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是对《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回流民俗实践所在地后所得反馈的详细介绍,重点在于对罗兴振来信(《来自田野的回音》)的回应,用以展现学者与民俗精英之间在理智、情感、信仰诸方面的各自立场及其相互辩难。

　　关键词：田野调查;理智;情感;信仰

　　拙作《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出版前后,得到了学界许多评论,无论褒贬是非,本人都视为一种鞭策与提点,为此深感为学有侣,吾道不孤。但内心里时常还有一种期待,总想听到来自田野的回音,“接姑姑迎娘娘”文化圈内各色人等,尤其是那些被写入拙作的当事人,他们对于我的书写会是怎样的反应呢?本来这事并不难落实,只要给他们送去拙作,然后一一询问,也就是了。但有个人影始终横亘于心,不能释怀,那便是罗兴振老人。他是整个“接姑姑迎娘娘”民俗活动中最有代表性的“民俗精英”,其身世、作为与风格在拙作中已有充分展示,然而,正如拙作中曾经写过的:“被罗兴振视为生命的历山真实性论证,我站在学者的立场上,自然认为不能成立”1,这一立场在书中表现得十分鲜明,那么对于耄耋之年的罗老,会不会因此摧残了他的生命支柱呢?想到这么残酷的可能性,我就没有勇气给洪洞人民寄书了,只要寄一本,罗老就必然会看到。期间像施爱东等学者也劝我不必将后果想得那么严重,但我过不了心理关,总以“事不关己、关己则乱”来婉拒他们的好意。

　　僵局的打破源自于当地传来的一则消息。

　　这两年我都没去调查该活动,但山西其他一些高校的师生前赴后继地去调查,他们大多带着拙作,有的还不止带一本,经常送给当地好奇的民众,我的消息报告者在历山上就亲眼看到过别人赠送的拙作。这样,我的心结一下子就解除了:既然如此,那么罗老也就一定会看到,我没有必要再藏着掖着了。而且,当地民众对我们那么热情,许多人都要求我们出书后一定要送给他们,我也老早就许诺了,现在再不寄书,又是另外一种不守约定的愧疚。于是在2016年下半年,我给当地与我们联系最多的吴克勇的两个儿子吴文、吴旭寄去了几十本书,并开列了一张赠书名单,凡是拙作中提及较多的当事人均在其列,嘱咐他们按照名单一一亲往赠书,同时关照所有被赠送者,请他们抽空阅读,我明年“三月三”要来一一听取意见;富余下来的书,则分赠羊獬、历山、万安、西乔庄等地娘娘庙,作为集体之物供人们随便取阅。

　　2017年3月28日(农历三月初一)到4月1日(农历三月初五),我和王尧等人又去参加了一次“接姑姑”活动,期间见缝插针地找那些重点人员听取读后感,得到最多的回馈是:没读!即便读了,也主要是从书中找出自己的化名,然后看两页就完了,这从他们的话语和神态中历历可辨。虽属意料之外,仔细一想也在情理之中:学术著作对当地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当我问起书中对他们本人以及周围之人的书写是否真实、有没有歪曲或误解时,得到的答复都是:很真实,没有误解!不少人认为拙作并列各种说法但基本不加评论的态度是对的,是“实事求是咧”,历山上的罗柴娃甚至很文雅地说:“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嘛!”对于我们最关心的伦理问题,没有一人表示出任何质疑或不满情绪,这让我感到分外踏实。少数几位较为认真阅读的当地人,基本是被我归为“民俗精英”的人物,他们的反馈也比较趋同,大致来说有这么几点:

　　(一)太难懂。虽然他们总是怪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但依然让我感到当场的尴尬。东梁村的何新木是一位写过大量“内部写本”的民俗精英,他对拙作只是简单翻了翻,其回答特别有针对性:“你们的写法和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就是通俗。庙上计划搞一个小册子,通俗的话,是一个宣传力度。说得再深入一点,宣传得多了,钱就多,就可以盖庙,就是这样,取之于民,为之于庙,还是为之于民,就是那回事!”

　　(二)书名为什么要叫《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好多人说本地没有这样的神像啊。有的人还在猜哪个村的神像可能是这样的,而河东以羊獬为代表的民俗精英们更因为本地是说“大的还是大的,小的还是小的”,并不赞成河西“大的成了小的”之说,所以认为这个书名不大好。我再三解释说只是一种文艺性的表达方式,意思是说原来有的,现在没有了,正体现了民俗活动既有传统又在不断变化。他们虽然当面表示理解,但我能感知他们仍有些不惬心意。上述两点让我深切反省:我是写了他们,却不是为他们写的!

