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市艺术节, 是各地政府导向下地方民俗事象、文化特色的集中体现, 有辅助地方和谐治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培养文化艺术发展与交流等功能。至今, 中国各地举办艺术节至少已有30余年历史, 但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的艺术节在学术研究领域却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借鉴场域理论研究城市艺术节, 将有利于建构城市艺术节理论研究视角, 同时也可推动场域理论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的运用。

　　关键词：城市艺术节; 场域理论; 反思; 展望;

　　作者简介： 刘晓, 女，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北京100732) 。

　　Prac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Research of Field Theory in Urban Art Festival

　　Liu Xiao

　　在全球范围内, 作为艺术与节日彻底整合的城市艺术节产生于上世纪40年代。据现有材料可知, 1947年英国开始举办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是目前为止全球范围内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国际性综合艺术节, 享有“世界上最具创新精神和活力的艺术节”之美誉。1据统计, 世界各地已记录在案的成规模的艺术节就有100余个, 如南非国家艺术节、新加坡国际艺术节、柏林艺术节、贝多芬国际音乐节、慕尼黑歌剧节、布拉格之春音乐节, 等等, 这使得艺术节的举办成为备受世人关注的国际性事件。在世界范围内, 艺术节因具有促进地方文化艺术发展、进行文化艺术交流、树立地方文化艺术形象等功能, 而被积极地纳入到地方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总体战略中。更重要的是, 艺术节作为一种较新的现代节日形式和社会组织方式, 还可以通过对文化艺术的组织和表达充分发挥汇聚资本和人群、传递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建构新型社会关系、发展产业经济、建构文化话语权等现实功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必须坚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继承革命文化,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2举办城市艺术节就是弘扬社会主义国家文化自信的直接体现, 它不但可以促进多元文化艺术交流, 而且还可以在社会大环境内起到很好的精神指引作用。

　　在我国, 城市艺术节从产生至今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尤其是近30年来, 各种艺术节层出不穷, 在规模和数量上得到了快速的提升, 汇集了大量国内外优秀的文化艺术成果, 培养了一批批杰出的文化艺术人才, 并在国际上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力, 如中国艺术节、上海国际艺术节、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乌镇戏剧节、草莓音乐节、香港艺术节、台湾小戏节, 等等。然而到目前为止, 我国的各种城市艺术节对于现实社会生活所应当发挥的功能性作用还未被全面地激发出来, 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相对成熟的艺术节联动体系。这种尴尬的局面一定程度上与我国城市艺术节在学术研究方面薄弱的现状有关。就笔者所见, 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多产生于本世纪初的10余年间, 其中学理性较强的研究成果偏少, 以至于城市艺术节在专业理论指导方面的需求在持续增长, 而学术研究却满足不了其需求。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城市艺术节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反思, 并加强相关研究理论的思考。

