属性而做出的系统分类，这些都属于现代性的学术实践，其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意义不言自明。民俗从来没有因为其自身的原因而被研究或收集，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自身的”原因或内在的价值存在。“不是因为他们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有助于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轨迹。”被归类为文化的他者的事物，这对那些作这种分类的人来说具有一种思想、政治和实践的意义。

　　作为一种实践，民俗学与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实践密切相关。现代民俗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交织在一起，学科建设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方案的意识形态具有共谋关系。民俗学在学科发展中，其自身所处的时代，正是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也是各后发国家陆续开始全面进入现代化的时代。民俗学的实践不仅浸润浪漫主义思潮，也伴随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融入。民俗学的学术实践为现代化的社会，为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也成为特定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民俗文化作为传统的象征物，一方面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式微，另一方面不断地被利用为开启民族智慧的工具。民俗可以被利用的价值是它能够为现代性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基于民俗学学术研究中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的前提的反思，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实践中的修辞以及在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形成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些就成为民俗学家们反思的具体问题。关于现实的认识论，往往以科学实证的权威性，赋予这种认识论以客观性和正确的、不可侵犯的神圣性。以经验实证的方法，探求人类范畴是一种科学认识的范式。但是，在解释学和建构主义看来，科学研究所呈现出来的所谓现实，是一种建构性的产物。学术研究是一种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有其目的性，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因此， 对于这样的一些动机，应该进行反思。所有的学术研究发现它的动机和论证的基础源自它是为了产生知识这一目的而进行的活动。也正由于这个原因，这些不同的目的可以而且应该被反思。另外，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学者们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即知识的生产者、传递者、解释者，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学术研究也是具有道德承担的责任。对现代性的反思，源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像反身性、解构、怀疑、终结等，这样一些字眼，伴随着解释学、建构主义、现象学的思潮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流行词汇。还有一些与现代性相关的核心价值，诸如客观性、理性、真理、普遍性等。实证主义的普遍性，单线进化论及启蒙思想的信仰，曾经被看作是人类统一而理性的行为，绝对真理、普遍结构和宏大叙事。这些与后现代主义追求的异质性、多元性和去中心化有关，一切被争议化和政治化。后现代主义更加关注生活世界、生态、环境、妇女、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及其他的生活方式等。由于现实和人类范畴是在一个解释和语境化的持续过程中进行社会建构和再建构的，人们开始从一个解释学、建构主义的视角来分析社会的进程，而不是事物客观状态的正确的象征。学者们纷纷进行反身性地反思他们是如何通过自己的话语和元话语过程来“发明”其研究对象的。这意味着大家懂得社会生活的学术分析从本质上讲是文本化和写作的成果。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民俗学，其关键术语已经不是经典民俗学关注的传统、传承，以往的主要议题，起源、流传和演变，稳定和变异，传播和流布，这些议题与 19 世纪大理论如进化论、传播论、功能论相关。民俗学的口头程式理论、类型学研究等，是形式主义的范例，带有科学主义色彩。今天，人们更加关注重大问题、关注实实在在的生活。新民俗学带来研究范式转变，代表性的学派是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这些学说宣扬去中心化，强调弱势族群的文化和政治权利，尊重传统的特性，从语言的现实出发，关注活形态的口头传统。这些都与欧洲中心论背道而驰。从实践的角度看，民俗学的文本研究，立足于文学文本的观念，是一种对象化的研究。以往的体裁研究存在着纯粹的机械划分和局限于主观认知范畴和取例西方的倾向，出现了图解式的、贴标签的错误学术导向。这些做法是理想化和固化的思维，也是单一性、绝对化、抽象化的形而上学的做法。在人类学的现实主义者看来，从来没有证据表明，我们可以完全脱离文化的束缚，便能建构出概念如此纯净的一套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也没有一种话语可以脱离文化，凭空存在。现实主义承认获得知识的条件，这主要是因为所有的人类经验都充斥着不断的自我纠正，现实主义对此必须加以确认，否则它什么也做不了。

　　民俗学的实践转向以表演理论为代表，该理论关注现实、民众以及日常生活过程和实践。表演理论的“语境”揭示的是一种互动关系，它处于生成之中。按照实用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生活是在交流实践中构建的，所谓民俗，它是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对特定交流方式在特定的情境下的使用。交流民族志借助于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揭示了民俗样式是在社会互动、具体情境中使用的实践过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形式和意义。

