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我第一次见到阿沛·阿旺晋美先生，是在1951年6月初，那时我参军不久，我所在的部队在达玛拉山上修建康藏公路。达玛拉山海拔5000多米，与西藏东部重镇昌都仅一江之隔，是进入西藏的重要门户。这一年的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谈结束，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18军军长张国华陪同下，从北京返回西藏。6月初，经达玛拉山前往昌都。张军长和阿沛到达玛拉山工地时，筑路部队为他们举行了俭朴而热烈的欢迎仪式。部队首长让我和另一个藏族小战士代表广大指战员向两位首长献花。我第一次见到阿沛。两位首长向指战员发表讲话，简要地介绍了和谈经过及《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基本精神。那时离签订协议还不到半个月，一切都那么新鲜，那么记忆犹新，生动感人，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遵照《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精神，在张军长的率领下，部队进军到拉萨。1952年2月10日，经中央批准，成立西藏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阿沛任副司令员，我们军区文工团为成立大会演出，我担任翻译，受到阿沛副司令员的表扬。而我们军区文工团当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宣传《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那以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有幸断断续续为阿沛老担任翻译;作为西藏军区的一名战士，也得到副司令员的关怀和教导。我离开部队、离开民族工作部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藏学研究之后，也一直得到阿沛老的关心、帮助和指导。阿沛老对《格萨尔》事业情有独钟，十分关怀和重视，做了许多宝贵的指示，多次参加有关《格萨尔》的学术活动，并亲自担任藏文《格萨尔》精选本编纂工作的学术顾问。2000年12月1日，在百忙之中到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参加《格萨尔》精选本前4卷的出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使我们深受鼓舞和感动。

　　本月23日，阿沛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感到十分悲痛。我怀着对阿沛老十分崇敬和深切怀念的心情，撰写这篇短文，寄托我的哀思。

　　2009年12月25日夜

　　1991年5月23日，在纪念《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40周年的时候，作为签订这一协议的原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西藏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的长篇文章，详细回顾了协议的签订过程。阿沛在文章的开头就说：

　　“记得当年谈判刚结束时，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同志曾经说过：‘在座的所有各位，为全国人民，为西藏人民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这些文件的效果是愈向前走愈可以看得出来。西藏民族从此以后就要发生不同的变化，你们诸位对西藏历史写了一个划时代的东西。’”

　　在书写对西藏历史具有重大意义的“划时代的东西”的过程中，阿沛·阿旺晋美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有情的，凡是对人民事业做出过有益的事情的人，人民是不应该、也不会忘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本身的意义，还是阿沛个人的作用，正如李维汉所指出的那样：“愈向前走愈可以看得出来。”

　　一

　　在这篇文章中，阿沛怀着无限的感慨说：“我出生于1911年，今年正好年届八旬。签订‘十七条协议’(由于《协议》共有17条，通常简称为《十七条协议》)是我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也是我人生道路根本转折的里程碑。在签订《十七条协议》之前和之后，我恰巧有四十年的经验。前四十年的西藏处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停滞衰败;后四十年的西藏，在《十七条协议》所开辟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变化，生机勃勃，日趋兴旺发达。两个四十年，新旧西藏的鲜明对比，生动地说明：在我们这个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我为自己能够参加做这样一件符合本民族根本利益，顺应历史趋势、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事而感到欣慰。”

　　阿沛老人是西藏当代历史的见证人，他以自己切身经历，将解放前的西藏和解放后的西藏做了深刻的、鲜明的、有说服力的对比，说明在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西藏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和历史性的进步，使藏民族获得新生，从停滞衰败走向繁荣昌盛。

　　阿沛于1911年出生在西藏墨竹工卡县一个贵族家庭。当时，在西藏还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他小的时候，曾在贵族办的私塾读书，对藏族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阿沛步入青年时代，恰逢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新政，建立“仲扎代本”，相当于贵族军团，企图把它作为藏军的骨干，改造旧藏军。阿沛应征入伍，由于他精明能干，很快当了“如本”，相当于营长。后来入赘阿沛家，成为西藏著名的大贵族、阿沛庄园的主人。