　　一、我国城市艺术节的研究现状

　　目前为止, 有关我国城市艺术节的研究成果主要可分为以下五大类。

　　(一) 关于艺术节节事的研究

　　这类研究将艺术节纳入到城市事件的范畴里进行解构, 包括关于艺术节策划、市场与管理相关的研究。这与艺术节 (Arts Festivals) 和节日 (Festivals) 已被国际节日与事件联合会同时归入事件 (Event) 大类这一划分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此导致很多研究者在节事研究领域中展开探索。例如, 张超以上海国际艺术节、爱丁堡艺术节为典型案例, 从它们的历史发展脉络、运营策划模式和结构特征入手, 深入探讨了塑造艺术节的可持续整合路径。作者认为, 在满足商业利益和艺术追求双赢的前提下, 艺术节的沟通形式应以人为本, 提倡将城市空间内公众的现场沟通与多样的深度沟通形式相结合, 使城市公共品牌在共同价值观的统领下得到推广与塑造。3李杰将风险评估理论引入社会活动的风险评估中, 对包括城市艺术节在内的各类大型活动的主要风险分类、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措施等进行了深入研究。4张雪妍以上海国际艺术节、北京国际音乐节为研究对象, 关注两节的运作模式特征, 在宣传推广、组织管理、节目设计、资金支持等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5为了找寻艺术产品更优质的营销策略, 窦飞采用4P (Promotion、Product、Place、Price) 理论体系, 从艺术节的战略角度出发, 阐释了艺术节在组织中需要具备的内部和外部条件, 并对将来艺术节的定位、筹划原则以及具体的筹办方法进行了讨论。6此外, 俞百鸣对上海国际艺术节在营销推广方面的特点和积累下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性分析。7宗晓莲、戴光全以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为例, 从文化旅游产业的角度出发, 强调艺术节本身具有的强大号召力, 即通过举办艺术节, 可以在短时间内为举办地赢得良好的口碑和“爆发性”的形象提升。8徐一文以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资源开发模式作为切入点, 通过分析艺术节赞助商的赞助动机、影响因子、赞助行为等等, 为促进艺术节中各艺术组织与赞助商之间的充分互动建言献策。9此类对节事进行分析的成果在城市艺术节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二) 关于艺术节的艺术审美研究

　　这类研究抓住作为节日的艺术所具有的审美特征, 讨论了艺术节中的艺术的现代性等问题。例如, 雷文彪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为例, 讨论了艺术节促进形成公众对民歌艺术的审美现代性认同。10王杰认为, 南宁民歌艺术节这一大众文化个案, 打破了西方审美现代性的神话, 呈现出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展示、地方文化身份塑造、族群与社区认同维系等诸多因素存在着复杂微妙的共生互动关系。11

　　(三) 有关艺术节对文化传承与发展作用的研究

　　这类研究以时间为轴, 旨在厘清艺术节发展脉络, 探索艺术节举办的发展前景。梁晶晶、陈路芳对广西主要少数民族节庆活动的特点、各地举办少数民族节庆活动的效果、不足进行了评估, 并就今后如何做大做强广西的特色节庆产业提出了建议。12岑学贵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结合相关文献, 从传统民歌的当代表达、民歌节市场运作、民歌节与文化创新几个角度出发, 研究了南宁民歌艺术节对于民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问题。13董天然从艺术节的沿革历史、社会作用和价值意义等方面出发, 对艺术节作为现代人类文化活动样式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做出了分析论证。14

　　(四) 讨论城市文化与艺术节的互惠关系研究

　　这类研究将艺术节视为城市文化的集中化表征。例如, 梁娅青以北京国际音乐节和上海国际艺术节为研究对象, 在对两节的历史性材料的对比研究中, 探索城市文化发展的路径。15周正兵从内部文化氛围及其外部国际化形象的角度出发, 就艺术节对城市形象建构发挥的作用展开讨论。16陈圣来, 通过详细阐述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发展历史与具体实施方案, 以及展示国外艺术节的生动案例, 使案例与理论紧密结合, 向读者展示了全球范围内当代艺术节在城市文化发展中的多元处境。17此外, 他还论述了艺术节的定义、历史起源、发展历程、运作机制以及市场扩展等问题, 并列举了国外艺术节的典型案例。18

　　(五) 主办方或课题组对艺术节材料的汇编及实证研究

　　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基金会编委会编辑出版的《节日节拍——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故事》一书, 收录了北京国际音乐节的相关策划内容、前期准备工作介绍、举办音乐节过程中的小故事等内容, 以讲故事的方式生动地描述了一个音乐节案例。19此外, 蒋昌忠、杜建国对第一至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的办节模式和运作机制进行了总结, 特别是对在湖北举办的第八届中国艺术节的创新与发展以及国家艺术节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影响和作用进行了总结和分析。20徐向红、傅才武对第十届中国艺术节进行了总结, 并结合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该届艺术节的特色与创新。此外, 作者还将此界艺术节与前九届艺术节作了对比分析。21这类研究, 为中国城市艺术节理论研究的完全展开奠定了基础。

