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巧晖1 刘颖2 陈勤建3

　　(华东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学院 200062)

　　摘要：“民间”是民俗学的关键名词，二十世纪“民间”理念随着民俗学学科的发展不断变化，这个变化中潜藏着知识分子对待民间的立场问题。而且在不同时期，由于具体背景的差异，“民间”内涵也有区别。

　　关键词：二十世纪 民俗学 民间 民间理念

　　中国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所谓“民间”，顾名思义即“民之间”，表达的似乎是一种空间概念，但又不同于哲学意义上的自然空间，它只是一种文化空间，表达的是文化地域概念。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说“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生活‘环境’(environment)。这一观点在某些方面帮助加强了学科的划分。因而时间可能受到历史学家们的极大关注，空间可能受到地理学家们的关注，而社会科学的其他部分则极大地忽略了这些方面。我认为时间和空间对于社会科学是极为基本的问题。” [1](p155)的确如此，到二十世纪“民间”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的学术名词。“民间”这种文化的空间是无法脱离它的构成基础“民”的，而“民”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民”的成分不同导致“民间”的非稳固性或者说流动性。因此，从世纪初对“民智”的启蒙和开发，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与民俗学领域在“民间”交叉，这个历程中“民间”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本文笔者主要从民俗学的视野下进行梳理。

　　一、二十世纪初至30年代中期民俗学领域“民间”的萌生、发展和沿革

　　“民间”一词中国古已有之，最早出现于西汉《春秋繁露》卷第四《王道第六》中：“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备一師以备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民间，至死闾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显然，这里的民间是一种文化地域概念，和“闾里”、“闾巷”、“闾阎”意思相近。综观古代与民俗有关的典籍，“民间”之意大致可以分为表示“文化地域”与“民众群体”两个层面，其中又可以具体划为若干小类。

　　文化地域之“民间”，具体大致可以分为：1，表示泛指的天下与人间两种意义。如《尚书注疏》卷九《商书》，“传审所梦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于民间”孔颖达疏为求

　　诸天下。《论衡》卷七《道虚篇》，“河东号之曰斥仙实论者闻之乃知夫人去民间升皇天之上精气形体有变。”这里的民间即人间。但表示这两种意义的较少。2，与宫廷，官府相对的空间。如《后汉纪》卷第十四《后汉孝和皇帝纪下卷》，“十二月辛未，帝崩于嘉德殿，初

　　数失皇太子养于民间，群臣无知者莫不惶懼，邓后乃收皇太子于民间。”再如《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冬至谓之亚岁，官府民间各相庆贺一如元日仪。”3，与朝廷、官场相对，即所谓远离庙堂的江湖。如史记卷一百二十七日列者传第六十七，“从古以来，贤者避世有居止舞泽者，有居民间闭口不言者，有隐居卜筮间以全身者。”4，与城、都城等较为繁华之地相对，意谓农村偏远之地，如后汉纪卷第二十三《后汉孝灵皇帝纪上卷》，“宠见老父，曰：‘何乃自苦来邪?’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尝到郡县。他時吏发不去，民间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吏稀至民間，狗不夜吠。老值圣化，今闻当见弃，故自力力送。’”

　　民众群体之“民间”，具体可分为：1，与官方、官吏相对的民间之人，即庶民，庶众。如《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晋纪三十一》，“民间皆言圣人起兵事无不成，从之者甚众。”2，城市中与富贵人相对之民，平民，普通人。《东京梦华录》卷八《中秋》，“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3，农民。如风俗通义卷八《祀典•先农》，“孝文帝二年正

　　月诏曰：‘农者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朕躬率耕以给宗庙粢盛。’今民间名曰官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