　　不久到噶厦即原西藏地方政府任职，担任“孜本”，领小三品。1950年7月，被噶厦政府破格提升为噶伦，领正三品，并任命他担任昌都总督职务，接替拉鲁噶伦。

　　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已经开始向西藏进军，到达金沙江边，并做好了渡江作战的一切准备。阿沛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解放灾难深重的西藏人民，既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在大陆全面胜利的必然步骤，也是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记得在1949年到1950年期间，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席卷大陆的时候，西藏人民久受压抑的爱国思想迅速迸发出来，我和一些上层爱国人士也向噶厦公开提出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要求。1950年初，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巩固国防的同时，根据西藏历史的和现实的状况，为使西藏人民免受战争的创伤和损失，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一方针得到了西藏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但是，阿沛等人的正确主张，没有被采纳。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以摄政王达扎为首的上层反动集团也加紧了背叛祖国的活动，他们妄图依靠美、英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实现所谓“西藏独立”的罪恶阴谋。噶厦政府派出以分裂主义分子夏格巴为团长的“西藏贸易考察团”出访印度和欧美各国，寻求支持。1949年7月8日，噶厦政府关闭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把国民党的官员全部驱逐出西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所谓“驱汉事件”。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对苦难深重的藏族人民给予亲切关怀，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和分裂主义分子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实现所谓“西藏独立”的阴谋，减少西藏人民的苦难，发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召唤。并从西南和西北分别派出由爱国进步的高僧大德组成的“劝和代表团”。在这历史的重要关头，以达扎为首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非但不积极响应中央人民政府的召唤，反而不断向昌都地区增兵，并调运大批武器弹药，加强金沙江防务，决心以武力阻挡解放军进军西藏。

　　更为严重的是：1950年7—8月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百般刁难青海省赴藏劝和代表团，设置种种障碍，不但不让夏日仓活佛等人到拉萨拜会达赖喇嘛，还将他软禁起来。后来又在英国特务福特的唆使下，尊敬的格达活佛惨遭毒手，于8月22日在昌都圆寂。这样，西藏上层反动集体彻底堵塞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不得不实施昌都战役。

　　1950年10月16日，进藏部队开始进行昌都战役，噶厦政府苦心经营的金沙江防线。一夜之间即被突破，西藏东部重镇昌都宣告解放。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能战方能言和。昌都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也为和平谈判铺平了道路。

　　作为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是噶厦政府中第一个与解放军取得直接联系的高级官员，他与昌都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王其梅见了面，王其梅向阿沛转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愿望和基本方针，并详细讲述了人民解放军的宗旨和根本任务，讲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共10条，后被称作“十大政策”。

　　昌都解放不久，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邓小平的名义，于11月8日和10日连续颁发布告，将“十大政策”的主要内容公开告诉噶厦政府和西藏各阶层人士。“前指”负责人及时向阿沛·阿旺晋美做了传达，使他深受教育和鼓舞。

　　昌都解放刚刚两个月，1950年12月27日至1951年1月2日，召开了昌都地区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简称“昌都解委会”，王其梅当选为主任，阿沛等人当选为副主任。

　　为促成西藏的和平解放，人民代表会议期间，1950年12月31日，选举产生了“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推举阿沛为主任委员。1951年元旦，昌都各界僧俗人民发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签名书》，呈送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

　　与此同时，以阿沛为首的原西藏地方政府驻昌都地区的40多位官员联名写信给达赖喇嘛，转达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和平解放西藏的愿望和基本方针，希望尽快派代表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信中写到，为了藏民族本身的利益，不能采用武力对抗的办法，惟有进行和平谈判，才能维护藏族人民最根本和最长远的利益。

　　昌都战役之后，在西藏僧俗人民的强烈反对下，亲帝分裂主义分子达扎被迫下台，1950年11月17日，年仅15岁的达赖喇嘛开始亲政。1951年2月27日，达赖喇嘛宣布接受中央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召唤，并于当天分别致函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表示期望“达成好的协议”。不久，便派出以阿沛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成员有土登列门、桑颇·丹增顿珠，他们从拉萨到昌都，与阿沛一起到北京。同时，从亚东派出凯墨·索朗旺堆、土登丹达，经印度前往北京，与阿沛会合。达赖责成他们五人全权处理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的有关事宜。

　　二

　　毛主席对这次和谈非常关心和重视。一切重大的方针、原则，都由他亲自决定，并责成周总理和李维汉实施。由于历史的原因，西藏有它自己的特殊性，有许多不同于国内其他兄弟民族的特点。因此，毛主席认为，对西藏问题，就应从实际出发，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

　　当时西藏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还不是社会制度的改革，而是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妥善地处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使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怀抱。同时要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主要是消除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实行《共同纲领》规定的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核心内容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国家分裂，不断促进西藏的社会进步和发展。