　　从以上可以看出, 近几年我国学界对艺术节节庆活动 (Festivals) 的研究越来越重视,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主要以资讯报道与评论、陈述现状与社会调查为主, 而理论研究成果少、学理性分析不足, 致使学术理论研究不能跟上城市艺术节发展的速度。城市艺术节亟需更多、更深入的理论支持。另外, 目前我国对于艺术节的研究成果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 艺术节往往被视为城市本位下的象征性资本或功能附属品, 没有得到正面而直接的重视和对待。所以, 对于艺术节的研究, 不应仅限于将其作为节事活动或其他领域 (如城市文化建设) 的附属品或参照物, 而应该更加注重对艺术节的本位和理论研究。

　　二、建立以城市艺术节为本位的场域理论研究视角

　　城市艺术节的生成与发展都与其所在的社会环境和公共意识形态紧密相连, 是地方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精神观念等方面情状的集中体现。城市艺术节是自成一体的, 是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性的整体。然而现在看来, 我国的城市艺术节尽管已经具有向着更开放、更多元的体系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但仍然存在较多的局限性, 如关注度低、影响面窄、入不敷出、内容枯燥、形式单一等问题普遍存在, 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住了国内城市艺术节的发展节奏。相对应地, 目前在学术研究领域中, 学界对城市艺术节的理论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从对以往艺术节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中可以发现, 多数研究者更倾向于在节日研究的大框架内, 将城市艺术节视为地方或城市化发展中的附属品或象征性资本来对待, 并将其纳入到其它的社会、文化甚至是政治范畴当中, 由此形成的主要是以地方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为本位的城市艺术节研究。因此, 长期以来, 城市艺术节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与我国城市艺术节的自我定位和外在形象也是相关的。所以, 研究者有必要树立以城市艺术节为本位的理论研究视角, 正面地对城市艺术节进行观察和深描, 在充分掌握城市艺术节内在机理和根本性结构的基础上, 再在其他研究视野下对城市艺术节进行扩展研究。

　　有鉴于此, 本文提出借助场域理论来研究我国城市艺术节, 形成以城市艺术节为本位的理论研究视角。作为20世纪中后期, 法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社会学家、思想家之一的皮埃尔·布迪厄, 打破了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多个学科界限并融会贯通, 在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有所建树。他的主要论著有《实践理论大纲》《实践感》《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等。22其中, 他的代表性成果是对惯习、资本与场域的理论概括。布迪厄在广泛开展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认识到, 如果要建立新的社会学理论模型, 就必须以建构一个合理的概念空间为基础。“场域”概念主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在于, 它创造了一种构建社会对象的方式, 它结构化了由力量间斗争产生的持续变化的场所, 并探讨其如何与其他场域发生联系, 包括与哪些场域发生联系、在何种程度上发生联系等诸多问题。场域理论注重建构的是一个客观关系的网络 (Network) 或构型 (Configuration) , 它强调从各种关系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思考。

　　将城市艺术节视为一个具有特定结构的场域, 是进行以城市艺术节为本位研究的有效途径。城市艺术节通过场域的作用, 打破区隔, 聚集、传递和生产各种资本, 甚至是改造城市、社会结构的关键作用, 这一研究视角需要被树立起来。借助场域理论, 研究者可以在城市艺术节内部建构出一个由惯习、资本、权力等相互关系组织起来的结构, 以便更好地分析惯习状态与流变、资本积累与流向、权力关系与变化、位置认知与调整等等, 由此了解城市艺术节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从而发现不同艺术节的发展契机。

　　三、城市艺术节场域理论研究的路径

　　布迪厄场域理论的研究价值, 在于促进和发扬了一种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构建对象的方式, 它可以有效地帮助研究者针对城市艺术节建构一个合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场域理论为建立以城市艺术节为本位的理论研究视角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在场域理论研究框架内, 结合国际视野中普遍存在的对城市形象建设和对文化话语权问题的诸多关注的现实, 我们可以将对城市艺术节的分析与城市文化资本的发展思路联结在一起, 将城市艺术节视为一种对资本与权力展开争夺的文化生产类场域。这一场域可以通过集体性的文化话语实践促进地方文化资本的积累与创新。笔者认为, 使用场域理论研究城市艺术节的具体思路包括以下四点。

