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守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主编，现正从事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的比较工作。

　　对民间传说的进一步发掘与保护，在我国非遗保护工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弃老传说已成为形态鲜活、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的中国民间口头文学经典之一，称得上是一个宏大的民间传说圈。在1000多年的广泛传承中，有力地推进着从弃老向敬老这一重大社会习俗的转变，完全应该进入中国非遗保护国家名录之中，受到如同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四大传说同样的珍爱与保护。特别是在中国和许多国家正跨入老龄社会的今天，这一颂扬老人智慧、倡导孝养老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更显现出它的价值！

　　“寄死窑”的文化谜团

　　关于中国古代由“弃老”向“敬老”习俗之变迁，我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撰写过3篇文章进行追踪探索。我将在湖北十堰市采录的民间传说《斗鼠记》和日本流行的《弃老山》故事进行了比较。《斗鼠记》叙说古代鄂西北一带的麇国曾有将花甲老人送进“寄死窑”的陋俗，后因一孝子隐藏的老父在国难当头之际以丰富智慧同敌国斗鼠取胜，由此国王领悟到“老人是个宝”，从此社会风俗便由“弃老”转变成“敬老”了。当时我还来不及对当地这一习俗本身的实际状况进行深入研讨，只是将《斗鼠记》和日本的同型故事《弃老山》进行比较之后，初步断定它们均源于印度佛经中的《弃老国缘》。

　　此后我赴鄂西北进行民间学学考察，意外得知当地就有弃老传说中的寄死窑遗迹完整存留至今。2001年5月20日，我在湖北省武当山官山镇西河村的一处半山腰处，对当地居民叫做“寄死窑”的两个弃老洞进行了一番实地察看，后写成《走进“寄死窑”》一文。跨入新世纪后，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浪中，对弃老传说及相关遗迹的关注，仍是文化热点之一。但这个巨大的文化谜团至今还远远没有解开：现今在各地最为流行的是关于弃老的种种传说故事，这些口头传说究竟是历史事项的忆述，还是印度佛经故事的民族异文？怎样判定相关弃老洞遗迹如“寄死窑”之类的历史真实性？怎样看待含传说、遗迹在内的这项重要文化遗产的文化史价值？

　　弃老的传说

　　先从有关弃老的传说故事讲起。从《斗鼠记》的采录评说开始，在中国各地区发现的同类型传说文本已达70余例，它们是：湖北地区有《斗鼠记》、《八斤猫》、《不杀老人》、《人过花甲》、《家有老是个宝》、《千斤鼠》、《人过六十下地窖》；陕西有《老而有用》、《家有一老，黄金活宝》、《送老人“上山”的传说》；河北有《六十还仓》、《金毛鼠》、《活埋老人风俗是如何改变的》；苗族有《吃死人的风俗是怎样改变的》、《子更易俗》；土家族有《儿子要抬老子到庙里去》……总计已达70余篇，遍及中国东南西北的各个民族居住地区。

　　这些口头传说的共同梗概为：

　　1.古时曾流行不养六十花甲老人，令其在“寄死窑”等弃老洞内自毙的习俗。

　　2.一户人家的儿子偷养老父，此时恰逢敌国提出种种难题相威胁，正是这位隐藏老人由他儿子出面以丰富智慧化解难题，使王国转危为安。

　　3.国王由此认识到智慧老人是个宝，从此下令将弃老习俗转变为孝养老人。

　　各地口头流传的文本大同小异，虽枝叶有别，而情节主干却十分一致。因此故事学家将它们归属于同一类型，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按国际通用的AT分类法编撰的《中探秘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将这一故事列为AT981型“隐藏老人智救王国”。台湾口传文学学会会长金荣华教授新编《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沿用这一分类法，将它的名称改订为“被弃老人智救王国”。

　　2005年到2006年夏季，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徐永安副教授在武当山官山镇、郧县邓湾至老渡口、郧县安城3个距离在150公里以上的集中分布区，选择其中保存较为完整的寄死窑遗址的形制进行勘察，并采访当地老人获得如下结果：寄死窑遗址在汉水中游的河岸、山地普遍存在，这些遗址系明显人工开凿，非自然生成。一些地点还存在多口寄死窑密集分布的情况，比如官山镇官亭河岸边四口，郧县老渡口附近的垂直河岸上，高低错落分布着十几口，郧县安城一座名字就叫寄死窑的岸边小山上竟有十几处遗址。有关寄死窑传说流传普遍，遗址与传说对应关系十分明确。徐永安通过对弃老洞遗址的考察和对当地老年人的访问，还揭示出“60岁老人自死”是一种依从于内在民俗信仰而选择的崇高行为，从而寄死窑也成为一个“神圣的空间”。由此显现出民俗的普遍性特征具有的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巨大控制力量。