　　第二，公平合理地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促进西藏民族内部、主要是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之间的团结，使十世班禅顺利返回西藏。

　　对所有这些问题，毛主席都站在历史的高度，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气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民族观，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成为这次谈判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

　　以阿沛为首的西藏代表团和十世班禅及行辕主要负责人到京时，怎样接待，就成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上下尊卑，等级分明，长幼有序，注重礼仪。但过分注重礼仪，有时又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问题。但是，传统又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力量，有时还不得不尊重它，适应它，否则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和问题。

　　由于清朝政府的错误政策和英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致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失和，九世班禅逼迫流亡内地，有家不能回，有寺不能进，最后在风雪弥漫的巴颜喀喇山下园寂。从此，噶厦政府(即原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领导的堪布会议厅之间，产生了很深的矛盾和隔阂，

　　解放以后，尤其在和谈期间，他们互相都有戒备。噶厦和堪厅都非常清楚，从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府，对藏族人民在内的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而在各少数民族内部，则实行分而治之，挑拨离间，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控制全局。在当时，他们不理解、也不相信共产党、毛主席会实行一种与历代中央政府和反动统治阶级截然不同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政策。因此，双方都十分注意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对自己和对对方的态度，都担心中央偏袒一方，有亲有疏，有厚有薄。班禅方面担心中央为了争取达赖，为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大局，牺牲他们的利益。噶厦方面则担心中央把班禅作为自己手中的一个工具，与达赖抗衡，削弱达赖的影响和作用，破坏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在他们看来，十世班禅是经过国民党政府认选的，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立即予以承认。国民党同共产党誓不两立，进行了20多年血与火的战争。但是，对付藏民时，汉人的利益，汉人的立场和政策，总是一致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分清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民族政策的根本区别。

　　为了消除双方的疑虑，加强各方面的团结，尤其是促进达赖与班禅两个方面的团结，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在处理有关问题时，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既考虑历史因素，又考虑现实情况，更着眼于今后的发展，尽可能做到公正、合理，有利于促进西藏的团结、稳定、进步和发展。即便是迎来送往，请客会见等礼仪性的小事，也做了周密安排，不刺激和伤害任何一方。为了早日举行和谈，中央原来决定阿沛一行经重庆乘飞机直飞北京。但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指示他们先飞往西安，由西安改乘火车到北京，周恩来决定亲自到前门车站迎接。同时建议班禅一行也从西安乘火车到京，周恩来亲往车站迎接。这样，双方都感到满意。

　　1951年4月22日，在进藏部队司令员张国华陪同下，阿沛·阿旺晋美率西藏和谈代表团部分成员到达北京，周总理、李维汉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和谈代表团其他成员，到前门车站迎接。

　　4月27日，十世班禅及班禅行辕的主要成员到达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迎接和款待。这是十世班禅第一次会见周恩来总理，也是第一参加如此重要的政务活动。当时年仅13岁。

　　这样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藏族人民的关怀，表现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真诚愿望，使阿沛深受感动，原来的疑虑和担心，也消除了许多。

　　为了促进噶厦政府与班禅堪布会议厅之间的团结，加强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在谈判时，要十分尊重并充分听取班禅和勘布会议厅的意见。

　　中央指定李维汉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谈代表团全权首席代表，代表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

　　195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都人民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这天上午，毛主席打破惯例，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接见班禅和阿沛。毛主席在接见年轻的小班禅时，慈祥地说：“很久以来，中国的历史，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对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压迫的政策，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我们国家的统一，使西藏没有被帝国主义霸占去。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

　　毛主席又亲切地说：“要搞好团结。国内各民族要团结，西藏内部也要团结。要与达赖喇嘛搞好团结。你可以给达赖喇嘛发电报，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保护寺院，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毛主席在接见阿沛时，对阿沛和陪同他的张国华说：“你们要好好谈，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要商量着办。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来。”毛泽东又说：“祝你们谈判顺利，取得成功。祝你们在北京生活得愉快。”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西藏的领袖人物。虽然是礼节性的，但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西藏工作做了原则性的指示，成为即将开始的和平谈判的指导方针。