　　这是前学科意义上对“民间”一词的理解，它为民俗学之“民间”奠定了基础，成为阐释“民间”的两个主体层面。学科意义上的“民间”从清末民初开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中西思想领域的差异。从清朝末年开始，他们就从思想领域出发探索强国之道，他们都发现了“民”，意识到了民众对社会、国家的意义。例如：黄遵宪提到：“……盖其志在变法，在民权，谓非宰相不可为;……归见当道之顽固如此，吾民之聋聩如此，又欲以先知觉为己任，藉报纸以启发之拯救之，……”[2] (pp1-2)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志向在“兴民权与启民智”，并指出化民的手段是“研究通晓民俗。”[3]而民俗就是民众的知识。梁启超也提到了“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之不振，由于公理缺乏智慧不开……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4](p429)即提倡“开民智”和“新民德”。“开民智”就要让民众掌握知识，这就只有用民众的语言来宣传，即要实现言文合一，同时他通过文学的渠道宣扬西方的民族主义，在1899年和1902年两个年份里发起了“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旧文学从形式到内容进行革命，而且重点在后者，

　　正如他所说的“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5]要将西方的精神灌输给民众。可见，他们都意识到了“民间”的主体“民”，及其文化知识，从政治、思想的视角，更重视前者，并将“民间”引进了20世纪学术界。

　　民初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价值权威的空缺。康有为提出“定孔教为国教”，遭到了知识分子的坚决反对。鲁迅看到中国“本根剥丧”、“种性放失”，[6](p23)，提出国民性改造问题。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针对社会变革，提出“……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7]宣扬通过西方文化进行启蒙。后来借助《新青年》，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文学革命。胡适提出 “不避俗语俗字”，[8]梅光迪在给他的信中说到了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9](p162)陈独秀在其“三大主义”中提出过“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0]他们都重视“民间”，并选择民间文学(或称民众的文学)作为文学革命的必经之路。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伴随，产生了一门新兴学科——民俗学。“民俗学”一词最早由周作人提出。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了刘半农拟订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以下简称《简章》)，号召和动员全国搜集代表人民心声的民俗歌谣，《简章》对入选歌谣资格的限定中，有一条是“有关一地方、一社会或一时代之人情风俗政教沿革者;”[11](p184)所说的民间是一定地域空间，文化系统(因为社会所说的就是群体，而相同的文化又是人得以群的关键。)以及时间段中的民众对于国家、历史和政治的文化知识。周作人1919年在《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中谈到 “‘民间’这意义本是指多数不文的民众，……”，[12]可见在周作人的理念中，“民间”就是“民”,从他具体的举例以及论述中，

　　“民”指的是职业不同的农民(农夫与渔人)。这一时期，也有持不同见解者，胡愈之认为民间文学 “创作的人乃是民族全体，……”。[13]他认为“民”是“民族的人民”。然而他的这种理念并没有为学术界普遍接受。

　　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创办了《歌谣》周刊。在发刊词中提到了“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而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个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14]复刊词中，胡适写到“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们的韵文史上，一切新的花样都是从民间来的。……我们今日的新文学，特别是新诗，也需要一些新的范本。中国新诗的范本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外国的文学，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民间歌唱。”[15]从这两段发刊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俗学与文学的天然的血缘关系，同时也意识到了“民间”对于新文学的意义和价值。这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意味着中国知识界对文学、尤其是对民间的态度的转变。而此处民间主要是指以白话为文化承载、与中国文人士大夫文化传统不同的另一文化领域。

　　从1918年歌谣征集活动开始，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民俗学的研究中，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专门意义上的民俗学家，他们研究民俗学都是“兼职”行为，他们从个人的研究视角推动着民俗学的发展,并在20年代至30年代在中国掀起了一个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热潮。因此要了解这一时期“民间”的理念，我们就要从各个领域出发对“民间”进行论述。

　　首先，文学领域表现出了对“民间”的极大关注。这主要表现的两个方面。一是当时涉及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刊物增多。1924年创刊的《民众文艺周刊》(胡也频、项拙、荆有麟、江善明、陆士钰等编辑，后由荆有麟一人主编，为《京报》副刊之一。后更名为《民众文艺》、《民众周刊》、《民众》，1925年11月停刊。)中登载了关于民众文艺的理论文章，各省的民间歌谣、民间故事等，以农村为主。他们的理念与“到民间去”(后面要详述)相似。《妇女杂志》1921年第七卷第一号开始专门开辟了民间文学专栏，发表了胡愈之的《论民间文学》的经典之作。后来改刊基本上是按照该文的理念，认为民间文学从创作者是“民族全体”，登载各地的风俗以及民间歌谣、故事、谜语等。包括全国各地兼顾农村与城市，但更多关注妇女与儿童。只是该刊没有引起民俗学研究者的重视。另一个是将民间文学纳入到了文学的体系。1924年徐嘉瑞在《中古文学概论》中，首次把中国文学划分为民间文学和正统文学两部分。[16](p1)但当时对于“民间文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称谓，有的称为“民众文学”或“平民文学”。[17](pp2-3)所指的民间都是平民，也就是与贵族相对。