　　实践转向发生在现代哲学领域，主要内涵是强调具体处境中的人，从主体方面理解人的实践活动， 对人的主体性而言，现实世界是一个不断生成和显现的过程，强调动态性。“实践转向”否定了以“绝对本体”为依托的、从客体和直观的形式看世界的哲学视角,而诉诸于实践为中介的现实的、感性的生活，把世界、存在理解为不断生成和显现的过程，从而实现了哲学的现代变革。这种转向体现在民俗学领域，表现为民俗学从形式主义的研究取向转变为对意义的探求，从关注静态转向关注动态, 从关注结果转向关注过程，从关注社会事实到关注介入与操作。民俗学和其他人文学术一样，单一理论和单一因果逻辑难以解释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而我们需要摆脱现有体系理论的束缚, 不断从实践中发展和创新理论。实践理论则强调人的能动性、历史、事件的意义。

　　实践民俗学或者生活世界理论倡导者，其主要理论诉求是要求返回个人作为主体的自由意志。现在的情形是，实践民俗学在理论反思层面已经取得观念变革意义上的奠基性的成就，但是，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之间，还有许多需要突破的问题。其中主要有实践的范畴过于宽泛，实践研究在理论上的自反性，以及实践研究实际操作难度等。我们观察实践时，到底采用实在、实然的态度，以观察看得见和摸得着的问题为导向，还是聚焦于主体性的层面？抑或把实践看作人的存在，把实践作为现象学意义上的流动的、生成过程来看待？

　　二 从文化他者到民俗主体

　　今天的民俗学研究的任务不再是去“发现”可观察的象征物背后的包罗万象、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超自然的体系，而是从一个现象学的角度去描述这个社会实践。晚近中国民俗学界开始探讨实践民俗学，这是关于民俗学的学术史的思想和理论、方法论前提的探讨。近二十年来，学界不断有人提出民俗学危机论，一个被不断探讨的问题就是—民俗学为什么能够成为一门学科？民俗学成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先决条件是什么？要回应这样的问题，只就民、民俗和民俗学本身来谈论，显然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因为实践民俗学者认为，民俗学不是因为民俗才成为民俗学的。民俗研究若成为一门学问，那并不是因为民俗本身的缘故。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兴趣，直接原因是民俗学的学科反思，但是，在更大的意义上却是源于对认识论和现象学的兴趣。

　　作为一门带有传统与现代二元论思维定势的先天局限性，以及带有民族国家历史使命的现代学术， 民俗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随着后现代主义产生而不断被解构。这些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主要议题是追求文化和语义上的异质性和多元性以及对实证主义的普遍性、对将单线发展和启蒙思想的信仰视作人类统一而理性的行为、绝对真理、普遍结构、累加话语及宏大叙事的怀疑。随着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对客观性、普遍性和精英主义的怀疑，一种超越一般性的学理层面的研究要求被提出。从现象学和社会实践角度重新审视民俗学理论，它们不同程度地属于主观的、解释的、修辞的和政治的，并不存在纯粹客观的真理。经验实证的科学主义不再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了。一切能够被证伪的，仅仅表明它们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但是，这不表明一切就此完结。因为在理论——经验范式之外，还可设定先验的、纯粹实践范式。实践民俗学者提出一种终极意义上的逻辑起点，依据的是康德哲学的先验划分，认为只有实践民俗学才能超越理论理性的经验领域，进入先验的、纯粹的实践理性并且找到自由，也只有实践民俗学才能以理性的目的论保持民俗学作为一门维护普通人的自由、权力和尊严的学科的内在性和统一性。实践理论和现象学，作为思想和方法，强调民俗在社会互动、实践、应用中获得它们的形式和意义。强调日常生活实践与经验，就是对权力、对普遍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抵抗，助力多元化文化政治。强调人的能动性，改变传统的以事象为中心的理念，探求历史和事件的意义。倡导公共领域的建构性实践，促进每一个人的个体权力。 因此，实践民俗学的动机或目的之一，是实现古典主义的人文理想。要实现这个理想， 首先需要突破道德性和现代性的分裂，要突破二元论思维的悖论陷阱，也需要破除基于二元论思维的民俗研究中对象决定论所导致的学科知识的异己化和文化的他者化。因此，实践民俗学者需要一个先验逻辑实现思辨的有效性。

