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什么都是文化，但是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文化有认同文化和消费文化之分。对于有些文化，我们内心里认为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它们是我们自我认同的内容，我们把它们看作和我们的生命是互为表里的。我们有时不觉得它们和我们是一体，一旦这种一体性的关系受到冲击，我们会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对于另一些文化，我们会使用、享受它们（往往要花钱），甚至非常喜好它们，但是我们只是看重它们的功用，用完了，就过去了。时尚，尤其是好莱坞大片，是这种体验的代表。

　　 今天仍然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的所谓“传统节日”应该被理解为具有传统属性的现代节日。我们生活在现代，我们的一些节日无论多么传统，归根结底都是多少已经有些“现代化”的节日。自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仅会把传统节日当作“传统”加以尊重，还会积极地把它们放置在现代的条件下加以发展。

　　中国人是在民族感情受伤害之后被迫进行现代化运动的。在这个漫长的运动中，中国人时常处于被扭曲的偏激心态，习惯以激愤对外，以激进对内。帝国主义势力不断打压、伤害我们，而我们从此产生奋斗的压力的同时也产生着自我伤害的破坏力，这种破坏力不断指向自己的传统。从“打倒孔家店”到“破四旧”，中国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中国的雅文化和俗文化，中国的典籍文化和生活方式，都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洗礼”。它们在我们的现实和生活中都以片面和残缺的形式存在。古老的传统节日民俗在近代的遭遇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中国人以牺牲传统为部分代价的奋斗在今天达到的成就使中国人能够以比较健康的心态看待自己的传统。善待自己的传统的命题终于从学术层面进入政治议程。最近，受韩国成功保护“端午祭”传统的经验的激发，中国人举国上下都在关注传统节日的问题。我们今天有机会把恢复、发展传统节日民俗作为一个国家文化事件来大张旗鼓地讨论、规划。我们现在不一定能够把春节、端午节申报成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我们能够在现代的物质条件下使一些民间节日成为国家的既传统又现代的重大节日，使它们成为我们善待自己的传统的代表作。

　　春节和端午节在民间被列入“四大节”，这个地位却是在进入现代之后才定型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为了标榜自己的现代性，放弃作为王朝遗产的“夏历”的官方地位，改用“公历”（西历）。纪年以中华民国取代历来的帝号，但不是以夏历，而是以西历的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的开始。在中华民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节假日体系之前，曾经乐于借用传统的节日作为国家法定的假日。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袁世凯批准了该呈文。阴历的1月1日把自己原有的名称“元旦”、“新年”让给阳历的1月1日，自己则被称为“春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春节被列为全民节日，有三天的假期，比国庆节、劳动节、元旦的假期都长。春节虽然纳入国家制度，全民年年在过，但是，其他假日都是按照政府的设计在举办仪式活动，与政府的理念具有天然的内在一致性，只有春节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法定假日，与时代话语具有先天的紧张关系。春节期间的祭拜活动（迷信）、燃放鞭炮（危害）、大吃大喝（浪费）一直在受批判。“文革”兴起不久，国务院在1967年1月30日发出通知，说是为了适应革命形势，根据群众要求，春节不再放假。全国的报纸发出一片响应之声。以后十来年的每年此时，报纸都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要求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也就是春节不休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到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分别以题为“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的两篇读者来信为信号，表明政府对春节休假制度的回归态度，几天之后，部分省区宣布恢复春节放假，次年全国恢复旧制。

　　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人们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主性，可以自主支配自己的时间，可以在私下和非正式的公开场合安排自己的活动。经过这么多年的自发选择，传统节日民俗在全国城乡得到了很大的复兴。国家面对民间节日体系恢复的事实，把春节作为法定假日，并对假日的时间有所延长。这种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性，调整远远没有到位。国家春节假日的安排并没有充分考虑民俗活动的需要。例如，假期从初一开始，不便于人们开展传统的节俗活动。不为大年三十的节俗提供时间保证，就说明不是在传统的立场考虑过年的问题。

　　如果我们再联系端午节的例子来看就更加明显了，国家立场还没有改变到充分顾及传统节日体系的要求。我们可以推论，端午节在当下的发展潜力是值得国家更加积极、完整地对待传统节日的。