　　其次，从1919年开始，在中国掀起了一个青年学生以及知识分子纷纷走向农村的潮流，其思想领袖是李大钊。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劳动阶级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的境域就是中国的境域，唯有解放农民才能解放中国。[18](pp146-147)这一号召首先在北京大学得到响应。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其宗旨就是“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18](p20)，他们的活动到1925年结束。这一活动在《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一书中称为“到民间去”运动。并且很快这一活动逐渐变成了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响亮口号，[19](pp19-21)此处所说的“到民间去”就是到农村中，强调的是民众的生活空间。

　　再次，它还与中国的国情也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向来是一个农业大国，以农业为本业。很自然的会将“民”与农民等同起来,而且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苦闷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民间文化也可以说是农民文化中找到了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之根。

　　另外，“五四”时期，在知识分子中间兴起了一种浪漫主义的观点。社会改革家陶行知、梁漱溟等，他们在思想上最关心的都是“变革农村”。作家将乡村作为梦想的寄托地，“至今田园思想充斥了全国青年的头脑中”。[20](p91)贾植芳先生也提到了“我国现代文学传统历来重视农业文明，乡土文学是‘五四’以后文学发展的主调，……”。[21](p215)

　　最后，民间文学研究者则认为只有在农民身上保存了人的善良本性。正如顾颉刚所说：……情歌只有在农村才能广泛流传，原因很明显，城市受过教育的人们碍于封建礼教的束缚，是不敢承认情歌的合法地位的。[22]而且“歌谣大都是农民的文学，是农民生活的反映。”[23](p61)。另外，民间文学家将拯救民间文化看成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总而言之，从20世纪初“民权、民智、民识”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至30年代民间成为各领域知识分子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尽管他们从各个视角出发所关注的侧重点以及层次不同，有的是关心“民”，农民或平民，但在他们眼里，“民”都是未开化、无知识之民众;有的则是强调民生活的“空间”——农村或城市，有的重视民众的文化知识，但是他们都意识到了“民间”的重要性，认为拯救和改造民间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但是他们“提倡‘平民文学’是为了启蒙，而不是为了俯就，……”。[24]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立场是民众的导师，民众的领路人。

　　二、二十世纪30年代中期——40年代末“民间”在民俗学领域的沿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全国分为了国统区、解放区(包含1945年以前所称的根据地)以及沦陷区，在各个区域内，民俗学都继续发展。

　　国统区的广州、杭州、上海等地，民俗学研究仍沿着对农村流传的歌谣、故事以及婚俗、宗教信仰的方向发展，同时进行民俗学理论研究。到40年代，国民党向西南撤退以后，无论是文学家还是其他学者，在西南地区，他们都不再远离民间，西南联大组织了“湘滇黔旅行团”。当时著名的学者闻一多参加了这一团体。他由于对文人文化的失望，将眼光投向民间。从长沙步行至昆明，一路上他的学生刘兆吉不辞辛苦地采集民歌，他对这些民歌大加推崇，肯定并高扬了中国古代民间的生活与情感。[25](pp85-87)另外，就是1947年上海成立了民歌社。他们收集歌谣目的是加强与开拓诗的创新道路。同时又指出“恳切的希望各地的朋友们，代为大量的搜集，好让我们整理、保存、研究和出版。”“各国各省各县各盟各旗各设治区的歌谣均需要，各少数民族——如满蒙瑶僮羌等等，尤其需要，不论是论文，少数民族文学，(最好是请翻译出来)并标明流传的年代。”[26]这一时期，薛汕编辑出版了《金沙江上情歌》，《愤怒的谣》、《岭南谣》等。这时知识分子不再是启蒙者，他们要发掘民间与原始的力量，通过这一力量来拯救国家。同时由于所处之地多民族聚居，民族习俗研究迅速进入了民俗学研究视野。因此民俗学的重要学术名词“民间”有了一定的发展变化，从原来汉族农村的单一领域扩展成了多民族。这时的“民间”在地理空间上就演化为农村以及少数民族的生活空间，文化承载者成为农民和少数民族，以及他们的知识系统。

