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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江]作为实践性体裁的传说、都市传说与谣言研究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7-09-23  作者:刘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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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传说、都市传说与谣言在人们的口头叙事实践中,其形式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可以被看作是同一种实践性叙事体裁。在口头实践中,人们不仅通过内容的事实判断来相信叙事中的事件,也通过形式的认知来相信它们。传说的中心是一种传统性的确定性话语,而都市传说与谣言则正相反,其中心是非传统的材料。各种实践形式或亚体裁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它们相互构成了一种否定性的、不稳定的交流模式。

  [关键词] 传说;都市传说;谣言;体裁;相信性;实践形式

  近些年来,即使是专门研究谣言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承认,由于民俗学的介入,谣言研究增加了新的活力,开辟了新的领域。民俗学研究认为,作为一种话语体裁,谣言在人的口头实践行为中,其体裁的形式特征、传播方式、所存在的语境,都与传说有极大的相似性或者可比性。故此,传说学中关于传说的体裁形式、作为传播心理基础的真实性与相信性、以及叙事风格上的肯定性特征等方面的既有成果,都可以对谣言研究有所启发。其中有三个问题值得重点探讨:即传说、都市传说与谣言在话语实践中的体裁同一性;研究三种体裁都必须涉及到的真实性与信仰(相信性);传说、都市传说、谣言中的各种实践形式之间的关系。

  一、传说、都市传说与谣言在实践中的体裁同一性

  研究传说的民俗学者为什么转而要研究谣言?这也跟他们自身的学术范式的转换有关。传说一般被认为是以“地方性”的历史人物、景观、风俗为中心的口头叙事。它们是与群体中的“传统”相关的。因此很多年来,民俗学者都习惯的在文化传统传承浓厚的地区——比如农村——搜集传说。然而都市传说这个概念的出现,动摇了原有定义的基础。

  都市传说也称作当代传说,它以现实中的人物为讲述对象,美国民俗学家布鲁范德称之为“以城市为背景讲述个人亲身经历的当代故事”。大多数都市传说的内容并不专门说明这是在某一个特定地点发生的事件,地方化色彩不强。另外,正如布鲁范德所下的定义,都市传说讲述时,往往带有个人亲身经历的色彩,这与讲述地方传统以及具有情节化叙事特点的传统传说有所不同。

  如此说来,都市传说是在传统传说所包含的范围之外的。然而仍有大量的传说研究者把都市传说算作是传说的一种。在笔者看来,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对传说概念的界定。倘若以叙事内容界定,非地方性的口头叙事确实不能算作传说;但也许我们听到的这些都市传说,只是没有被地方化的。那么回过头来,后一派学者将“都市传说”也定义为传说的根本性原因,恐怕还在于都市传说在其语境中,是被当做真实的事情来讲述的。这一点是界定传说的重要条件,因为这一条件是传说与民间故事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且相对于“地方性”这一外在特征,它是传说的内部特征。

  反对把都市传说与传统传说看作同一种对象的另一个理由是,作为口头叙事,前者的叙事风格(stylistics)是“消极的”(negative)。都市传说在叙事中体现出了让人恐惧的心理因素。这些因素在传统传说中逐渐失去了,但在都市传说中依然存在。都市传说中大量存在着和死亡、疾病相关联的恐怖故事。著名的例子是为美国学者所关注的“消失的搭车客传说”以及“汽车外的男朋友”等等。

  与都市传说的消极叙事风格相对的就是民间故事的积极叙事风格。民间故事拥有鲜明的善与恶二元对立的风格特征,而故事的结局往往则是代表善的力量的取胜。传统传说中,虽然不见得有这种二元对立,但是一般认为,老的、传统的传说宝库中的传说是“积极的”。 作为真实讲述的都市传说,其态度之所以是“消极的”,原因是都市传说反映的是对环境之中的“异”的成分的偏见、恐惧和攻击性。而传统传说被认为是积极的原因在于它们加强了地方认同并且激发了当地人们的想象力。瑞典民俗学家克林伯格认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原因在于传统传说经过了一个严格筛选的过程。当大多数传说中包含的恐惧被证明是无端的之后,这些反映了恐惧和怀疑的传说也就失去了它们的社会心理功能。当代(都市)传说同样正在经历这个过滤过程。

  比较起来,尽管谣言的内容也许和都市传说略有不同,但它在传播过程中,也被认为是有关真实的叙述,并且在叙述风格上与都市传说有着非常相似的消极特征。同时,谣言对环境之中的“异”的处理方式与都市传说非常相近。