　　(三)大多数人对本书的关心度总是由近及远:首先是自己,如前所述,几乎每个人都从书中准确分辨出了自己的化名及相关书写;其次是本村,有些属于“歇马粮店”性质的过路村庄比如杨家庄,就有人会对本村被提及的太少而略表遗憾;然后才有可能关注到其他相关村子;至于对“接姑姑迎娘娘”的整个活动,只有很少人才会真正关心,比如赤荆村的民俗精英李大勇就说:“以前就只知道自己村里这一块,现在总体上都弄清楚了,挺好的。”等等。

　　有几个人物的反应比较特殊。比如尤宝娅、罗羊以及韩家庄的韩勤双,他们分别表示要请我们吃饭,但我知道他们的心思各不相同:罗羊认为拙作花了很多篇幅在宣扬他,对我们非常感激,他的好意被我们婉拒了。韩勤双则认为书中对于韩家庄的书写还不够到位,尤其是对于书中第201页描写的一段让他尴尬的局面耿耿于怀,再三分辨说那个绰号“罐子”的讲述人不能代表真正韩家庄的历史记忆,希望我们进一步听信他这一派的观点。不光如此,近年来韩家庄又涌现出另外一位更加有学识、有地位的热心人,正在大力张罗起更加宏大的宣传口径。该人士知道我们要来,特意请来了一位现任县级领导压阵,一起热情陪同我们参观村庄,并专门从太原将本村唯一获得国家特级厨师称号的大厨请回村来为我们做了一顿精美的午餐,还请我为村里的小学生作了一番励志演讲。此人显然是新生的更具影响力的“民俗精英”,根本看不上韩勤双的作为,午饭也没邀请他。为此韩勤双颇感失落,总希望也请我们吃一顿饭,可惜我们无暇抽身,终于没有成事。而尤宝娅的表现尤其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么多年来,我们每年都去几次,她从一开始就认识我们,也接受过我们多次采访,但始终对我们行礼如仪、平淡如水。这次却显得格外热情,非但在多个场合公开表扬我们对本地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请我们在县城最好的饭店吃了一顿晚餐,还送了我们许多土产,据说在我们来之前的几次全体执事会议上,她就大力表彰我们了。我们分析是因为拙作对她在当地的巨大影响力作了详细的书写,让她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并且意识到学者掌握的书写权力可以让她以及她所领导的民俗活动在更大的时空舞台上施展身手。

　　但是,有一人让我颇感窝涩,那就是罗兴振老人。之前他并不知道我们要去,当我们在历山舜庙上忽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还是那样的欢喜无地,拉着我们到办公室嘘寒问暖——真的是他一个人在嘘寒问暖,因为我们吼叫式的寒暄他根本听不见,耳聋得厉害,据说前两年生了一场大病,现在已经基本恢复——我问他收到书了吗?他说收到了,没看两页就被人借走,再没还回来。我赶紧又送了他两本,对他说:“罗老,要是还有人借,你就给这本,那本你留着自己看,谁也别借。我要听你的评论哦!”他收下并答应了,转头就对我说:“陈教授,我还有一件事没做完,台湾的第一富翁XXX答应捐献给我们500万元修建舜裔宗祠,如果这事能弄成,我就再活两年;如果弄不成,我就准备死了。”我一时无言以对,他又追问了一句惊雷:“陈教授,我要是死了,你会不会来?”面对他毫不节制的渴望眼神,我停顿了10秒钟,凑到他尚存一丝听力的右耳边大声说:“您还健朗着呢,一时半会死不了!”我知道这只是必须说的废话,他等的不是这一句,便接着吼道:“要真有那么一天,我一定会来!你放心!”坐在旁边的王尧当场就哭了。