　　中国共产党从苏区开始就很重视对民间文学(包括民间艺术)的搜集和运用。红军到陕北后，当地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成为解放区民间文学发展的外在生态条件。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确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提倡文学创作要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使民间文学得到迅速发展。同时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将利用民间文艺的策略与党的建设理论相结合，确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下民间文学的地位，并要求用政治性来重构民间文学。在这一重构中，知识分子起了中介作用。他们按照《讲话》的方针，通过搜集、研究、改编民间文学，寻找一种能为广大工农兵普遍接受的通俗语言文学。正如《陕北民歌选•凡例》所述：“我们编辑这选集，不是单纯为了提供一些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资料，而是希望它同时可以作为一种文艺性质的读物。我们选择的标准是要求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或多或少有一些可取之处。”[27]另一方面，他们将自己当作共产主义先锋队，通过改编民间文学，向民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样在解放区兴起了新秧歌运动和改造说书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与民间艺人进行了合作，典型的例子有：《兄妹开荒》、《刘巧团圆》、《白毛女》等。合作中，知识分子将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民间艺人输入民间，知识分子成了民间文化的监管者、教化民众的领路人。这时“民间”是按照中国共产党从政治上划分的工农兵生活的空间以及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工农兵文化系统。但是，民间文学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就以改造说书为例，知识分子对民间艺人的改造，面临着一些困难，如：艺人的创造以及即兴表演是无法控制和预知的，所以在他们合作的作品中，艺人在很大程度中能表达自己原来的思想艺术观点。[28](p153)这就使得民间的文化体系中，有不为意识形态所控制的一面，即真正的民众知识和价值观念。这样在解放区，“民间”在地理空间上指的是工农兵生活空间，文化承载者是工农兵，就文化而言则有两个方面，一是经过意识形态过滤、重新整合在一起的工农兵文化;另一就是真正的民间知识系统。

　　沦陷区主要是指东北地区。从30年代开始我国的民俗学界就开始了对东北少数民族的研究，1930年凌纯声到东北，开始了对赫哲族的历史、语言、风俗等进行调查。伪满洲国成立后，伪政府开始对东北进行风俗调查，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持和巩固统治。因此这一时期的“民间”就演化成为东北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及其生活在这一空间中的中国人的文化系统。

　　三、二十世纪50年代——60年代民间文学领域的“民间”向“劳动人民”演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承继了延安时期重视民间文学的政策。1950年3月，文代会后成立的第一个协会就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它是一个独立的学术团体，从1954年起，加入中国文联，成为文联所属众多文艺家协会之一，民间文学事业被纳入政府文化工作范围。

　　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就要实现“民间”与官方一致，文学史家为此作了努力。1950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率先出版了蒋祖怡的《中国人民文学史》一书，该书界定“人民文学”的四项特质为：口语的、集体创作的、勇于接受新东西、新鲜活泼而又粗俗浑朴。从其定义可知他将人民文学等同于了“民间文学”。但是很快这一观点受到批评和指责。1956年，北京大学55级和复旦大学55级集体编著的两种《中国文学史》问世，结合这两部文学史的实践，就民间文学是不是“正宗”或“主流”的问题，古典文学界正式展开了一场具有针对性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民间文学”是无法涵盖整个中国文学的，也无法占据中国文学的“正统”地位。这就是说民间文学不是“人民全体”的文学，只是以工农兵为主的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而劳动人民当时主要是指从事体力劳动者。所以这一时期的“民间”就是“劳动人民”，特别指体力劳动者生活的空间，以及他们的文化知识系统。这一理念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

