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有记者问莫言是否想得诺贝尔奖，莫言表示，一个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写作追求限定在一个什么奖上，也没听说哪一个作家为了得奖调整自己写作的方向，改变自己写作的方法。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2012年，“该怎么写，还怎么写”的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显然，他一如既往的鲜明的创作风格，获得了瑞典文学院评委们的青睐。

　　诺贝尔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为：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当然，仅靠短短两句话，来概括莫言的所有创作特质，显然是不够的。但是作为对莫言作品的基本评价，评论者普遍认为，“魔幻现实主义”一词是比较客观而准确的。莫言自己也承认，其创作风格深受马尔克斯与福克纳的影响。

　　对莫言获诺奖，作为中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有何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家包明德认为，尽管莫言学习借鉴外国作家的创作方法，但他却“保持着美学上的清醒和自觉，警示自己不能像冰块靠近火炉一样被融化和蒸发。”他表示，莫言的作品有浓厚的魔幻色彩，这除了受到拉美文学的影响之外，重要的方面还是蒲松龄等中国古典作家的熏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刘大先称莫言的作品为“无愧于中国气象的佳构”。他认为，莫言的长篇小说往往给人印象深刻，因为他并非自觉追求书写“一个民族的秘史”，却在实际中实现了书写现代中国历史的使命和品格。他以其充沛绵长、气盛言宜的语言，铺张扬厉、奇诡绮丽的意象，不动声色而又妙不可言的讽刺，将批判现实主义的犀利融入到传统中国说部的世道人心和魔幻想象之中，鲜活地再现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独特经验和体验。

　　“我个人最初的阅读是从《会唱歌的墙》开始的，即便在这样的散文之中，也可以窥见他的文字那不可遏制的蔓生能力和直抵心灵的强度。”刘大先说。

　　“莫言把文学在表现对象和表现手法上的可能性，都予以了拓展和扩大，使更多的作家看到了在文学创作中锐意进取和力求突破的重要性与可能性。”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认为。

　　白烨指出，莫言的写作，从来都是在个人性情的背后有时代情绪，个人命运的背后有社会时运。在他那里，没有那种纯粹的私人化写作。他在艺术手法上，确实是现实与梦幻的相互杂糅，亦虚亦实，亦真亦幻，而这种形式上“幻化”，又紧紧服务于内容上的民间化，风格上的民族化。这些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都有极大的突破与有力的超越。

　　诚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仅仅是他的个人荣誉。莫言获奖，不代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都获得了世界的承认;而即使莫言没有获奖，也不代表中国的当代文学没有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是，莫言的获奖，对于中国作家和中国当代文学，无疑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研究员表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分不开的。如今我们正处于文学的盛世，文学的盛世不是属于莫言一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很多作家和研究文学的专家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李洁非曾在1986年第6期《读书》发表《莫言的意义》一文，他记得这篇文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未来，这位小说家将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

　　目光越过这不短的时间，对于莫言的获奖，李洁非不禁心生感慨。在他看来，凡随中国文学从八十年代走到今天的人，应该都会涌起复杂的感受。“眼下，我们固然要向莫言本人致以祝贺，认为这是对他突出才华与创造力的恰当嘉许，但我同时却更多在回想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在通往变革与新生中所经历的艰难和困顿。进而，还想起我们的文学在其前三十年从精神到艺术的面貌。我想说，其深刻意义或不在莫言个人，而在整个当代文学的历史认识。”李洁非说。

　　白烨本人在事前并不看好中国作家获奖，因而之前曾断言“中国10年内都不会有作家获得诺贝尔奖”。因为根据诺贝尔文学奖最近几年的评奖情形，他觉得这个奖项是文学和非文学、写作与政治等多重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有时候还带有一些偶然性。

　　得知莫言获奖的消息之后，白烨称之为“意外的惊喜”。他认为，莫言这次获奖，对于当下的中国作家，有着很大的激励作用，对于未来的中国文学，也有着一定的引领作用。这种作用，既在于使大家在宏观的层面上看到文学写作作为一种精神追求的积极作用与巨大能量，也使人们由莫言的成功与获奖，看到开放式地文学吸取与本土性的文学内核相融合的创作之路的光明前景。

　　“超出文学写作的角度来看，莫言的获奖对于整个当代文学从业者增强文学自信心，提升文化自觉性，乃至加深认识文学在社会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白烨说。

　　包明德也表示，莫言的获奖，标志着中国文学在更深广的层面上走向世界，必将给力地提振中国作家的文化自信，美学自信和创新精神，必将进一步激发国人的文学热情和阅读热情，进而推动中国文学走向新的发展和繁荣，推助中国社会迈向新的进步和文明。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象征着这个社会的精神高度。文学研究者，是中华民族心灵史与精神史的梳理者和构建者，同时也是民族精神与爱国情怀的传播者。在这个转型与变革的时代，旧传统有所断裂，新经典尚未确立，人文学者的任务尤其艰巨。如何跨越前代，不断达到新的学术高度、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如何以文学为突破口，为当代世界的精神困境寻出路;如何沟通古今中外，实现社会精神层面的现代转型等，都是文学研究者亟待回答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