　　离开洪洞后,这些切肤之感渐渐消淡,我以为罗兴振也跟许多当地人一样,说将来看完再谈,其实就是不再谈了。再说他耳聋得厉害,我都不敢确定他到底听清楚我的话没有。我当然真心希望得到他的反馈意见,但他那么大年纪,给我感觉活的全是精神,肉体薄得几乎透明了,说实话,我并不特别等待他的回音。但是,在2017年7月下旬,我忽然收到一封来自洪洞的挂号信,打开一看,竟然是厚厚一叠共计18页的《〈背过身去的大娘娘〉读后感》打印稿,另有两页手写的信件(已合成为前文《来自田野的回音》)。一口气读完,我灵魂出窍般地呆坐了半天,百感交集,无可名状。

　　第二天缓过神来,我首先庆幸罗兴振总体上虽然很受打击,到底没有被击溃,并且非常坚决地回击于我,虽然不断用各种客气话舒缓气氛,他是怕我看了不高兴。其实我看了很高兴,因为我看到了他老而弥坚的执念,而此执念对他来说,正是生命力的体现。我甚至一厢情愿地想:或许我的书又激发了他日渐暗淡的生命之光,让他有了重新振作起来继续战斗的雄心,也未可知。只是看他信中说:“但是颓唐是必然的,因为您的坚持就是我的失败,怎么能够愉快呢?我想这种不快感是暂时的,以后会慢慢消失,陈老师不必为我悲凉。”这段话是从我书中第260页的一个情景生发出来的,也是吕微最爱引用的一段,我到底还是难以拂去一丝悲凉。

　　过了几天,我给他写了一封回信,没用邮寄,因为2000年我第一次去历山后,回来就给他寄信并照片,一直没收到回音。等我2007年去时,他都不认识我了,当面问我:“你认识北大的陈泳超吗?多年前他的信寄到我家,我老伴也没告诉我,两年后我才偶然发现,真是对不住呀!”所以这次我直接寄给吴氏兄弟,顺便再捎上些适合老人的营养品,请他们亲自去历山跑一趟,当面送给罗兴振。更关键的是,我要吴氏兄弟当面请问罗兴振是否允许我把他的信件全文发表,后来得到了他的明确允准,这才有前文的内容。吴氏兄弟还发来了一段现场录音,其中他的几句话很有意思:“陈老师那个书,一本一本要印,‘舜耕历山在洪洞’这个民俗,慢慢就要完蛋了,我吓得不行。……我只有抗议,抗议关键要写抗议书,要向县里、省里、中央汇报……可是人家对咱历山、羊獬贡献太大,提着良心要紧。我也没文化,不能干涉。我左右为难……咱不能得罪人家,还要靠人家帮咱申报世界非遗哩。”如此看来,罗兴振应该是从颓唐中站立起来了,他那愈挫愈勇的顽强性格已在孳乳酝酿。或许,我的一丝悲凉纯属多余,而之前的一厢情愿却正是事实。

　　我的回信全文揭载如下:

　　尊敬的罗老,您好!

　　7月份我有20多天在新疆参与组织民间文化的暑期培训公益活动,前几天刚回来才看到您的来信,迟复为歉!

　　看完您的来信和《读后感》,非常激动,百感交集,请允许我分门别类地一一答复:

　　首先,您细致认真地阅读拙作,甚至统计出许多精确的数字来,这些数据连我自己都从不清楚,可见您的用心程度,让我很感动;您对于“序言”(非我所写)和“绪论”(我写的)反复读了七八遍,也让我深感惭愧并扪心自问:学术著作必须这么艰深吗?是否将来可以用更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呢?

　　其次,您对我的工作态度和学术品格基本肯定,这对我也是极大的鼓励。学术见解的对错深浅可以讨论,但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是不容商量的。作为学者,我在学术界规则范围内尚有自信,但在被调查的群众心目中是什么印象,一直忐忑不安,您的鼓励大大提升了我的信心,真的非常感谢您。

　　下面就要说到您最执着的“真的有”命题了。

　　您以生命去捍卫“尧舜实有说”以及“舜耕历山在洪洞”的态度,我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但这与我的学术观点不一致,所以我始终避开跟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学术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而已,我无限尊重以您为代表的当地民众自己的认知和信念,也希望观察民众如何传承、发扬在这一认知指导下的各种生活实践,不想用我的观点去影响您或其他“民俗精英”。当然,这一态度或许有点自欺欺人,您充沛的求知欲望和敏锐的观察能力,终于还是逼得我必须表态,于是有了历山上的那一幕,以及您的“颓唐”和我的“悲凉”。现在我把我对这一问题的根本态度以及我来做田野调查的基本追求详细向您汇报一下。