  谣言在形式上的特点——情节上的简短化,也与实际讲述中的传说及都市传说相似。首先在口头传播中,它们常常表现为比较短的叙事。与一般理解的不同,在日常叙事中,都市传说通常很短,并且未必具有完整情节;而即便是有情节的传统传说,也常常缩略为简短的几句话。有些民俗学家认为这种无情节的或者简短情节的叙事也可看作传说,并且命名为“元传说”(proto-leg-end),只不过它的内容在民俗学家看来是传统的。元传说在流传中与谣言也具有近似的形态。

  元传说可以发展成为传统传说,也可以进入谣言,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它使得谣言具备了传奇性(legendary)的特点,也就是在叙事中出现了传说常常具备的神奇的、超自然的母题,元传说使谣言的内容具备了传统传说的要素。

  有这样一个实例:在2003年SARS病毒传播期间,曾在十数个省区流行过一类“预防性的谣言”,其中有婴儿生下来就会说话,告诉人们要喝绿豆稀饭、放鞭炮,这样能够预防非典型性肺炎的情节化叙事。 很显然这是一个传统的母题,在斯蒂斯·汤普森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被编号为N468,称为“新生的婴儿揭示了秘密”(new born baby reveals secret)。美国民俗学家琳达·戴称这一类传说为“谣言传说”(rumor legend),因为它同时具有了谣言与传说两种叙事体裁的特点。

  这样,在谣言——都市传说——传统传说之间,就搭起来一座连通的桥梁。传说学家也称之为传说形成的过程(legendprocess),或者是传说管道(legendconduit)。在口头中流传的某些都市传说或者谣言,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过滤掉了消极因素,完全有可能会成为民俗学者认可的民间传说。在这个过程中,口头叙事的体裁形式特征却基本保持不变。

  以上是从传说、都市传说与谣言的讲述的真实性、讲述风格、口头流传的文本形式及形成演变等几方面论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从讲述的实际环境看,无论是谣言还是都市传说,在讲述与聆听中,语境中的人们大多数只是在感受他们之间叙事交流中的恐惧性因素,而不会专门去分辨或意识到这是被学者们称为谣言或者其他的什么名称。通过感受这种心理因素而产生了与日常话语相区别的口头叙事,之后选择自己相应的行为。这就是通过特殊的心理认知而产生的实践话语体裁化的过程。因此从这一角度即人的社会实践出发,谣言/都市传说只是一种作为“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而存在的话语体裁”。也就是说,当我们深入到主体(讲述者)讲述行为的心理动力来观察,客体(都市传说、谣言中的事件、社会现象)对他们的刺激是一致的,因而由此而产生的话语形式其主体的心理基础也是一致的。而对于传统传说而言,一部分西方的研究者也采用了类似的心理刺激——反映这一工具来进行研究。如英国学者吉莲·本内特认为,传说讲述的最初动力来自于一种情感压力;瑞士民俗学家麦克斯·吕蒂则认为,传说是一种人的被动性经验等等。无疑,这些探索都指向了三种体裁在社会行为上具有的根本同一性。

  民俗学家其实早已关注到了科学性的分类范畴与民众自身分类范畴之间的差异。美国民俗学家丹·本-阿莫斯认为:分析性体裁分类是在学术界自身的语境下发展出来的并且服务于其自身研究的变化。本土分类却没有这些外部目标。它是定性的、主观的分类体系。前者是文本的组织方式,而后者则是在文化的交流模式中产生出来的。科学的分类区别了传说、都市传说与谣言,但是在民众的实践话语行为中,它们却又是同一类。

  他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每个社会都会通过大量的合作性的术语界定体裁。这也是我们提出以上三种体裁同一性的另一种根据。在话语实践中,讲述者以及听众常常会使用自己熟悉的术语,来辨认这种具有消极叙述风格的话语。在一般的语用层面,传说、都市传说以及谣言,通常都是由这样的开场话语引导出来的:

  “据说……”

  “听说……”

  “有这样的说法说……”等等。

  民众可以自由地使用“谣言”、“传说”、“传闻”这些术语来概括他们所面对的这些叙事。这些概念的边界是模糊的。

  法国社会学家迪方佐与博尔迪亚试图区分流言(gossip)、谣言(rumour)与都市传说(urban legend),从内容上来加以分辨也许是可能的,但在实践中却很困难。因为它们都不是实践者加以区分,而是被人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中加以区分的。从其内在动力观察,讲述以上这三种语言形式,最初都是一种负面情绪的宣泄,因此它们属于同一种“合作性”的实践性体裁。