　　厦门华侨大学黄绍坚博士的弃老习俗调查，除鄂西北的“寄死窑”之外还有山东胶乐半岛的“模子坟”、山西晋中市昔阳县的“生藏墓”等。早在1936年，中国著名地民族学家马长寿先生就曾发表《中国花甲生藏的起源与再现》一文就此作过论考。

　　由此可以证明，在中原文明的核心地区也存在过这一弃老习俗。诸多事实告诉我们：彼时的弃老俗，一定有它存在的充分的、合理的理由，而不仅仅是原始民族或人性恶的一种注脚。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敬老传统，都不可能天然生成，它须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最终完成从弃老到敬老的质的飞跃。

　　弃老传说脱胎于印度佛经

　　在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的中国，竟然流行过野蛮的弃老习俗，许多被称作“寄死窑”“模子坟”“生藏”的遗迹至今尚存。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关注这一文化事项时曾引述俄罗斯著名学者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中的一段话予以评说，那些原始民族“遗弃或杀死老人”，并非由于生性残忍，“而是由于野蛮人不得不为自己生存奋斗的那些条件”“杀死非生产的成员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责任”。这个贯串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已由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所证实，至今仍是我们解开弃老习俗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

　　现在就是怎样看待中国弃老习俗和口头传说的相互关联及其文化价值了。在那些有“寄死窑”遗址存留的地方，也就会有相关传说故事普遍流传，作为对这一实际风物的解说，两者互相依存，彼此彰显。这样的对应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深入探究，被命名为“被弃老人智救王国”的AT981型故事，是否就是由这些地方的弃老遗址所载负的弃老习俗之历史忆述所构成的口头文学呢？我以为还不能这样说。相关的传说故事另有来源，源头就是汉译《杂宝藏经》中的《弃老国缘》，原故事梗概如下：

　　过去更远，有国名“弃老”，有老人者，皆远驱弃。

　　有一大臣，心所不忍，作一密室，偷养老父。其时天神以八事相难国王：辨二蛇之雌雄，量大白象体重，识两方檀木木质之头尾，区分二马之母子属性……

　　如不能解，国将覆灭。大臣私询老父，出面悉皆答之。后白国王，臣之应答，尽是父智，非臣之力。国王由是普告天下，不听弃老，仰令孝养，其有不孝父母，当加大罪。（《大正藏》第4卷本缘部下第449—450页）

　　这部《杂宝藏经》于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公元472年）由吉迦夜按记忆口述故事，昙曜等人以汉语译出，再由刘孝标执笔写定。郭煌文书中已有不少《杂宝藏经》的抄本残卷，可见到唐代此经已得到相当广泛的流传。在1500多年中伴随佛教传播流向中国广大地区并蜕化在民间口头文学之中，是毫不足怪的事。

　　那么，现在应予着重申说的是，早在《敦煌杂抄》中就有了《弃老国缘》“蜕化为国有”的完整文本，请看：

　　何谓养老乞言？因谁。昔纣时，敬少不敬老。人年八十，并皆煞之。有兄弟二人，慈孝。见父母老，恐被诛戮，造地阴窖，藏父而养。后有北汉匈奴国献一木，粗细头尾一种，复以漆之，不辩头尾。复有草马，母子两匹，一种毛色，形模相似。复有黄蛇，一双，不知雌雄。天子不辩，遂访国内；若有人能辩木之头尾，马之母子，蛇之雌雄，赏金千斤。经数月无人能辩。其子二人，遂私问藏父曰：“具说木及马蛇等事由状。”父谓子曰：“此不可足知。凡有人物必有头尾轻重，其木于水中没著，是头者浮，是尾者沉。驱马渡水，是母者于先，是子者随后。将一团，遣蛇跳过，是雄者跳出，雌者在于绵中不动。”其子即用父言教，应募而答之。果以具辩木之头尾，马之母子，蛇之雌雄，得金千斤。时人云：“养老乞言，辩之具矣。”此事因纣而起。（见梁丽玲《<杂宝藏经>及其故事研究》引述，台北法鼓文化事业公司1998年版。）

