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钟敬文先生在《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名称，指出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内容，“就是关于民间文学的一般特点、起源、发展以及功能等重要方面的叙述与说明”。

　　在中国，相对于民俗学而言，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更为坚实、完备，理论体系的大厦已初具规模。

　　很多国家的民俗学研究都是从民间文学起步的，德国、芬兰和英国等国概莫能外。我国民俗学学科的兴起也是始于民间文艺学，钟敬文在《民俗文化学发凡》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和它所派生的现代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运动之间有着多方面的联系，“重视口头文学，宣传通俗文艺，提倡白话和推行国语，以及收集整理一般民俗资料：这四种事实，要比单纯民间文艺学的范围远为宽泛。大体上它们都属于民俗学的范畴。他们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五四运动’和现代民俗学运动中，互生共存，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胡适等“五四运动”的先驱因鼓吹白话文和文学革命，便对民俗学内的民间文艺及相关的研究发生浓厚的兴趣。而民俗学科也为他们打通与民间文艺的联系开辟了新的研究航道。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的产生，是以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发起的北大歌谣运动为标识的，人们对此已达成共识。延续着周氏兄弟歌谣收集的倡议，当时任教北大的刘半农、沈尹默提倡写新诗，倡导从民歌民谣中发掘文化艺术的理想因素。这场开风气之先的歌谣学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旗帜鲜明地提出学术研究主张，吸引了众多学人的目光，胡适、顾颉刚、董作宾、朱自清等学者都积极投身其中。

　　这一期间的民间文艺学学者已经把目光投向西方，积极输入西方的民间文学知识，努力将中国的民间文学学科和西方接轨。1921年1月，《妇女杂志》发表了胡愈之《论民间文学》一文，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民间文学的研究情况。此文是真正意义上民间文艺学学术研究的开篇之作，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26年秋，北京大学遭受了北洋军阀的蹂躏和迫害，校长蔡元培和代理校长蒋梦麟被无故撤换，不少教授相继被迫辞职离开北京。随着时局的变化，北京大学歌谣学运动的积极分子们纷纷南下，在厦门大学成立了“风俗研究会”，随后，又在广州中山大学组织“民俗学会”，出版《民间文艺》周刊，共12期，后改名为《民俗》周刊，出到第110期暂停。比起北大歌谣研究会时期，研究的内容、角度和方法多样，视野开阔，成果大大增加。同时，举办民俗学传习班，开设歌谣、神话、传说、故事等专题课程，还在大学设立民间文学基础课程，组织民俗调查，开创了民间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意义深远。

　　在中山大学民俗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北京大学时期的歌谣学运动影响延伸至全国许多地区，其他地方如杭州、成都、福州等地也纷纷成立民俗学会，通过采录民间文学作品、办刊物、出著作等方式开展民间文学研究。在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得到拓展，西方的相关理论著作得以进一步引进，采录作品的数量和研究质量大大提高，民间文学研究出现从未有过的兴盛景象。尤其是杭州，成为民俗学的第三发祥地。

　　民间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在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民间文学是其延续和发展。在延安时期，随着劳动人民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和政治地位提高，自然要求发展为之服务的文学。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了此后文学的发展方向。他指出，文学创作要为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向人民大众学习，运用人民大众喜爱的形式进行创作。于是解放区出现向民间文艺学习的热潮，文艺工作者广泛搜集民歌、故事、民间戏曲，成立民歌研究会，出版《陕北民歌选》《内蒙民歌集》《秧歌论文选集》《民间艺术和艺人》等一系列书籍，在借鉴和吸收民间文艺传统基础上，创作出《王贵与李香香》《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等众多具有浓郁民间文艺气息的作品。

　　中国对民间文艺的研究掀起过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和水平极高的学者，成绩卓著，像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容肇祖的《迷信与传说》、江绍原的《发须爪》、郑振铎的《汤祷篇》、玄珠(即茅盾)的《神话研究》、赵景深的《童话论集》、钟敬文的《民间文艺丛话》《歌谣论集》等等，这些七八十年以前的著作，至今仍有其学术指导意义和权威性。第二次高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以《民间文学论坛》《民间文艺集刊》等为阵地，展开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基本上确立了民间文学的理论框架。

　　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都很注重对民间文学的研究，不仅民间文艺学家如此，人类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符号学家也是如此，产生了众多的民间文艺学批评流派。但总的来说，民间文学学科理论，还没有建立自己独特的体系，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理论建树，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鉴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科的现状，钟敬文先生于1996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举办的首届中国民俗学高级研讨班上，正式发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号召。“所谓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指的是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有一位并非研究民间文学的学者也感叹，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套用西方的模式太久了。从中国民间文艺的实际出发，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术语系统和学术范式，真正确立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自主地位，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万建中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