　　首先, 我们通过引入场域的概念, 将城市艺术节作为一个具有完整场域结构的对象加以分析, 或者将城市艺术节视为当今社会中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方式进行分析。通过整体性研究的概念, 我们可以将城市艺术节作为一个研究整体, 与其他的外部结构如其他现代节日、公共事件、集体性事件等区分开来。在建构了场域与外部结构形成的区隔之后, 我们首先分析城市艺术节场域得以建构的原因以及内部结构, 进而更有利于分析它与其他场域 (比如艺术场域、城市场域、政治场域等) 之间的关系。

　　其次, 通过场域的概念强调城市艺术节可以打破由于文化艺术领域或城市间隔特点形成的原有的社会组织方式, 将它视为可以有效地使各种资本和人群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方式。城市艺术节通过形成新的社会组织方式, 不仅可以使人们走出原有的相对隔离的生存环境或组织群体而走到一起发生联系, 还可以形成新的资本再生产途径、资源配置模式和社会分工。而这种由城市艺术节产生的社会组织方式, 是基于在公共空间中存在的各种层面意义上的交流与互动而实现资本的交流与再生产的模式。资本的汇聚与流动性, 是城市艺术节可以被建构为场域的前提和基础。

　　再次, 通过运用场域理论引入“权力”的概念, 强调从长远来看, 对于城市艺术节场域内部结构或者艺术节场域向外的作用上, 文化话语权的争夺始终处于场域存在的根本性目的的主导性位置, 而不是为了获取经济、政治等效益。城市艺术节场域, 作为一种文化艺术话语场域, 在权力场域内通过向具有差异化的文化艺术主体提供全方位的互动与交流平台, 积极动员社会各领域对文化艺术的公共话语权力发起集中式的争夺。城市艺术节场域具有调节多种资本流动方向、发挥文化艺术社会功能和创造文化艺术多元价值等现实意义。另外, 对于与城市艺术节相关的城市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与城市文化话语权问题的分析, 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文化艺术主体性的追问上, 关注由城市艺术节场域生成的文化话语主体是谁、文化话语权实际状况如何、话语主体是如何行使文化话语权, 等等。

　　最后, 城市艺术节场域内的空间特征是参与与交流。“参与与交流”不仅局限在场域中行动者通过语言或行为的方式产生意义, 更深层次上的“参与与交流”指的是艺术节场域为了使各种资本被使用、争夺和流动而形成的特有结构。艺术节场域之于现实的功能正是在资本的流动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实现的。场域中的资本, 在以参与与交流为主要特点的城市艺术节场域空间中实现和提升价值。

　　综上, 城市艺术节场域理论研究视角具有多样性和创新性。布迪厄的惯习、资本和场域等相关理论是分析城市艺术节所使用的有效理论工具。该理论工具使得城市艺术节可以被放置在一个由资本与权力建构的关系框架中进行切实有效的分析。它将城市艺术节建构成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整体, 并且明确了其在现实语境中的主体性和重要性。它可以很好地从多角度构建城市艺术节的理论研究框架, 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意义。

　　四、城市艺术节场域理论研究的局限性

　　对于研究者而言, 明确研究的路径和具体思路是不够的, 还应清楚理论工具的利与弊, 因此对所使用的理论工具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局限性进行反思是必要的。场域理论虽有其独特价值, 但在城市艺术节的学理分析中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 传统的场域理论更适合于针对社会事件创建一个相对宏观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场域理论注重对宏大的、具有相对稳定结构的社会现象进行讨论, 它可以通过对资本和结构的规约来构成一个宏观意义上的争夺体系。但这种理论模式不太适合于具体化的、小型的或个别的研究对象, 也不适用于对分散的、特殊的社会现象进行个别化研究。我们很难用场域、资本理论框架下的宏大叙事方式来描述城市艺术节中具体的表演场景或人的行为, 也很难对城市艺术节中文化艺术的审美性和节日仪式性加以讨论。