　　毛主席的亲切接见，给阿沛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是辛亥革命的同龄人，那一年刚好40岁，正值盛年，也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阿沛曾多次谈及此事，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总是那么亲切，总能从中得到新的教诲和启示。1993年9月，当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毛主席诞生一百周年时，82岁高龄的阿沛副主席，怀着激动的心情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他说：“那天，我向毛主席敬献了一条洁白的长哈达，表达了西藏人民和我个人对他老人家的崇敬和爱戴。毛主席用他那有力的大手紧紧握着我的手，满面笑容，十分亲切地说：‘谢谢你，欢迎你们到北京来。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就能办好。祝你们谈判顺利，取得成功。’……短短几句话，却含有深刻的哲理和政治原则，十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一家人’，就是说都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和平解放西藏是祖国大家庭内部的事情，要商量解决。在后来的谈判过程中，尽管有过各种不同的意见，但都能本着商量办事的精神，经过同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充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阿沛曾多次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当然当时提出我国各民族之间要平等团结、协商办事的原则，深深打动了他的心，十他深受感动，夜深深受教育。不论民族大小，各民族之间只有真正的平等，才能有真正的团结;只有商量办事，而不是强加于人，才能把事情办好。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真正贯彻执行了毛主席亲自倡导的平等团结、商量办事的原则。

　　1986年5月23日，是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35周年纪念日;，6月2日，又值李维汉诞生90周年，而这时李维汉同志已经离开我们。望着台历上的这两个日子，阿沛思绪万千，浮想联翩，怀着无限的深情，写了篇回忆文章，题为：《缅怀李维汉同志》，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阿沛在文章中说：4月22日，在前门车站，他与李维汉第一次见面，“我们相识了，友谊也从这里开始。”在谈判开始阶段，李维汉提议大家先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学习学习“十大政策”，并告诉他们，“十大政策”将作为这次谈判的基础。

　　李维汉对他说：“谈判就是民主协商，就是充分发挥民主，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经过反复讨论，达成基本一致的协议，而不是把一方的意见强加于另一方。”

　　由于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加上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民族隔阂和偏见，在谈判开始阶段，双方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

　　中央政府提出了作为谈判基础的“十大政策”，即“(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 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与此同时，西藏和谈代表团的成员土登列门和桑颇·丹增顿珠从拉萨到昌都时，给阿沛带来了噶厦政府于1950年12月17日拟定的关于谈判条件的五项指示。考虑到一些读者对当时的有关情况不太熟悉，不妨全文引用：

　　“一，据说中央人民政府进军西藏的目的是为了把西藏从英美两国的霸权下解放出来，因是谣传之言，确否可疑，但是在铁鼠年(1)，内地政府(2)则为英藏之间稍有接触为由，派遣军队进攻西藏，使大救主十三世达赖喇嘛无法安身，被迫动驾，主仆一行出走印度。时值英国政府正掌握统治印度王权，而印度又同西藏接壤，相互通商，建立和睦关系，这些纯系内地旧政府所逼，并非西藏有意同英国亲善和睦。同时，又因佛国西藏财政来源不足，为了佛教事业，才同美国建立商务关系，此事众人皆知。中国人民政府倘若不信，可派一官员来藏，查明是否存在英美强权，以消除对英美两国所持之疑心。

　　二， 要求中国人民政府今后不要派遣军队来以势欺人，不要进入昌都前后及原内地政府占领的西藏土地，保证昌都总管噶伦阿沛及文武官员安全撤回。通过和谈，使藏汉关系和睦融洽，让西藏、内地以及全世界所有国家众生安家乐业，静心佛事，并保持现状。西藏政府也将维护藏地不被他人占去，同世界各国保持友好关系，西藏过去没有同外国人勾结，今后也不会勾结。

　　三， 如果西藏遭到外国的弱肉强食，领土受侵犯，将按照汉藏固有关系只向中国政府要求援助，那时请汉政府给予帮助。

　　四，西藏地区农田不多，人口也少，缺乏食物，百姓易遭饥荒，固要求已进驻康区和阿里的汉政府军队撤回内地。

　　五， 汉藏关系不能融洽，主要原因在于站在汉方的人企图伤害汉藏之间感情，肆意造谣，而中国人民政府则听信谣言，产生疑心，因此和睦关系遭到破坏。为了改善藏汉关系，从现在起请勿听信谣言为好。

　　以上五条如能实现，则有了发展汉藏和睦关系的办法，不再进行战争，使人民安家乐业，也说明我方有言在先，不被别人指为推诿失言者。所提五项条件，请予考虑接受。此外还有什么要事相商，请速报告，再商量。”(3)

　　从以上简要的叙述，可以看到双方的分歧还是很大的。

 