　　四、二十世纪90年代民俗学与文学在“民间”会合

　　90年代“民间”受到其他学科，特别是文学的关注，这样在“民间”这一学术名词上就出现了学科的交叉，这就要求对“民间”予以界定。并且只有在“民间”理念上达成共识，才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因为“民间”是民俗学的关键名词，这就有必要首先阐释民俗学之“民间”。这一时期随着民俗学研究对象“民”和“俗”的变化，“民间”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变化。民间的主体由原来的“民”(劳动人民)变为了“人”(未脱俗之人);民的文化则由“俗”(一般的风俗习惯、信仰、礼仪、口承文艺等传统的残存文化遗留物)，演变为现实社会世态的“生活相”;时间则转变为强调“现代性”、“未来性”。从地理空间上来说，人生活的所有空间都涵盖在内。然而民俗学之“民间”除了体现和解决这个基本问题外，它有更深层的意义。因为“人类的社会群体生命——文化，可以分成两个阶梯，一是文献资料一类的表层文化，一是流行于民众的民族固有的深层的本质文化，即民俗。”[29]所以民俗学之“民间”又意味和象征着民族固有的深层文化，它是表层文化的母体，源源不断的向表层文化输送丰富的养料，而表层文化也无时不从中吸收有利成分以壮大自己的肌体，加强自己的底蕴。

　　但是文学并没有采纳这一“民间”理念，而是从自己的角度对“民间”进行了不准确的阐释。主要是现当代文学以陈思和先生为首的沪上评论家对于民间的界定[30]。陈思和先生所提的民间为：(1)它是相对于“国家”或官方的一个立场。他这一理念中将“官”排除在了“民”之外，将“民间”之主体看作为一部分人，这违背了民俗是“人俗”的理念。(2)他认为“民间文化”是自由自在、同时又是“藏污纳垢”的文化形态，这样“民间”成为一个虚拟的空间，不是实实在在的社会文化空间，而且忽略了民间文化的内在规则，这不符合基本的民间理念。因为民间首先是一个普通民众(“民”)生活和活动于其中的巨大世界，是一个立体化的空间概念。其次在这一空间中，民众按照他们固有的方式生活，为了追求他们各自不同的利益，结成各种社会组织，如宗族、行会、村社、宗教会社和秘密会社等，所以民间社会是建立在各种社会组织、群体和联合基础之上的社会网络，它既具有多样性、层次性也具有整体性。(3)他所认为的“民间”类似于芮斐德(Robert Redfield)的“小传统”的理念，将其与精英文化相对立，他这一观点不适合中国文化。因为在中国，精英文化不仅存在于上层文化，而且存在于民俗文化或它们的共同建构中，所以将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剥离是错误的。(4)他将“民间”看作文化价值体系中的另一种话语体系、另一个价值标准，而不是将它看作文化之源，这样他眼里的“民间”仍然是几千年前士大夫“民间”理念的延续。总之，他没有转换文化立场，仍然是从上层文化，以俯视的眼光看待“民间”，这也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影响了对民间文化的准确理解以及深入研究。为了进一步发展和高扬民间文化，必须将民俗学之“民间”理念变成学术界研究的基点。

　　综上所述，经过一个世纪，民俗学的“民间”已经发展成一个真正关注“人”，关注现实的“生活相”的概念。可惜，在一般知识界，尤其是文学界，却还是以俯视的姿态来看待民间，这就难免出现与“民间”的隔膜。

本文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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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1.毛巧晖(1976年1月-)，山西襄汾人，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02级博士生。专业方向：文艺民俗学。

　　2.刘颖(1973年-)，安徽东至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学文艺民俗学03级博士生。专业方向：文艺民俗学。

　　3.陈勤建(1948年——)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文艺民俗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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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anging of "Folk" in The 20th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lore

　　Abstract:

　　"Folk" is one of key words in folklore, the notion of "folk" changed in the 20th century as folklore developed,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on the folk hides in the changing. And "folk" has covered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Key words： the 20th century folklore folk the notion of "fo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