　　第二, 场域理论更多地建构的是对社会关系中的斗争关系的研究思路, 它将场域中的资本与权力视为是行动者形成策略和采取行动展开争夺的对象。由此一来, 就会弱化对社会关系体系中其他关系的关注度, 比如城市艺术节场域中行动者所有的特殊行为可能会被强行扣上是为了争夺资本或权力而存在的帽子。

　　第三, 资本的概念在场域理论中的应用虽然有效, 但效果也是有限的。场域理论中的资本概念的形成, 是建立在对场域中资本的辨识和分类基础之上的。将场域中的资本类型化会使得资本的概念在理论分析中的指涉更为笼统、模糊, 甚至在具体的量化分析中, 对于同一个资本对象在进行分类时会出现重合、交叉的现象。所以, 类型化的资本, 比如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 会为深入的、细化的逻辑分析带来混乱或杂糅等问题, 因此场域中不同类型的资本需要结合实际情境加以细化和阐述, 对具体的资本形态进行深描与区分往往是必要的。

　　第四, 场域理论缺乏对场域中人的行为与观念的关注。使用场域理论研究城市艺术节的弊端还在于该理论在建构关系网络的同时, 相对忽视对行动者所产生的集体性的艺术经验和节日体验的分析。城市艺术节场域中人们对场域产生的审美经验以及节日体验, 将构筑公众对城市艺术节的总体印象, 使得人们对城市艺术节形成一定的节日心理机制, 因此对人的行为与观念的关注与总结, 是城市艺术节形成长效发展机制的关键。但是, 城市艺术节带给人们的文化艺术感受和节日体验很难在场域理论框架中被描述清楚。因此, 研究者需要在场域理论的基础上, 对此进行补充研究。

　　五、城市艺术节场域理论研究展望

　　对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反思, 在一定程度上可为今后城市艺术节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创造理论空间。城市艺术节的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 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有一个前瞻性的认知。到目前为止, 国内关于我国城市艺术节的理论研究成果有限, 能够直接大量获取的城市艺术节相关资料, 大多是对它的正面报道、总结、策划, 可用于理论研究的素材不足。为克服理论工具的局限性, 对城市艺术节进行更科学、更综合的理论分析, 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对城市艺术节及城市艺术节场域理论的研究, 在原有的理论研究基础上, 应更注重对场域中人的行为与观念的经验性分析。不仅要将场域中具有不同身份的人群视为具有行动选择能力的人或制造场域策略的人, 而且应该进一步描述他们在场域中的处境和观念, 发现他们产生一系列场域行为或策略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

　　城市艺术节的现实性, 在最根本上是为了满足人们对文化艺术的广泛需求, 也可以说城市艺术节是参照人们对生活的最本真的需要而产生的。城市艺术节根本性的功能之一, 就是它可以形成或调整人们艺术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性的社会关系。一方面, 城市艺术节离不开公众的关注与参与, 只有让更多的人真正参与其中, 才能更大地发挥它所具有的其他现实功能。另一方面, 城市艺术节中群体的文化艺术观念是指导人们创作或参与行为的基础, 具有地方性, 可以集中反映公众的精神状态, 因此需要研究者对场域中行动者的观念进行关注。总之, 公众才是城市艺术节的主体, 对艺术节中人以及人的感知性行为进行观察与分析, 在城市艺术节场域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 全面而深入的对比性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研究者需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各艺术节由于地域文化背景的不同会呈现差异性。而城市艺术节作为中国推动政治、文化、经济发展而使用的社会组织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却是舶来品。其组织者在结合中国国情基础上, 从组织方式、市场运作、内容安排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借鉴国外优秀艺术节的举办经验。所以, 中国城市艺术节必须通过对比研究, 发现自己区别于“他者”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构建自己特殊的场域结构。另外, 城市艺术节在社会空间中, 占有形成交流与合作平台的位置。由此, 只有在国际化视野中, 才能使研究者站在一定高度对艺术节的权力与资本进行全面的掌握和分析。在对城市艺术节的理论研究过程中, 我们不能忽视国外艺术节对我国艺术节起到的影响, 同时也一定要在对比研究中发现我国艺术节可以自成一体的机遇。