　　据阿沛回忆，当他在昌都接到噶厦政府制定的五项条件时，就感到很难以这五项为谈判基础，中央政府是不可能接受的，“只能成为和谈的障碍”。他经过反复考虑，便以个人的名义，给达赖喇嘛写了一份报告，坦诚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报告里说：“在目前如此之情势下，本人不惜舍弃生命，为心中理想而献身。此次前往汉区，将运用全部智慧进行谈判。关于公开宣布‘西藏是中国领土’，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内五个民族没有上下高低之分，一律平等，团结和睦相处。‘进军西藏边防’丝毫不意味着要强行干预西藏内部事物，是因为目前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如不承认上述两条，汉藏之间无事可谈。”

　　就是说，若不承认这两条，和谈就失去了共同的基础。

　　那时交通不便，加上其他政治因素，阿沛的报告从昌都送到拉萨，再呈送达赖喇嘛，是非常困难的。报告送上去了，还没有接到达赖的指示，阿沛一行就到北京了。

　　鉴于这种情况，阿沛当时感到很为难，思想负担很重。如果在谈判桌上，正式提出噶厦政府的五项条件，肯定不会被中央代表接受;如果不提出来，他身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不好想噶厦政府交代。况且当时代表团内部意见也不完全一致。

　　阿沛在《缅怀李维汉同志》里，对当时的处境做了详细叙述：

　　“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约法十条’(即十大政策——引者注)很好，我们想到的的问题写进去了，有些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也写上了，完全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但是，我们来北京时原西藏地方政府要我们提的条件同‘约法十条’中的一些远问题上基本点上距离太大，比如原西藏地方政府要我们在谈判中可以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但不能接受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保卫国防和维护日常社会治安的任务，不藏军担负;可以同意中央人民政府在拉萨设立办事机构，但不能派很多工作人员到西藏，等等。而‘约法十条’的基本点则是维护祖国统一，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保卫国防，这是不能改变的。我作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理应把西藏地方政府的那些条件提出来，不提不行。可是又担心提出那些条件，同‘约法十条’对立起来，会造成谈判的障碍，形成僵局，甚至在客观上会产生把谈判到儿戏的影响，导致谈判破裂。而这种结局同我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我要坚决设法避免。加之在其他几位全权代表中对‘约法十条’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特别是对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这一条，同西藏地方政府的要求恰恰相反，所以都不敢承担责任，持保留态度。”阿沛说：“面对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李维汉非常了解和理解到阿沛的为难之处，阿沛说：李维汉“及时给了我十分诚恳的帮助和指点。他首先告诉我，应该耐心地帮助其他代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要使大家意识到这次谈判关系到祖国统一和西藏各民族的前途，每个代表的肩上都挑着很重的担子，要从大局着想，他还教诲我，爱国的道路一定要坚持，不仅自己爱国，还要团结和带领更多的人一起走爱国道路，才有力量。至于西藏地方政府的意见和要求，你作为首席代表，当然可以在谈判中正式提出来，大家可以讨论，不提是不对的。既然是谈判，有不同意见，有争论，是正常的，没有不同意见还谈判什么呢!”阿沛接着说：他听了之后，如释重负，思想亮堂了许多，精神上轻松了许多。立即组织其他成员一起反复学习、研究“约法十条”，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展开讨论。

　　谈判内容很多，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第二、西藏内部的团结问题，主要是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的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提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反对西藏独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军西藏，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边疆。这些原则，在“十大政策”中，已有明确表述。这是关于解决西藏问题进行谈判的前提和基础。

　　根据噶厦政府的指令，西藏代表表示：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地方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但是，他们坚决反对解放军到西藏。西藏代表坚持说：当时整个西藏只有5个外国人，他们是被雇佣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无权过问和影响西藏的政策，我们随时可以将他们辞退。他们还说：福特(英国人)已被解放军俘获，一个英国人已回国，现在只有3个电讯人员。在西藏根本不存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因此 无须解放军来驱逐。假若西藏真的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西藏人民自己会起来反对侵略者，如同1888年和1904年抗击英国侵略军一样。如果确有必要，那时可以考虑吁请中央派解放军援助西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他们提出，可照清朝旧制，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驻西藏，领导和监督西藏工作。