  既然我们论证了三种体裁在实践形式上的同一性,那么谣言是否和都市传说、传说一样都属于民俗?这算是一个额外的话题。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认为:“谣言与其他民俗(folklore,也就是民间文学)是相似的,只不过它是由一些非传统的材料组成的。”如果这一说法可行,那么传统的谣言定义就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卡普费雷对谣言的定义是这样的:“我们称之为谣言的,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这其中很明显是把谣言的民间性和官方话语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实际上是把“民”置于一个他者的地位,因而也就是把谣言当作社会负面因素的一部分原因。

  在传播学以及社会学界,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希望推翻这类的界定。而民俗学对此提供的理论资源是对“民俗之民”的概念的探讨。长期以来,民俗学在探讨“民俗”概念的时候,也存在反思“以民定俗”的问题。民俗学家一度认为民俗之民(folk)是农民或者野蛮的民族。但是近些年来这种观点被“以俗定民”所取代。这样民俗就不再是原始的信仰的残留物,不再是现代性的对立面。它是一种生活形式。因为即使在精英阶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谣言或者都市传说。这一视点有利于解决谣言这种作为社会行为的话语体裁与官方的否定看法之间的认识差距。因为如果在谣言事件中一定要找到谣言的根源,最终无非是找到一些替罪羊而已。这些替罪羊就是他者。从民俗学的反思看,一定程度上他者是社会优势话语强力建构起来的,带有强制性。这种建构忽视了“民”的平等地位,因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民俗学这种对“民”的认识视角的转变对作为他者的谣言同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传说、都市传说与谣言中的真实性与信仰(相信性)

  经典传说理论体系中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传说被认为是一种关于真实性的叙事。同样,谣言在传播时也被认为是真实的叙事。仅从内容来观察谣言或者传说是否真实与虚假,这是一个无法全部肯定或否定的问题。因为尽管其中有大量信息是虚假的,但在讲述中或多或少总有某些部分、某些细节会是真实的。一则可以被所有人都判断为是虚假的信息是不可能流传的,因此仅从内容来研究真实是不完整的。既然我们在上文已经确定三者为同一种实践形式,那么我们就可以参考传说学中研究真实性的方法,不仅通过研究内容的方法来研究这三种体裁,也可以通过形式研究的方法来讨论这个问题。

  长久以来,传说研究一直在探讨真实性问题。但是这之中有一个为学者们所忽略的问题,即传说的相信性并不完全跟随真实性而出现的。在实践中,可以从两方面对“实践者是否相信”这个命题加以判断。固然通过内容的真实性,人们可以获得相信性,但是从实践的角度,真实性也可以通过体裁形式的认同来获得。这里的真实性不是通过实存之物而获得的,而是通过人们对实践中话语形式的认知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在实践中存在着两种认知过程,一是通过判断传说内容为真而相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以往所熟悉的、认可为真的话语形式的认知而相信。例如一个可信赖的人所说的话。在这种情况里,前一种由实存而产生的相信性是被隐藏乃至被忽略的;或者说,这时传说的真实性被建构于形式之中。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论,无论是显现的真实性还是隐藏的真实性,它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产生相信性。因此与以往的讨论不同,本文并不打算纠缠于真实与虚假的问题,而把重点放在相信性的讨论上。而既然谣言也属同一种实践性体裁,那么传说的两种认知过程在谣言讲述中也同时存在。

  前文已经提到,这三种话语形式都是作为社会行为的体裁,那么我们就从社会行为层面上来理解这一问题。谣言的传播来自一种不确定的环境。琳达·戴认为:“各种简短的并且是‘真实的’有关恐怖的犯罪事件、大的自然灾害、外星人入侵、由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或者政府对普通人的生命加以威胁的阴谋,借助这个技术时代的手段更迅速地传播着。通过信息的力量,同时混杂着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误信息,人们处于不确定之中,没办法从虚构之事中了解真相,也不知道什么该信什么不该信。”对于生活中的个体来说,谣言中的世界是一个危险的、超越性的世界。它离个体的当下生活既不太远,又不太近。谣言本身就是个体的人处理危机情境的一种方法。有的时候可以借助理性判断产生相信性;而另外一些时候,个体的人选择相信谣言,只是因为科学理性判断无法完全认识自身的潜在危机,也就是无法采取正确的理性行动保护自己,人们只能依据日常理性,通过形势判断而选择相应的行动。

