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门神是中国民众心中普遍尊崇的神祇之一，门神信仰的流传时间悠久、传播地域广泛，经过历史长河的涤荡，至今仍在民间留存与传承。门神随着时代的变化，其神灵体系呈现出多样化，不同神灵体系呈现出门神攘除、护卫与祈福等不同功能，其中驱鬼避灾与迎祥纳福的重心一直保存与延续，与民众生活紧密交织在一起，这恰是其得以传承千年的根脉所在。 

　　关键词： 门神；功能；生活化 

　　 “门神”信仰是中国古代民间传播最广，影响最大且最具生命力的信仰之一。它是道教和民间共同信仰的守卫门户的神灵，是古代的“五祀”之一，重要的家族保护神。从相关的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众对于门神的信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门神最为民众熟知的形象就是旧时农历新年贴于门上的一种画类；其次则是戏曲舞台上的门神形象，它为戏剧提供了戏剧形象和戏剧故事，丰富了戏剧的神鬼形象，戏剧门神形象则促进了门神信仰的具象化、偶像化的进程，丰富了它的文化内涵。^[[1]]无论其艺术形象如何变化，从民俗信仰视野而言，门神大致经历了神怪门、武将门神、祈福门神等阶段，其由最初的自然崇拜、神灵崇拜演化为对武将、文官等人神的信仰，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道教信仰体系与民俗宗教^[[2]]体系的共同构建。 

　　门神起源于人类早期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在我国古代最早应为桃符，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最终脱离桃符而独立，其主体人物也由最初单一走向多元化。 

　　门神的起源与“门”息息相关，其有“家门”“城门”“国门”等涵义，自然存在的建筑物可以防止外人或外敌侵犯，但是无法防止鬼魅魍魉的进入。中国民众世界是由人神鬼组成的，民众的理念世界是圆形的，除了人的世界，还有一个神、鬼的世界与生存之地。“门”就成为阻止外人与超自然力量的屏障，但是超自然力量需要具有神力的神灵阻止。门神神灵形象随着人们对门神信仰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门神是被民众用来驱鬼辟邪，保护家庭安全，是由桃符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对植物的一种崇拜，后来再到对鬼魂的恐惧与帝王将相的崇拜。 

　　门神中的神灵形象有很多，但最主要和最常见的是捉鬼门神神荼、郁垒、钟馗；武将门神成庆、秦琼、尉迟敬德；祈福门神天官赐福、三星高照、五谷丰登等。但是这些神灵的信仰无法用宗教体系考量，对于民众而言他们是融入其日常生活，没有固定的信仰场所与信仰仪式，但民众中口耳相关的故事进一步传播与强化神灵的神力。 

　　一 、捉鬼门神与攘除功能 

　　门神起源，在民众口头中其起源于黄帝时代负责统帅群鬼的神将“神荼郁垒”，但无文字记载。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于《礼记·丧服大记》，郑玄注:“君释莱，以礼门神也。”^{[[3]]（p1447）}可见当时人们已经开始礼祀门神了，而民众张贴的门神画人物应该是神荼和郁垒，这与《山海经》中的度朔山神话即神荼和郁垒捉万恶之鬼的故事有关。民间相关传说故事为： 

　　传说神荼和郁垒是两兄弟，在黄帝时代，是负责统帅群鬼的神将，住在东海的桃都山上。山上有一棵巨大的桃树，此树面积有三千里，树顶上住着一只金鸡。每当东方发白，初露曙光，金鸡就叫了起来，此时桃树东北的一座鬼门，站着神荼、郁垒，监视刚从人间游览回来的大鬼小鬼。若发现有鬼怪不归，则马上用苇索捆绑，扔到山后喂老虎。但因他们两人住在山上，而鬼又防不胜防，因此百姓干脆将此二人请回家，贴在门上，始恶鬼敬而远之。^[[4]^](p15） 