　　这一问题，争论最激烈，谈判几近破裂。

　　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西藏地方政府不但要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谈必须以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为前提条件。毛主席、周总理做了明确指示，遵照这一基本原则，李维汉等中央代表耐心细致地对西藏代表作工作，阐述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点。同时找阿沛等人交谈，反复强调：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西南国防，防止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人民解放军保护西藏人民的利益，帮助西藏人民发展进步，而绝不会伤害西藏人民的利益。帮助西藏建设，是中央人民政府坚定不严不移的方针。这一点你们完全可以放心，更不用害怕。

　　有几天，争论十分激烈，双方一时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为了缓和情绪，也为了给西藏代表一个思考的过程，李维汉和阿沛两位首席代表商量，决定暂时休会。李维汉将有关情况及时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周总理亲自到代表住地老北京饭店去看望，与代表共进晚餐，沟通感情，消除隔阂，缓和紧张气氛，使谈判能继续进行下去。

　　有一次，周总理还请参加过1949年北京和谈的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代表与西藏代表见面，以自身经历，进行开导与说服，让他们从国家统一、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来对待和谈中出现的各种分歧。针对西藏地方政府不同意解放军进军西藏这一问题，张治中解释说：当年举行北平和谈时，南京政府就曾提出划江而治，反对解放军过长江。那时，半个中国还在国民党手里，蒋介石还有几百万军队，有飞机，有军舰。可是，党中央、毛主席明确提出，和谈必须以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为前提条件，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开着炮过江，还是唱着歌过江。当时，我们也想不通，接受不了。李宗仁拒绝在协议上签字，谈判破裂。结果，人民解放军在一夜之间，突破千里江防，百万大军浩浩荡荡下江南。当总理告诉这个消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

　　张治中真诚地对阿沛等人说 ：“现在，除台湾和西藏而外，全国都已解放。昌都战役之后，解放军已经过了金沙江，事实已经到了西藏。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怎么可能不向西藏进军?不到拉萨?我真心希望你们接受北平和谈破裂的历史教训。说服你们的政府，积极响应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召唤，让人民解放军唱着歌、而不是开着炮进军西藏，把五星红旗插在喜马拉雅山上，让我们伟大的祖国，实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团结、大统一。”

　　张治中等人的一席肺腑之言，使阿沛深受启发，他说服其他代表，继续进行谈判。在周总理的耐心教育和热情开导下，双方代表经过激烈的争论、艰苦的谈判、坦诚的协商和友好的交往，终于达成协议，取得圆满结果。最后签订的协议中明确规定：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关于第二个问题，噶厦政府已经指示谈判代表，班禅问题不能谈，西藏内部的问题回西藏解决。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李维汉明确表示：西藏的其它问题可以回西藏解决，但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关系，必须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过问，有关的历史悬案，在中央人民政府指导下，必须在这次的谈判中妥善解决。

　　在中央代表的坚持下，双方开始讨论西藏内部的问题。这里的焦点也是两个：

　　一， 承认不承认十世班禅确吉坚赞的合法地位。

　　二， 怎样恢复班禅固有的地位和职权。

　　西藏代表提出现在的十世班禅未经合法的认选程序，未经金瓶掣签，是汉人选定的，他们不予承认。他们说;西藏现有两位候选灵童，待和谈结束，局势稳定，把几位候选灵童都请到拉萨，按照惯例举行金瓶掣签，最后请中央人民政府审核批准。

　　中央代表认为，十世班禅是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批准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它具有合法性，应该予以承认。如果否定已经认定的活佛，另选灵童，不利于西藏内部的团结与稳定。

　　这些问题亦争论了很久，一直得不到解决。这时，周总理又同阿沛和其他代表亲切交谈，周总理指出：达赖和班禅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历代达赖和班禅的关系是很友好的。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失和，是英帝国主义挑拨离间造成的，清朝政府和北洋政府实施错误的政策，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应该把一切仇恨集中到帝国主义身上，集中到腐败的清朝政府和北洋政府身上。我们自己再不应该纠缠过去的历史旧账。周总理说：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全国各族人民都要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亲密地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西藏民族内部也要加强团结，尤其要搞好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的团结，这样才能有利于西藏民族的发展和进步。

　　周总理对阿沛说：“在代表团，在整个噶厦政府的官员中，您是最早与共产党、解放军接触的，对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对西藏的方针有很好的理解，您拥护中央，主张汉藏团结，这是很好的。在西藏内部的团结问题上，尤其在促进达赖集团和班禅集团的团结方面，继续发挥作用，做好其他几位代表的工作。”