  例如奥尔波特所研究的关于二战时期的“珍珠港谣言”。这些谣言的主题宣称,美国在日军偷袭珍珠港所遭受到的损失远比官方宣称的要大得多,有些甚至说,美军的太平洋舰队已经全军覆没了。这一谣言在传播中,可以根据内容获得相信性。因为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如临时出海,美军的航空母舰也会遭到袭击。所以这是可能的。这是借助理性判断产生相信性的例子。

  但有时谣言中的真实性是隐藏的,这方面的例子莫过于“连锁信”谣言。这一谣言有着鲜明的“形式大于内容”的外壳。信的内容通常都会告诉收信人某人将这封信转发给若干人,得到了幸福;某人没有转发,遭遇了厄运。也就是说,这封信的重点在于收信者是否接受“相信”这种抽象的认知形式。“连锁信”谣言的要害之处在于一定要把这封信转发给熟悉的人,信的真实性存在于相互之间的熟悉与信任之中,而这常常是毋需用理性加以思考的。这种情况就是上述的“真实性建构于形式之中”的一个显见的案例。当然在一般性的谣言流传过程中,内容和形式的认知是同时发生的。只不过作为一种分析,在这里我们把它在研究中加以区分而已。

  以上是从个体角度探讨谣言相信性的产生。有时候,人们的相信性还依赖于语境。近年来有些研究者提出语境是主观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语境中的实践者不能于其中获得真实性,原因在于语境中存在着一种个人客观与整体主观的辩证法。整体的主观可以是个人的客观,语境提供了这种整体性。整体性帮助个体将这种主观实在(现实)转化为自身的客观意义系统。在谣言的语境中,当大家都这么说、这么做了,单个个体非常有可能相信其中的真实性,所谓“谣诼纷纭,不得不信”。谣言这种实践性体裁的讲述,使他辨认出这是一种熟悉的、习惯性的、真实的叙事,从而诉诸行动。因为对于社会实在(现实),个体是无法洞见全部的,所以只能依赖作为整体的语境。语境的整体性借助实践性体裁这一中介提供给了个体一种“形式感”,这种形式感(即对体裁的认知)是他们所熟悉的,因此带有了一定的客观性。这一客观形式成为了相信性的前提。

  综合看来,无论谣言还是传说,都包含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理态度。法国社会学家卡普费雷曾经幽默地说:“人们对谣言的可信性并不是那么吹毛求疵的。”这其实是一种宽泛的信仰态度(相信性)。它同时包括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相信性。内容方面的相信性可以通过理性判断获得,而形式方面的相信性常常存在于实践之中,这是容易为研究者所忽略的地方。

  三、传说、都市传说、谣言中各种实践形式之间的关系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谣言这种话语实践形式内部所呈现的相互关系。在传说学看来,围绕同一主题,传说在讲述实践中有三种形式,分别是通过自身经验的个人经历故事(memorate,或者personal experience tory);转述其他人经历的故事(fabulate)以及传承下来的传统传说(traditional legend)。这其实也是民众获得知识(lore)的一般途径。通常说来,为搜集者所记录的通常是第三种。但是在群体的讲述实践(语境)中,三种形式可能同时都存在。传说学家把它们定义为传说讲述的三种实践形式,也可以称为传说的实践性的亚体裁。

  本-阿莫斯把民俗界定为一种“小群体中的艺术交流方式”。也就是说,人们的交流依赖群体所提供的整体性背景,即前文提到的语境。传说中讲述的超乎自然力的故事,在一个整体性的小群体交流背景中,用第一人称的言说方式,表明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在内容的真假无法判断的情况下,言说方式本身就可以成为真实性的来源。这种讲述方式在谣言的讲述活动中也存在。只不过谣言讲述的整体性背景是非正常的生活秩序,譬如自然灾难、战争以及大规模的流行病等等。

  除了讲述自己的个人经历,他们也会转述其他人———往往是一个信得过的人或某个权威的名字。这类话语信服力相对于第一种稍微弱一些,但是也能产生相信性。这一类占大多数。因为谣言传播者很少有持中立立场的。有些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传播者不愿意担负责任的原因。