　　与日本、韩国不同，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在创造现代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所走的路线是“破旧立新”，而不是通过传统、借助传统创造新文化。这种思维倾向落实在民众的生活方式上，就是对传统习俗的污名化，以便破除“旧风俗、旧习惯”。民俗被贴上“封建”、“落后”、“迷信”的标签，就不可能在公共空间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只能在社会的边缘，以隐蔽、扭曲的形式存在。在最极端的时期，公开的民俗活动甚至完全被取缔了。其实，传统的节日习俗是可以和现代生活方式结合的。这是许多先行现代化的社会的历史经验。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如何创造新技术，却没有用心注意别人怎样保护传统。西方人利用新技术服务于他们固有的生活方式，尽管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仍然是渐渐地改变了传统；而我们却痴迷地为了新技术而牺牲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尽管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完全抛弃传统。前一种路向给平凡的人更多的幸福感，后一种路向给平民百姓更多的自卑、迷茫和失落感。

　　当我们在物质生活上不如人的时候，我们不惜代价地以牺牲自己的文化传统来增加我们改善物质条件的效率。当我们觉得自己的物质生活已经接近发达社会的时候，我们需要通过找回自己的文化生活来找回自己，找回自己的信心。

　　现在什么都是文化，但是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文化有认同文化和消费文化之分。对于有些文化，我们内心里认为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它们是我们自我认同的内容，我们把它们看作和我们的生命是互为表里的。我们有时不觉得它们和我们是一体，一旦这种一体性的关系受到冲击，我们会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近年人们围绕端午节的讨论所表现出的激烈情绪就显示，端午节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认同文化。对于另一些文化，我们会使用、享受它们（往往要花钱），甚至非常喜好它们，但是我们只是看重它们的功用，用完了，就过去了，有点像我们每天用水一样。我们消费它们，并不会认为它们与我们的民族有什么内在的关系。时尚，尤其是好莱坞大片，是这种体验的代表。

　　一个共同体有多大的凝聚力和自信，取决于它有没有足够的认同文化。因此认同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是无价之宝。而认同文化几乎都是传统的（或许有老传统、新传统之别）。其中，传统节日民俗是一个主要的部分。

　　我们认为传统节日习俗完全可以借助现代物质条件、城市空间得到恢复，并且获得新的发展。关键是要注入新的资源，给予新的舞台。例如对于各地的端午习俗，就可以鼓励多元发展。在乡土社会，可以恢复当地的本来面目，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在城市社会，有必要以新的物质条件来表现端午习俗的传统。实惠的粽子进城了，吉祥的香包也可以进城。还有更重要的，像赛龙舟，也可以进城。

　　在现代世界，一个民族要显示文化自信，标榜自己所钟情的特定的体育运动项目是一个途径。这种特色运动项目要在本国有历史传统，有普及性的群众基础，最好有比较好的对抗性和观赏性。国人相信只有本国人玩得最地道，别国的人跟风也好，冷漠不解也好，都不能左右国人的信心和热情。美国有美式足球，日本有相扑，韩国有跆拳道。而赛龙舟是中国的一个较优的选择。赛龙舟是集体运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民俗心理的依托（所谓不赛不发）。它是一种对抗性的体育运动，也是一种传统和艺术的展示。龙的装饰、选手的装扮、鼓手的指挥、啦啦队的表演，都可以是很“现代”的艺术展示。这项运动如果能够在端午节日文化的烘托下发展起来，反过来带动端午习俗的全面复兴，我们自然就保护了一项无可争议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杰作。如果它真正在我们的社会之中，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我们的心中，那么它是否在代表作名录之中就不是问题了。

　　各种文化公司所经营的大体是消费文化，但也不乏有识之士在经营消费文化的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在营造民族的认同文化。国家机构和知识分子所倾心的应当是认同文化，尽管这些机构和这些人有时候也会采取文化商品的形式去运作，但不管以什么方式，他们对于建设、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认同文化是责无旁贷的。推动传统节日民俗的复兴和发展是我们完成这项使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自发地以身体力行启动了复兴节日民俗的工程，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自觉地来推动它，让它有更好的机会与当代社会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