　　周总理的一席谈，使阿沛深受教育和启发，他致电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建议正式承认确吉坚赞为第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并主动去拜见十世班禅。这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中，第一次拜见十世班禅，由于阿沛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他的拜见，实际上等于公开承认十世班禅，这就为灵童转世问题的正确解决、为促进达赖集团和班禅集团内部的团结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气氛。

　　在周恩来的耐心说服和亲切指导下，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

　　关于达赖与班禅的关系，协议有如下规定：

　　“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的地位和职权。”(4)

　　此外,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统一的大家庭里，西藏如何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如何实行社会制度的改革;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如何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寺庙;如何将藏军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怎样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等问题，开始时分歧较大，都发生了激烈争论。每到这种关键时刻，周恩来不但指示李维汉等中央代表认真听取西藏方面的意见，充分考虑他们意见中的合理因素，而且亲自同阿沛等人交谈，以平等的态度，进行友好协商;遇到不同意见时，耐心地进行解释，讲清道理。周恩来对李维汉说：我们这次同西藏方面的谈判，不同于当年同国民党代表的谈判，国共两党是两个对立的政党，代表着两个不同的阶级，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次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的谈判，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毛主席说，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要商量着办。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诚待人，平等协商，充分尊重西藏朋友的意见，绝不能以势压人，强加于人。

　　根据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方针和原则，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经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共同努力，加上班禅方面的积极配合，终于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17条，通称《十七条协议》。

　　《协议》达成了，但是，还没有得到噶厦政府政府的批准。虽经阿沛多次报告、请示、说明，但是，噶厦政府始终没有正式收回他们提出的“五项条件”，而“五项条件”在最主要的问题上，与中央的精神、与《十七条协议》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未经噶厦政府的批准，他在协议上签字，作为首席全权代表，他要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如果不签字，不但近一个月的辛勤谈判，将前功尽弃，而且会使谈判破裂，出现张治中先生坦诚忠告的结局。1949年4月，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代表团在北京举行和谈，双方达成协议。但是，由于当时的李宗仁代总统拒绝签字，致使谈判破裂。

　　在这关键时刻，阿沛审时度势，以大局为重，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教导，以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为重，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协商后，毅然决然做出决定，要在经过充分协商的《协议》上签字。

　　1951年5月2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下，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

　　当天下午，毛泽东即召见李维汉、张国华等人，听取汇报。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哇，你们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毛主席在听取汇报之后，特别叮嘱李维汉、张国华同志：“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具有重要的意义。毛主席提出的“慎重稳进”的思想，成了党指导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李维汉当天即向阿沛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阿沛表示坚决拥护。

　　5月24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阿沛等和谈代表和班禅一行。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李维汉、刘格平等领导人。当晚，毛泽东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协议》的签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应邀出席，充分说明了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西藏人民的亲切关怀。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协议》的签订，不但在藏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毛主席亲自倡导、周恩来努力贯彻实施的“一家人”思想和“协议”精神，不但成为正确处理西藏问题的基本方针，而且是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各不相同、生产力水平极不平衡的国家里，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一个光辉典范。

　　“协议”精神，至少包括这样一些主要内容：

　　第一， 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原则，牢固地树立我国各族人民是“一家人”的思想。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包括西藏在内的每一个地方、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关于西藏的谈判，首先必须坚持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这一基本原则。毛主席对阿沛和张国华说：我们是一家人，“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毛主席这段很浅显、很生动的话，阐述了一条非常重要、非常深刻的政治原则。在一个大家庭，各兄弟姐妹之间，可能产生一些分歧和矛盾，但“老大”不能搞“一言堂”，不能搞家长制统治，要允许小弟弟、小妹妹讲话，要尊重他们的平等权利，“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是，大家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维护祖国大家庭的共同利益，不能闹独立性，“不要分手”。

　　第二， 坚持协商办事的原则。

　　毛主席多次对西藏人士讲：“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不同的地方。国民党势力大就压迫人。他们不仅压迫少数民族，还压迫大多数汉人。国民党是做坏事的。坏事是不应当做的，我们的干部有了错误就要批评。”(14)毛泽东对阿沛、张国华说：“你们要好好谈，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家里的事情要商量着办。”争论和吵架，是手段，是过程，而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来，”

　　后来，毛主席把这种精神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这样一个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主席强调指出：“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

　　毛主席的一席话，给所有参加和谈和从事统战民族工作的同志以深刻教育。几十年过去了，阿沛依然无限感慨，怀着异常崇敬的心情说：“短短几句话，却含有深刻的哲理和政治原则，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正因为坚持了协商办事的原则，从对抗变为对话，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增进了解，增进理解，建立起真正在平等、信任基础上的友谊和团结，终于使谈判取得了圆满成功。