　　我确实很受“疑古派”的影响,但我本人不是“疑古派”,我来洪洞调查也绝对不是为疑古派“专心服务”并去“完全夯实”其观点。而从另一方面说,我也反对被“疑古派”批评的“信古派”,即认为以《史记·五帝本纪》为代表的上古史表述是完全可信的历史事实。我曾经开过一门研究生课叫做“中国上古史与神话研究”(马上开学后我又将开这门课了),花一学期的精力,就是为了从文献与考古两方面来说明《五帝本纪》的材料是如何一层层堆砌起来从而被建设成一个完备体系,并成为后世所谓“正史”标准本的。所以我对古史的基本观点是:夏商周三代基本可以当做信史看(夏代问题还较多,可存疑),五帝时代则是“传说时代”或“传疑时代”,不能像后来大一统政治格局那样归为某个朝代了。事实上,从考古证据可以看出,4000多年前的社会状况还很落后,不可能出现一个大一统的政权来,三代以前的历史,不应该按照传统上古史的坐标,而是应该用现代考古学的一套术语来表达,比如“旧石器时代”“新时期时代”,或者更本土化的“仰韶文化时代”“龙山文化时代”等。虽然学术界有各种不同意见,也很有一些人急于将最新考古发现直接套用到传统上古史坐标上去,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些都不是学界的主流。史学界最看重的是“求真”,在没有充分证据可以确信的前提下,一切先存疑,这就是司马迁说的“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尊重“疑古派”,虽然我也时常对其过分疑古的地方加以批评。

　　我觉得您是一个坚定的“信古派”。您坚信《尚书》、《孟子》、《史记》是不容怀疑的“正史”,故其一切记载都是确凿的历史真实,这是我不敢苟同的;您所罗列的那些学者,可以视为您的同道,他们所述的观点,从学术的角度,我都不赞成(尽管我尊重他们的信念)。简要回答您提出的三个问题:

　　(一)“你所深信的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情状”,正是司马迁的集大成编定,无法证明是真实历史过程。三代以前到底是什么朝代?这是传统思维下的问题。我们可以反问:如何证明三代以前一定有朝代?大一统格局是天经地义的吗?至于尧舜是否真人、尧舜禹禅让是否真实存在过,学术界讨论极多,正反两面的意见都有,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您说“民俗是历史的活化石,它隐藏着历史的信息”,这我完全同意!但民俗到底是哪个时代哪些人群的“活化石”?具体隐藏了哪些历史信息?就必须谨慎分析了。比如我们都钟爱的“接姑姑迎娘娘”习俗,我这几年费尽心机查找它的历史记载,结果最早的记录只到明代;即便从本地建立舜庙算起,也最早只到宋代天圣年间。罗老您发现的几块碑文残片,大概也不会比宋代更早。这些作为证据的时间离通常认知的尧舜时代差距3000年,怎么能够保证“接姑姑迎娘娘”习俗就是从4000年前一直流传下来的呢?而且山西在历史上本身就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反复争夺的地方,洪洞更是移民大县,怎么能保证这里的民众就是4000年前的原住民呢?所以,您先从信念上把“接姑姑迎娘娘”习俗断定为尧舜时期“真的有”,然后进行各种合理推论,我从学术立场上是很难予以支持的。

　　(三)您说当地有各种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可以配合证明尧舜时代,否则“又该归入哪个朝代呢?总不能拿上古二字概而论之”。我要说到是,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在全国大地上比比皆是,不足为奇。它只能说明当地具备那一时期的文明,至于该文明属于哪个朝代,正如上面所说,这个问题本身就不能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说,用“上古二字概而论之”,目前来说反倒是最稳妥的表述方式。您说别处历山您也考察了许多,各地自有其合理处,但它们的死穴在于“没有一处与走亲习俗相关的完整体系”,这又回到了问题(二),即便有走亲习俗的完整体系,依然无法证明其历史时期,更不能说明尧舜时代之实有。

　　那么,既然不承认尧舜人物和时代一定是真实的历史,我为什么要来洪洞调查研究“接姑姑迎娘娘”习俗呢?