　　而相关故事在古代文献中记载颇多。最早见于汉代王充《论衡·订鬼》，其内容引《山海经》之说:“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人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领阅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荼舆、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有形，故执以食虎。故今县官斩桃为人，立之户侧，画虎之形，著之门阑。”^[[5]](p1283)此外，在蔡岂的《独断》中也有记载:“海中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卑枝东北有鬼门，万鬼所出人也。神茶、郁垒二神居其门，主领阅诸鬼，其恶害之鬼，执以苇索食虎。故十二月岁竞，画茶、垒、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王利器的《风俗通义校注》卷八的祀典中也有关于神荼和郁垒的记载。“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有桃树，二人于树下，检阅百鬼;无道理枉为人祸害，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谨按：黄帝书：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6]](p370) 

　　汉朝以后，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中记载:“《黄帝书》:上古之时，有二神人，一曰神茶，二曰郁垒。度朔山，山上有大桃树，二人依树而住。于树东北有大穴，众鬼皆出入此穴。荼与郁垒主统领简择万鬼。鬼有枉祸人者，则缚以苇索，执以贻虎，于是黄帝作礼以时驱之，立桃人于门户，画荼、与郁垒与虎，以象之。”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东海中有度朔山，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茶，一日郁垒，主领阅众鬼之恶害人者，执以苇索，而用食虎。” 

　　继汉以来所形成的神荼、郁垒为捉鬼门神之后，到唐代以后又出现了一位专意斩鬼、吃鬼的门神即唐代民间赫赫有名的捉鬼门神钟馗。关于钟馗(亦作终葵)的身世，相传为唐玄宗时，曾因应举进士不第，触殿阶而死。死后发愿充当守殿门之鬼，并专以捕捉害人恶鬼为务。传说唐明皇患恶性疟疾,昏睡中,梦见小鬼偷走了爱妃扬玉环的紫香囊及自己的玉笛。他又气又恼,正欲叫武士捉拿小鬼,忽见一大鬼戴一顶破帽,穿蓝袍子,腰里扎着角带,径直赶过去捉住小鬼,用指头抠出小鬼眼睛,一口吃掉,明皇问他是谁,他说:“臣是终南山进士钟馗,因多次应试不举,在大殿台阶撞死,陛下恩宠赐我绿袍安葬。臣愿为陛下除尽天下虚耗妖孽。”唐明皇醒来,病居然全愈。于是他让当时著名的画家吴道子按梦中所见画出了《钟馗捉鬼图》,并“批告天下,于岁春图钟馗像,以祛邪魅。”^[[7]]其后此事迅速在民间广为流传。随着明人创作的鬼怪小说《钟馗斩鬼传》和《平鬼传》的问世，钟馗之名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以致于后来者居上，大有取代汉以来传统的以神荼、郁垒为门神的地位。这从明人所编的《月令广义·正月令》引《神隐》中的记载，便会看得很清楚:“元旦三更迎灶毕，钉桃符，书耳聻，画重明鸡，帖门神钟馗于门，以避一年之崇。”^[[8]]到了宋代,以钟馗为门神非常普遍。 

　　可见无论口头故事，还是文献记载，其核心情节或中心词就是捉鬼与门户，这体现了门神的最初功能即阻挡“鬼灵”，它反映了人类社会早期民众的思维世界（严格来说就是心智状态^[[9]](p212)），这一思维方式被称为“原逻辑的思维”^[[10]](p71)。这一思维方式之下，世界分为人与鬼的，门户阻挡的主要是鬼灵的进入，门神的首要功能就是禳除巫术与护卫的呈现与遗存。“ 防鬼”是汉代确立的观念，因此神荼郁垒门神出现于前汉时期，但门神防鬼应是汉代形成与确定下来的。 

　　二、武将门神与护卫功能 

　　随着历史发展，神荼郁垒不再是门神图像的唯一表象或人物，《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胯长剑，去好之，做七尺五寸剑，被服皆效焉。”^{[[11]](p2428)}此处提到殿门的成庆画应该是出现最早的武将门神了。到了魏晋时期，神荼与郁垒的形象几乎淡出民众的生活世界，主要存在于墓葬之中，当时官方禁止厚葬与立碑，在魏晋墓室大量绘画，其中就有神荼郁垒^[[12]]。由此可知此时攘除鬼怪的功渐退，而武将的守护意义加强，其中秦琼和尉迟敬德的形象影响深远。二人的形象自唐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活跃在民众的生活之中，民间广为流传着唐太宗的故事： 