　　《杂抄》是唐五代时期普遍流行于瓜沙地区的一种童蒙教育材料。《杂抄》中的这篇故事，从整体情节结构到三个难题设计均显而易见是借用《弃老国缘》而来。将天神向国王问难的印度故事情节改变成以中国著名古代暴君商纣王时代为背景，并别具匠心地揳入匈奴国借问难挑衅威胁国家安全的枝节，赞颂被弃老人智解国难的崇高行为，赋予本篇以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鲜明内涵。一篇既脱胎于印度佛经，又染有中国历史文化鲜明色彩的动人故事就这样融合在中国民间文学宝库之中了。

　　其次，后世从各族民众口头采录得来的几十篇故事，基本形态均沿袭《敦煌杂抄》而来，从叙事形态学考察，它们均由在弃老习俗下主人公偷养老父，敌国以几项问难造成国家危难，隐藏老人智解国难，由此将弃老习俗转变成敬养老人，树立起智慧老人是个宝的普世价值观念。一位欧洲故事学家认为：“由几个情节单元组成为比较复杂的情节，如果不同地区有相同的情形，那就不能不信其为同一则故事在不同地区的流传。”何况《杂宝藏经》中弃老国故事之传入中国，以及流传演变的历史脉络均甚清晰，断定其由佛经故事脱胎而出就更加令人信服了。

　　弃老传说的中国元素

　　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弃老传说在情节结构上同印度佛经故事的类同性，也要看到它们巧妙融入中国历史文化元素所形成的变异性。一是将时空背景置换成中国境内，如《敦煌杂抄》中的故事以商纣王时为背景，湖北的《斗鼠记》以古代鄂西北一带的“麇国”为背景；二是灵活自由地设置斗智项目。佛经故事中的三难——辨识木棒之头尾、马之母子和蛇之雌雄在中国故事中沿用最多；也有以斗鼠或寻找水底黄金等难题来考验国家智力的；三是将孝养老人从家庭伦理提升到智解国难的高度，以体现儒家精神。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虽在广大地区流行过弃老习俗，然而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较，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重智慧老人的优良传统，正如我在1984年的论文中所写的：“春秋战国时期，老人是个宝的观念就已深入人心。”“诸子百家大都以老人为师，老人的智慧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1990年问世的王晓平所著《佛典•志怪•物语》中，在将中日两国弃老传说作比较时，也特地指出：“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摆脱了弃老风俗，《左传》中的晋文公老年的谲诈，蹇叔的预见，都是对老者智慧的肯定。”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屈原《离骚》）傅说、吕望、宁戚都是被作为饱经风霜，终被信用的贤者来歌颂的。作为一种风俗来描写的弃老现象，在中原地区已失去了现实的基础，但封建王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孝道”要求对不孝者作出劝诫和警告，又使这一类型的故事有了改编的可能。（王晓平：《佛典•志怪•物语》245页）由于中国有着尊老爱幼和崇尚治国平天下的贤良智慧老人的深厚传统，就使得这个颂扬老人智救王国的动人故事在中华大地上有了生存演化的强固根基。

　　弃老传说与“寄死窑”无直接关系

　　我在湖北武当山地区西河村的那座“寄死窑”考察时，随意走进一户农民家中，那位80多岁的老奶奶随口给我们讲起《斗鼠记》的故事，最后还以乐观开朗的心态笑着说：“老人还是有点用！”这些弃老遗址给口头传说提供了充分有力的历史可信性和艺术感染力，但并未提供当地口头传说和弃老习俗遗迹之间的直接关联。我在考察时询问地方干部，他们也只能含糊地回答，这里将老人送进“寄死窑”大约是唐朝以前的事，从唐朝武则天将中宗李显流放到房州（今湖北房县），使这一带的社会文明大步迈进之后，弃老习俗就废止了。

　　可见弃老传说故事的构成与流传早已有之，它同各个地方的弃老习俗遗址的对应关联是后来的事。民间传说的生成，大多是先实后虚，先有人、事、风物等等作依凭核心再生出虚构故事，但在某些地方，也有将早已流传口头的现成故事附会粘贴到本地风光之上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有多处“故里”就是人所熟知的实例。

　　由于传说同民众见闻所及的实有之物相关联，使传奇性和可信性相结合，再加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智慧老人治国平天下的历史功绩传闻于世，宛如一朵盛开不败的鲜花。从而使得这个歌颂智慧老人的故事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千余年来一直传诵不息。故事虽是以使人哀痛的弃老习俗为背景，但它着力宣扬的却是老人智解国难，由此树立起“老人是个宝”，应孝养老人的普世观念和习俗，由此标志着社会文明的一大跃进。

原刊《文化月刊·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