　　我是这么思考的:尧舜时代的真实性我无法证明(同时我也不能证明其一定不存在),但当地民众对于尧舜文化的认知及其创造和传承的民俗文化却是无比真实的历史事实,我要研究的正是这一民俗历史的存在和传承的“动力机制”。事实上,正如您所知,就我实地考察过的全国关于尧舜的民俗遗存还很多很多,我之所以别的地方没有特别研究,而着力于洪洞,正是因为此地有“接姑姑迎娘娘”这一民俗活动的“完整体系”,并且在当今时代依然充满活力,它到底跟民众的日常生活有何种关联?又是怎样持续发展、变化的?这些才是我考察的核心问题。结论已在拙作中充分表达,就不多说了。

　　所以,我不是“疑古派”,也不是“信古派”,更不是要跟当今宣传传统主流文化唱对台戏。我自始至终不讨论尧舜的真实性,只讨论尧舜作为伟大的文化符号如何影响到民众生活的问题,因为历史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专利,民众世世代代的生活过程,在我心目中更是应该努力认知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或许可以勉强归入“释古派”的行列,但归根结底我的重心不在于“古”,而在于“今”。换句话说,我更看重的是民众如何弘扬我们祖先的优秀传统,正是在此基点上,“接姑姑迎娘娘”活动显示出了它独特的价值,当得起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才吸引我这么长时间的努力调查。而罗老您是其中最杰出的“民俗精英”,您毕生的执着追求,才会闪射出绚烂的光芒,也必将流芳后世。事实上,我不无骄傲地告诉您:您的声名目前已在全国民俗学界颇为响亮了,尽管很遗憾只能是代号“罗兴振”!

　　至于您后面特别解释的几个细节,主要是关于“妫汭”“舜井”以及其他历山上的地名传说,您列举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是在认真老实的调查基础上,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的一些科学分析推理,并非是自己的编造,而我却一概归之于您在“话语威权”下的个人发明。这一点我首先诚恳接受,说明我的调查还有许多不够到位之处,没能将每一个细微的“发明”做出区别性的交代,将来出版修订本时,我一定要把这些经历写进去以更细致地展现这一过程。但这里我还想小小的申辩一下:在学术表达上,“传统的发明”是一个通行的术语,是中性词,没有褒贬色彩,它指的就是对传统所进行的各类操作,包括选择、改造、分析、推理、新创、展示……所以,我这么说绝没有任何对您的不敬之意,请您明鉴!

　　写到这里,我由衷地想表达我对您发自肺腑的崇高敬意。国内民俗学界的许多学者都知道,我在讲述“接姑姑迎娘娘”活动时,最常提及的两个人,一个是罗兴振,一个是吴克勇。吴克勇老师已经去世,我们对他无限怀念,每次三月三来调查,我们都会在吴家后人的陪伴下,到他坟上去祭拜扫墓;而您更是以学识和执着,以及老而弥坚的精神让我们赞叹不已。我的学术观点只能代表我学术上的追求,我也很欣赏您说的这句话:“您坚持您的疑古观,我坚持我的‘真的有’。反正我总不能忘记我的老祖宗”。但现实中的我还有更多的感情和信念,我想告诉您:您说的“传说的生息就是历史真实的延袭,推动生息延袭的动力是一种心的力量,这力量就是人们不愿意忘记自己的祖宗”,正是我的心声!只是我理解的“真实”,不是尧舜本人的真实存在,而是千百年来全体民众对于尧舜的心理认同。我对于尧舜也“总不能忘记我的老祖宗”,因为他们是我们中华民族信仰中的共同祖先,也许未必是历史的真实,却是文化的真实、民俗的真实和感情信念的真实!我早已从“接姑姑迎娘娘”活动的外来者,逐渐转变为内部的一份子。我真心地热爱走亲习俗,热爱这一习俗过程中的所有人,并以被当地民众接纳为一名“亲戚”而感到无上荣耀,这也是我愿意为它做各种力所能及工作的心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我们的感情是相通的,毫无隔阂,您说对吗?

　　最后,我还有一个特别的请求:您的这封信其实涉及了民间文化界许多学术和伦理的命题,具有很高的价值。我给一二学术同道看后,他们都建议将之公开发表出来,并组织一些学者围绕此信进行一次针对性的学术讨论。您是否同意我们将此信公之于众呢?

　　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将本地尧舜民俗文化继续发扬光大,我们也会经常来看望您的。如有什么事情请随时吩咐,不要见外啊!耑此并颂

　　时祺

后学陈泳超顿首

2017年7月30日

　　原文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