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志·湖北省宜昌市卷》 (共13卷)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该志书对宜昌市下辖的13个县级行政区分县立卷，时间主要限定在1911年至2011年百年间，自2009年启动编纂，历时近5年完成650万字志稿，于2014年11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我国逐步建立起非遗保护体系的进程下，可以说，该志书是我国民间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文化工程，也是中国民俗学在民俗志上的新成果。

　　一、新时期县级民俗志的编纂

　　在钟敬文建构的民俗学结构体系中，民俗志一直是我国民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术史上看，学界向来重视从文献民俗志和田野民俗志两个角度爬梳整理民俗志资料。粗略翻检晚近著述，仅直接涉及湖北省民俗资料的志书便有多种，如《中华全国风俗志》《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和《湖北民俗志》等。不过，这些成果与《中国民俗志·湖北省宜昌市卷》终究有较大不同，因为“宜昌市卷”是将地方民俗志细化到县一级行政单位独立成志的有益尝试。“虽然民俗的分布范围与行政的区划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从操作办法的方便来说，目前我国最缺乏的是县一级以下的地方民俗志……无论从民俗文化的地方性来看，还是从目前保护行动的基层政府机构的作用上来看，县级民俗志的调查、研究和写作工作都需要及时进行。 ” (刘铁梁《 “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 )作为县一级的民俗志书，“宜昌市卷”编纂工作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其项目运作、编写理念、内容体例等方面均体现了新时期地方民俗志的要求和特点。

　　二、“宜昌市卷”县级民俗志回答了几个问题

　　1 .从区域民俗志的意义上，回答了民俗行动主体与民俗操演的基本问题

　　作为生活文化的民俗，既有全民族共享的部分，又有地方特色部分，对于地方性知识的阐释和挖掘，才可以更具体化地呈现民众与其民俗生活的丰富内涵。该志书各分卷均包括“物质生活民俗” 、“社会生活民俗” 、“精神生活民俗”和“民俗人物”四部分内容。前三部分从民众生活的整体面貌入手，详细描述了“俗”的地方性和互释性;第四部分解决了以往志书“见物不见人”的问题，具体呈现了“民众”与地方社会的关联性。

　　2 .从方法论的角度上，回答了如何编纂专业志书

　　我国作为文献大国，积累了大量文献民俗志的成果，以往的地方志中的风俗篇多是从地方史志中直接辑录民俗资料，延续地方史志“述而不作”的方法，而“宜昌市卷”则采用文献与田野相结合的方法，力图避免将民俗从其生活场景中抽离出来，组织熟悉宜昌当地文化的“本乡人” ，按照现代民俗学的分类方法系统编写专业志书。

　　3 .从非遗的语境下，回答了如何描述民俗承担者的知识体系

　　新时期以来，我国各级非遗保护机构建立了多批非遗项目名录及传承人名录，培养了一大批从事非遗一线保护的工作人员，这可以在各卷志书的“民俗人物”和“附录”中得到体现，同时这也从侧面体现了该志书“记事又写人”的完整呈现地方知识体系的特点。“宜昌市卷”将“民俗人物”分为“民俗人物传”和“民俗人物录”两部分，收录了地方民俗的民俗承担者，包括地方名人(知名工匠、知名中医等) 、民间艺术传承人和民间艺术采录者等，突出了非遗传承人和民众主体在全志中的权重。

　　三、“宜昌市卷”县级民俗志引发思考的几个问题

　　1 .民族民俗的共性和个性

　　钟敬文曾提出“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 ，在比较民俗志资料时，不仅要注重共享文化，也要注意到差异点。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为土家族、汉族聚居区，关于民族民俗的流布，既要兼顾所涉及民族跨省区共同传承的事象，同时也要有分寸地记述当地特色民俗事象，处理好民族民俗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五峰县卷本处理得比较好。

　　2 .民俗志县卷本的编写范式

　　以往的民俗志编写往往是按照“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的四分法，而“宜昌市卷”采用“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生活民俗和精神生活民俗”的三分法，将语言及口头文学现象纳入精神生活民俗的范畴，统属合理。而且，该志书又继续往前走了一步，兼顾到民俗的传承主体而增加了“民俗人物”内容，将地方民俗志的编写范式由资料归集转向了知识生产。

　　3 .志书索引与地名检索

　　该志书各分卷对主题词按字母顺序分别制成《索引》 ，载入书末。这为检索各卷内容提供了便利，在我国民俗志编纂史上是一个创新。该志书引发我们思考大部头纸介成果的整合使用问题。如何从读者使用角度，考虑更便利的数字平台建设问题已经提上日程。在当前数字技术助力人文科研的形势下，建议在整体推进全国民俗志县卷本编纂工作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划统一代码，研制民俗志成果编码体系，跟进相关专题数据库的建设，以便于学界和社会各界使用。

　　4 .与国际上志书撰写的关联

　　民俗志的编纂一直有着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自身的学术脉络，同时与国际上志书撰写亦有一定的关联，国际学界在伦理贯彻、资料处理、表述原则上的相关认识同样值得借鉴。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在《民间传承论》中就曾指出，民俗学就研究者而言，最高层次是“土著之学” ，“宜昌市卷”就属于此类重要成果。另外，解释人类学领军人物格尔茨在对巴厘岛地方风俗的研究中，从“突然袭击”的逆境描述，让读者体会到研究者的“在场” ，转向对当地社会重要事件的“记述” ，分析了地方风俗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所以，综观海内外志书编纂及隐藏于其后的理念，我们就体会到，聚焦特定地域或群体的特色民俗事象，阐释其社会功能，是地方民俗志编纂中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

　　(朝戈金，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毕传龙，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