　　唐太宗因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而成为太子,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心里有鬼,有一段时间睡觉时常听到卧房外抛砖掷瓦,鬼魅呼叫,弄得太宗整日心神不安,他将此事告之群臣,大将秦叔宝说:“臣戎马一生,杀敌如切瓜,收尸犹聚蚁,何聚鬼魅?臣愿同敬德披坚执锐,把守宫门。”唐太宗同意,当夜果然无事。自此以后,二位将军便夜夜守在太宗的寝室门外。后太宗觉得二人长期夜夜守卫太辛苦,非长久之计,因此便命画工绘二人如往常守卫的全身像,悬挂在门口,鬼魅从此便绝迹了。^[[13]^] 

　　而相关的文献记载则出现于徐道的《历代神仙通鉴》， “唐太宗睡觉失眠，梦见寝门外抛砖弄瓦、鬼魅呼叫，就命令秦琼和尉迟敬德全副武装守卫宫门，夜间就宁静了。于是，太宗命画工画二大将像悬于宫门，从此再没闹鬼了。民间也纷纷效仿，以之作为镇宅神。”^[[14]]唐以后，由于二人的影响力比较大使得武将门神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民众的视野之中，如赵云和马超、孙膑和庞涓、萧何和韩信、燃灯道人和赵公明、温娇和岳飞、孟良和焦赞、李元霸和杨延昭等，但是其余武将门神影响甚小，在民间也不普遍。 

　　这一类型门神神灵体系呈现的更多是防卫巫术即古代所称“避邪”，即在一定地点，设置一定的物体以阻止有害的事物通过而达到防护人类群体和个体的目的^{[[15]](pp87-88)}。而武将的防卫功能部分与防卫巫术吻合，在武将门神逐步确立后，其形象演化为巫术所用符箓，其功能与桃符一致。 

　　三、吉祥图案与祈福门神 

　　   “吉祥”两字的组合使用，最早见于《庄子•人世间》：“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唐人成玄英的解释是：“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吉祥的意思就是美好的事情和喜庆的征兆。这与今天吉祥图案所指的意思完全相同。吉祥图案在石器时期的器皿上已经出现，漫长的历史中，它是我国民众常用的装饰生活空间和表达生活理想的艺术形式。吉祥图案的特点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祈福门神就是存在于民众生活空间的一种吉祥图案或称为图案叙事。 

　　祈福门神，有的人又称为文门神，它是相对于唐朝以来盛行的武将门神而提出的。它的功能不再是驱鬼辟邪，而更多体现的是民众的祈福纳祥的愿望，福、寿、禄、喜自然成为门神的主要题材了。有关祈福纳祥的门神主要有：和合二仙、天官赐福、五谷丰登、五子登科、封侯挂印、爵位高升、喜报三元、天仙送子、招财进宝、益寿延年等。明代冯应京《月令广义》记载:“近画门神为将军朝官诸式,复加爵鹿蝠蟢、宝马瓶鞍诸状,皆取美名,以迎祥祉。”^[[16]](p8)这一时期,以和合、天官、状元、福禄寿星、财神等为主要门神。 

　　祈福门神是民众祈求幸福美好生活愿望的一种表现，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的流露；每到春节期间家家户户要更换门神、对联、年画，就是表达了人们在新的一年的期盼。在家中张贴倒“福”，就是希望“福到”。中国的老百姓就是借助吉祥图案这种便利的形式来表达心愿和对未来生活的祝福。它是一种熔于血液的情结。在文化教育不普及的时代，它门神图符还是老百姓接受美育熏陶的教科书，人们在制作、欣赏这些作品中培养了审美的能力。 