  在传说讲述中,经典的、传承下来的传统传说是核心,个人经历故事和转述它人的故事都是围绕它进行争辩。传统传说是确定性的话语,带有传统赋予的权威性。前面两种话语是在它基础上的解释、纠正与说明。传统传说占有时间上的有利地位,先于前二者而在语境中存在,具有叙述的优先地位。从“memorate”、“fabulate”以及“traditional legend”的相互关系看,它们之间是不平等的关系,传说的讲述活动是围绕着占优势地位的传统传说展开的。

  传说各种实践形式之间的关系和谣言的讲述活动有所差别。谣言在最初出现的时候,是缺乏确定性话语的,都是个人经历故事或转述其他人经历的故事。而接下来官方信息的证实(或辟谣)可以描述为类似传说中有固定情节的确定性话语。官方信息的意图是充当这样的确定性话语。从实践形式的地位看,官方信息是后来的,在出现的时间上不占优势;第二,它的内容尚需实践的检验,不带有传统传说天然的权威性,因此我们说这三者是平等的话语实践。而且往往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当官方信息所包含的信息量不足以满足或者对应前两种话语实践形式的内容,那么它的“确定性话语”的地位就更为削弱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情况常常能够见到。因为前两种亚体裁的心理背景是个人经验,它是主观的,多样化的。而官方信息则通常只能说明事件的其中一种状态。

  就一个小群体中谣言的交流状态而言,往往是其中官方的信息公布出来,可能否定了之前个体经验故事与转述他人经历故事所讨论的某些内容,但是其剩余的信息又缺乏对应的确定性话语。这时,它们讨论的重心就会转移。一则关于社会或自然灾难的谣言,往往会演变成对于腐败或其它社会不公正的理解,这时原谣言也就转化成为对政府的指责了。很多辟谣性信息的发布往往勾连出了下一个话题,这时所谓的反谣言,却成了新的谣言的基础。

  也就是说,在谣言的话语实践状态中,其否定性或者说“消极”的力量,还在于其叙事模式的“非传统”特征。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谣言与传说的不同。传说是一种肯定的、传统的话语形式与交流模式。同样是针对人物,人物传说中一定会讲,某个著名的人来过此地,并且可以找到他活动的遗迹。传说的话语中体现了确定的“地方性”。而针对某个公众人物的谣言则只是说,这个人物没有死。比如在猫王、列侬、迈克尔·杰克逊以及张国荣去世之后,马上就有人坚持说,他们并没有真正去世,而是因为某些原因遁世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不再对这些话语感兴趣,谈论的人越来越少,这也意味着否定性的交流行为越来越少。而恰在此时有些不署名的话语指出,他们没有死,而且还在某处出现了,比如在阿根廷有人见到了长得和张国荣一模一样的人。倘若如此,关于公众人物的谣言也就变成了人物传说。这也可对应前所引克林伯格的观点,时间的推移——在前面的例子中是人的天然寿命的限度,过滤了谣言中的否定性因素,使它成为了传说。这种否定性因素除了叙事风格之外,实际上还应包括否定性的交流模式。

  谣言否定性的话语交流模式是人的生活实践处在否定状态时的语言表达。它意味着一种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引起的情感方面的压力,成为了谣言发生的内在动力。而在传统传说的话语实践中,这种动力已经减弱。但是如果一旦出现新的刺激因素,让传统传说中的肯定性不那么权威了,那么否定性的话语交流模式又会重新出现,传统传说甚至可能再次转化为谣言。

  四、小结

  卡普费雷曾经这样提醒阅读者:“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是真实的、有根据的或被证实的便相信他们。比较起来,情况正相反:因为我们相信它们,它们才是真实的。谣言再一次证明,如果有必要的话,任何可靠性都是社会性的:我们隶属的那个社会群体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社会是建筑在信仰而不是证据的基础上的。”想要了解谣言/传说,就必须理解它们的信仰基础与语境。因此,如何消除谣言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除了说明谣言内容的不真实之外,重要的要向公众说明什么是谣言,它们是怎么来的。

  对于谣言,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一种负面的观念所支配着。过去有人一度认为谣言的出现和传播只是和某些具体的人或阶层有关,只要了解谣言的这一属性就可以消除谣言。然而即使这样做了,谣言在现代社会依然不时出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指出谣言是一种否定性信仰的话语实践以及交流模式,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它从内容到形式的各种表现,似乎也是十分必要的。

  原文载于《民俗研究》2012年第2期。

  注释和参考文献请参见原刊。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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