　　克服理性的僭越就要破除二元论思维的悖论陷阱。从社会思想史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出现了“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即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悖论。“五四”运动中的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倡导科学和民主的启蒙主义理念，站在极端西方化的立场上，主张以科学精神根除迷信思想。陈独秀以物质性来谈论鬼神，以科学来谈论宗教，以实证来谈论信仰，以逻辑来证明灵魂世界和事物的世界。陈独秀宣布合理的理性和科学是区分真理和非真理的准绳。陈独秀认为人的“真正的确证和实践”应该依靠科学从“逻辑上”加以证明。由此，他不仅否认了鬼神的存在，也反对宗教。用科学去否定宗教，并不能消灭宗教，只能破坏其中的道德价值。另外一个例子来自于鲁迅对华南一伙“假冒知识分子”的批判，这伙人以财政紧缩的理由禁止农民秋收庆典。对此，鲁迅认为，劳作一年的农民，年终岁尾举行仪式，是一种精神慰藉，原本人之常情，这是民众的素朴之心。鲁迅认为那些冒牌知识分子是“伪士”，而他们所指出的“迷信”倒是可以保留。生活世界和自然秩序中原本蕴含了人的精神价值，它是信仰的来源，也是道德客观性的依据。近代以来，精英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设法渗透“日常生活”，但是，却没有理解“日常生活”的真谛与精髓。当代社会的问题是工具理性过分僭越，对自然的统治思维蔓延到社会历史领域，社会基本价值异化为利益和工具。市场原则和资本逻辑只能限定于经济领域之内。转型期社会价值观危机源于物质主义，迷信科技解决一切。“反身性”表明理性仍然有赖于环境，并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效。理性主义要求的逻辑的完全自洽是不可能的，自我指涉、悖论等现象都是从理性自身推导出的反理性主义的后果，是理性主义建构的所谓内在逻辑的不可规避的存在样态；另外，任何试图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反思在实践层面上都是不现实的；人的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反思的作用同样是有限的。

　　实践民俗学者认为，对象决定论导致异化和他者化，即民俗学研究对象被“现代性”的学科知识异己化、他者化。因此，民俗学泯灭了民俗主体本应享受的主体地位，这是该学科在今天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民俗学离开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陷入纯粹形式主义的研究，走入机械论的、科学主义的、碎片化的歧途。由此，民俗学远离社会，脱离了实践，回到象牙塔里成为古董，成为无用之学。这无疑是说，回到实践，回到重大问题，实现伦理和道德转向，回到意义的探索，才是正途！问题的核心不是你研究了民俗还是研究了别的什么，而是通过民俗进行研究的背后的根本动机是什么，即学术研究的观念是否有助于实现人的自由意志。实践民俗学者认为，现代学科是有自己的标准的，这个标准并不是由学科对象所决定的，而是由学科观念所决定的。既然科学研究以经验实证为检验科学性的标准，那么经验实证的有效性也只能限制在经验实证的范围内。实践民俗学者从康德式的抽象理念，即抽象的价值规范出发，试图为民俗学提供先验逻辑，划分先验知识范畴，认为这种先验逻辑可以有效地揭开经验实证研究给民俗学带来的遮蔽，即工具理性的僭越所导致的盲区。所谓“经验性的实践知识”就是以经验性的对象或客体为意志的规定依据，对应于任意意志；而“内在于纯粹理性的、超验的实践知识”则对应于自由意志。实践民俗学者因此把民俗学区分为内在的与外在的。超验世界是意志或者实践理性的必要假设。从轴心文明时代起，人们开始以理智和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这的确是一个古典主义的课题，也无疑是真理的宣称。按照吕微的话就是：“在古典主义者眼中，人的‘自由的任意’却是以人的纯粹理性的自由意志（即为道德法则所决定的自由意志）为无条件条件，而这一无条件的自由条件才是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古典范式给予‘民俗复兴’以积极的道德评价或价值判断的最充分的理由。”古典主义的人文情怀或者说是 “人文理想”不可能来自科学的推论。

　　实践民俗学者在精神价值的追求过程中充当思想家的角色。强调自由意志的目的是证明民是自由的人，民俗是有价值的文化。民俗学者在发现民的主体性时实际上也是发现（觉悟）了自己的主体性。主体的人因而有人的生活权利和自由意志。实践民俗学者站在古典主义的道德制高点，等于宣称自己占据了真理的制高点，承认有超越经验世界的、科学不能证明其存在与否的、绝对先在的条件，借以否认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先验范式就是强调“内在性”，克服经验认识和经验实践的外在性。实践民俗学关注的对象与传统的经验实证的民俗学相比较发生了改变：从物到人的改变，其实就是由实在世界向精神世界，由外在性到内在性，由具体到抽象，由经验到先验的视角的转换。这种实践转向所指，即转向主体的自由意志，强调伦理，强调生活世界理论意义上的精神世界和彼岸世界的超越性，也具有社会批判的意义。这种批判具有非实在性和非实然性质的纯粹思辨色彩，是精神层面的批判。它有别于强调物质力量的实践批判。

　　本文原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注释已省略，请参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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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尹虎彬（1960~2020 ），男，朝鲜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