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从90年代初开始搜集资料的，到它出版上市，经历了将近10年。现在作者嘱我为之作序，我欣然答应了，因为见到了这一类的民俗史新著的确高兴；另外，也有些话想说。

　　一、本书的作者晁福林教授是一位历史学者，专攻中国先秦史，而我所长期从事的专业是民俗学。近些年来，历史学和民俗学两个学科的合作研究正在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我以前曾就两个学科的互补问题谈了一些个人的看法。从民俗学的方面说，自70年代以来，在台湾、香港等地，有不少民俗学者和人类学者提出，研究中国的社会文化，非重视历史学不可。从这两方面的呼应看，历史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正在形成一种趋势。90年代中期以后，在我指导的研究主中，也有两人选择了这一类的交叉性课题做了博士论文，其中的一篇研究中国现代民俗学史，另一篇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民俗学史。但上述的研究，还都没有一个是从先秦历史入手探索民俗史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晁福林教授的著作可谓后来居上。

　　二、中国民俗学史的研究是一个较新的领域。但对它的开拓，宽泛一点说，却从五四时期就开始了。当时，现代民俗学在中国初次登场，北京大学的顾颉刚先生就以青年历史学家的身份，参与了民俗学的研究。他那时撰写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至今还很有名，无论是历史学者还是民俗学者，都很少能有人比得上他。就是对中国史学界而言，他对民俗史料的使用，也公认是一种开荒性质的工作。后人对他的评价，说“古史辩派”也好，说“走出疑古时代”也好，前提都是一个，即承认他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到今年，五四运动已经过去80年了，中国民俗学史的领域也有了一些新的收获，增添了一些论文和著作，但它们大都出自民俗学者之手，在对历史资料的挖掘和整理上还多少欠些火候，有的在研究的思路和见解上也还缺少国学的功底。而能兼治历史与民俗学史的历史学者还很少见。但这种治史的“多面手”，或者说“双料”的学者，无疑是为现代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所需要的。他的出现，要经过较为长期的学术积累，更要求这种学者本身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明确的跨学科意识。在这一点上，晁福林教授是勇于进取的。他知难而上，我替他鼓劲！

　　三、我个人最早接触到民俗学史的学术工作，是受到了顾颉刚先生的影响的。大约在1923年左右，我得到他的启发，开始了对清代史料《粤风》的整理和注释。在以后的大半个世纪时间里，我完全在国内生活和工作，常年“泡”在民俗学资料里。同中国的民俗材料打交道多了，久了，也就悟出了一些更深的道理，其中的一条就是，要搞好中国民俗学的学问，就一定要深入进行中国民俗学史的建设。从60年代起，到80年代，我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一部分）的角度，先后写过关于晚清民间文艺学史和中国民间文艺学史等的一些论文，算是把我早年的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我本人重视学科史，也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学问基础有关，我们自幼学经史子集，子曰诗云，都是和“史”沾边的。但那是上层阶级的历史和文学史，跟我后来搞的下层阶级的口承文艺和风俗史正相反。不过，今天回想起来，有了这两种不同的学术经历，也有一个难得的好处，就是可以根据我个人的体会，来总结治民俗学史对从事历史学工作的学术意义：它至少能填补以往历史研究中所留下的不少空白点吧。

　　四、这几年，我经常对我的研究生说，治中国民俗学，非懂中国历史不可。目前的西学进来的多，中西文化接触频繁，这就更迫使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民俗史是中国人的家底，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清点，外人是插不上手的。像晁福林教授所作的先秦民俗史研究，本身资料就少，但这个时期又相当重要，中国的“三礼”习俗的形成，主要就是在这个时期，它影响了中国后世的上、下阶层文化的整体面貌。不搞是不行的。但要研究它，中国人所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更不要说外国学者沾手有多难了。晁福林是利用了他在文革前读大学历史专业和文革后读先秦史研究生所积攒的功力，加上他个人钻研考古学，自修民俗学，有了底气，再来啃这块“硬骨头”的。他这一干，就快要10年，可见他能写出这部书是不容易的。好在有了第一本，就会激发干劲，总结经验，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我已经97岁，垂垂老矣。人到晚年，更感觉到学术史的建设好比一场接力赛，前一辈人跑完了他的路，后一辈人就要跟上来。现在，出身历史学专业的晁福林教授已写了先秦民俗史的第一本，我们就期待还会有第二本、第三本……，我诚恳地希望会有更多的中、年历史学者和民俗学者跑进这个刚刚“热身”的赛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