　　四、门神信仰的生活化 

　　    门神信仰源于远古时期人们对自然万物的崇拜和对鬼神的崇拜。最早的门神起源于“桃符”之说。明代冯应京在《月令广义•十二月令》有：“道家谓门神、左曰门丞、右曰门尉。盖司门之神、其义本自桃符”。^[[17]]传说桃木具有某种神秘超人的力量。据称射日的后羿就死于桃杖之下。在早期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们缺乏对大自然的认识，所以对大自然充满了恐惧和敬畏之情。再加上鬼魂观念十分盛行，古人将一切坏事和怪事都当作鬼魂的作祟，因而对它们产生恐惧心理，于是民众就开始寻求一种具有某种神秘超人的力量来战胜鬼怪，而桃木最符合了，它具有保平安的作用，再加上“桃”的谐音有逃跑的意思，民众就把希望寄托到桃树上，希望有厉害的神打败这些鬼怪，赶跑他们，驱鬼辟邪。 

　　“门神最初只是一个抽象的神祗,并无具体神形,早期的门神崇拜为泛神灵信仰的表现”^[[18]](p98)。到了汉代有了具体的形象神荼和郁垒，他们是神话中两个统辖天下万鬼的头目。由于二人具有镇服众鬼的威慑力,于是人们便拿他们来驱逐恶鬼,这就确定了他们充当守门神的地位。在门户上画他们的像,主要是为了请他们看守家门,使恶鬼害怕他们而不看前来打扰,因此来保护家宅平安。虽然在当时神荼和郁垒二人被民众看作是保护神，但二人依旧也是鬼神，是被民众人格化了的神。到了唐玄宗时期的鬼王钟馗，也是被后人所崇拜的。“有研究民间神仙信仰的学者指出,钟馗是一种专镇后门的门神,贴在后门单扇门上,职责也是防范鬼魔病邪之入内,以免伤人害物,不利于民生”^[[19]](p359)。清人陆伟堂有咏《门神》诗云:“魁伟画图传,相逢又一年。悬桃分度索,辅李识凌烟。要藉当关壮,能为辟恶先。还赢钟进士,重五暂乘权。”^[[20]] 

　　从神荼、郁垒到钟馗，都可以看出当时民众对于鬼神的信仰。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时代的发展，民众自我意识开始高涨，已经意识人自身意义的重要性，开始把人尊为神，把自己抬到和神同样的高度。最早的武门神是汉代的成庆，再到之后的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唐以后，更多的历史传说中英雄人物也相继出现，这些都体现了民众的英雄崇拜，把这些英雄看成了驱鬼避灾的救世主。当时的佛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武将门神的稳固发展，尤其是佛教的一些造型元素如莲花、圆形线条等就被广泛地运用到武将门神画中，使门神画有了一些神圣色彩。再加上武将门神的法力大大增强，更加迎合了民众的一种祈福保平安的愿望，从而也更好的促进了门神形象的发展与演变。这一时期的门神与民众的生活也越加紧密了，也更趋于生活化了，不再是借助一些植物和鬼神来保平安祈福了。门神驱鬼避灾的功能慢慢减弱了。现在每年过年人们贴春联，贴门神，更多的是迎祥纳福，装饰门宅，营造一种喜庆的氛围。因此门神的人物形象也更加的多元化了。于是出现了一些赐福的门神，赐官的门神还有一些财神和吉祥的门神，而这些门神除了可以满足民众的一种祈求之外，还增添了一种新的功能就是装饰家宅，增添一种过节的喜气，这也越来越贴近民众的生活，符合民众的现在需求。门神只有不断创新，呈现出多元化，才能迎合时代的发展要求，才能不被民众所忽略与抛弃。 

　　门神信仰广泛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由最初的神圣祭祀与信仰转化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民众的一种日常的生活相，其信仰更多呈现出实用性的特性。诚如康德所言：“此种偶然的信仰，构成某种行动之实际的行驶方策之根据者，可以名之为实用的信仰”。^[[21]](p561)其核心思想就是保证与支配民众日常生活行为的特定而常见的信念。因此门神信仰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不同的形态，也因历史，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着，但是其驱鬼避灾与迎祥纳福的信仰重心一直保存与延续，也是其得以传承千年的根脉。因此无论其戏曲形象、年画艺术中的门神等如何演化，其信仰核心未变。总之，门神信仰可以说是历史发展遗留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其形象、地域差异极大，但是所承载的各个时代的文化现象，值得我们从历史学、艺术学、民俗学等不同视域探索，有助于阐释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及其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