　　第三, 学者需要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和民族志写作, 为研究城市艺术节场域提供支撑。对城市艺术节的研究, 仅依赖既有的网络信息、书面文字和影像等材料是不够的, 还需要研究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形成的经验以及田野民族志写作。研究者必须深入现场, 用专业的视角对城市艺术节进行田野记录和民族志写作, 从而获得第一手资料。研究者在田野过程中不仅要以研究者的身份身处其中, 还应该适时转换身份, 通过对各种身份和情景的体验开展反思性的考察。在此基础上, 我们才能有可能针对城市艺术节形成相对科学的、具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性成果。

　　第四, 应对城市艺术节典型案例进行艺术人类学考察。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目标是, 对人类艺术性的生活方式进行充分的观察与阐释。城市艺术节作为城市生活中特殊时间内发生的集体性活动, 可以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框架内得到有效的情景式建构。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路径, 可以填补城市艺术节场域理论尚存在的理论研究空间, 使城市艺术节场域情境的分析得到进一步的延展, 使场域中对人的观察与分析得到深化, 使场域结构 (组织结构、制度建设、人际关系等) 得到更全面的补充。场域理论与艺术人类学研究体系的充分结合, 将会对城市艺术节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助作用。

　　总之, 借助场域理论, 将城市艺术节视为对资本与权力展开争夺的文化生产类场域, 具体分析艺术节场域中资本与权力的深层结构与本质关系、城市中集体性艺术话语实践和多元文化话语权争夺行为的模式、整体性地把握艺术节在现有的城市历史文化语境中逐渐确立起来的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生存法则, 是非常具有前瞻性价值的理论研究思路, 值得我们开展进一步的讨论与研究。

本文原载《民俗研究》2019年第2期，经作者授权转载。

　　注释

　　1 史金梦:《沈阳音乐学院冯志莲教授带领“复州鼓乐”参加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音乐生活》2017年第10期。

　　2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 张超:《艺术节的品牌沟通——可持续整合路径研究》, 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年。

　　4 李杰:《大型社会活动风险管理研究——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为例》, 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年。

　　5 张雪妍:《北京国际音乐节和上海国际艺术节运作模式比较研究》, 天津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15年。

　　6 窦飞:《艺术节市场拓展研究——以首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为例》, 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 2013年。

　　7 俞百鸣:《上海国际艺术节传播推广策略探析》, 《青年记者》2013年第11期。

　　8 宗晓莲、戴光全:《节事旅游活动中的文化表达及其旅游影响——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的旅游人类学解读》, 《思想战线》2005年第2期。

　　9 徐一文:《上海演出市场艺术赞助模式初探——以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为例》, 《文化产业研究》2013年。

　　10 雷文彪:《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现代审美意义》,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

　　11 王杰:《寻找母亲的仪式: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审美人类学考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12 梁晶晶、陈路芳:《论广西民族节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为典型案例》, 《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1期。

　　13 岑学贵:《当代民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

　　14 董天然:《艺术节源流与当代发展研究》, 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15年。

　　15 梁娅青:《京沪国际艺术节对城市文化促进作用研究》, 天津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14年。

　　16 周正兵:《艺术节与城市——西方艺术节的理论与实践》, 《经济地理》2010年第1期。

　　17 陈圣来:《品味艺术——一位国际艺术节总裁的思考与体验》, 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

　　18 陈圣来:《艺术节与城市文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年。

　　19 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基金会编委会:《节日节拍——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故事》, 同心出版社, 2012年。

　　20 蒋昌忠、杜建国:《中国艺术节实证研究调查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

　　21 徐向红、傅才武:《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区域社会文化发展价值与影响力实证研究》, 齐鲁书社, 2014年。

　　22 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理论大纲》, 高振华、李思宇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感》, 蒋梓骅译, 译林出版社, 2003年;[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刘晖译, 商务印书馆, 2015年;[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 刘晖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