　　第三， 坚持妥协和让步的原则。

　　毛主席曾经说过：“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毛主席早在青年时代即提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在他们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敢于同帝国主义斗，同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和黑暗腐朽的势力斗，表现了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所向披靡的胆略和气魄。但这不是说，共产党人只讲斗争，不讲妥协，不讲宽容和退让。好象一讲“妥协”、“退让”、“宽容”，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修正主义”，至少是“缺乏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

　　其实，如果不是无知，也是极大的误会。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生涯中，既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一面，又有敢于妥协、善于妥协的一面。

　　在大革命时代，毛泽东、周恩来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和黄埔军校任职，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当时就遭到一些浅薄的极左分子如张国焘等人的反对。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抓了蒋介石。

　　很多人，包括张国焘，主张杀掉蒋介石。毛泽东通观全局，高瞻远瞩，主张放掉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派周恩来到西安，协助张扬，处理西安事变。

　　在当时的情况下，主张杀掉蒋介石，是很容易的事。但要主张放掉蒋介石，不但放掉，还要拥戴他为“领袖”，领导全国抗战，那不但要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还要冒一定的风险。东北军里一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高级将领，遭到枪杀，就是一个证明。

　　“七·七”事变后，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周恩来亲赴南京谈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拥戴蒋介石为“抗日领袖”。

　　这又是多么大的妥协和退让!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周恩来采取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妥协和退让的结果，不是削弱了革命的力量，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恰恰相反，开创了全面抗战的新局面，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进程，迎来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样，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中，双方都作了重大妥协和让步。

　　现在，一些研究当代西藏历史的著作，在谈到签订协议的过程时，只讲同“分裂主义势力”、“上层反动集团”如何作斗争，而不讲协商办事，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谅解，相互妥协。这样讲是不对的。一，不是事实。二，至少是不全面、不完整的。

　　道理很简单，如果双方观点完全一致，利益完全相同，都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那就没有必要举行谈判，更不用签订什么协议;如果只讲斗争，没有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怎么可能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同样没有必要举行谈判，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签订协议。

　　因此，《协议》的签订，在藏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协议》公布后，不但得到西藏人民和广大藏族同胞的衷心拥护，在国内各民族、各阶层人士当中，海内外华人世界，也产生了强烈反响，他们热烈欢迎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怀抱，欢呼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大团结、大统一，真诚地为西藏人民的翻身解放、繁荣发展祝福。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毛主席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核心内容的民族政策的英明伟大。同时，在国际上，尤其在各友好邻邦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这样，就为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和平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巩固国防，创造了一个极其良好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

　　在整个和谈的过程中，阿沛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在毛主席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周总理、李维汉等中央领导人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为和谈的圆满成功，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协议》的签订，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

　　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阿沛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争取得到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认可和批准，协议才能生效，才能在西藏地方得到贯彻执行。

　　在协议签订的当天，阿沛发表声明，明确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其军队负责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同时给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报告签订协议的情况及协议的全部内容。

　　6月初，阿沛返回昌都。同年9月，与进藏部队先遣部队司令员王其梅一同到拉萨。阿沛立即向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代表会议接受和汇报了和平谈判的情况和协议的主要内容，并根据确凿的事实，驳斥了当时拉萨流传的一些谣言和诬蔑不实之词。经过认真讨论，与会官员对以阿沛为首的代表团所进行的工作表示满意，并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接着，阿沛到布达拉宫，当面向达赖喇嘛汇报。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主席，表示完全同意并拥护《十七条协议》，电文里说：“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10月26日，毛主席复电达赖，毛主席说：“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揭开了西藏历史的新篇章，也开创了西藏工作的新局面。根据《协议》规定，进藏部队开始向西藏进军。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张国华、谭冠三率进藏部队主力于1951年10月26日到达拉萨，随即向边防进军，将五星红旗插在喜马拉雅山上，为解放祖国领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新中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和重要政治制度，以庄严地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对于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根据宪法的规定和《十七条协议》精神，西藏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

　　1956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有各方面代表人士参加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阿沛任秘书长。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于1965年9月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阿沛当选为第一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从签订《十七条协议》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阿沛·阿旺晋美为贯彻实行协议精神，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为反对国家分裂，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做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贡献。

　　藏族人民不会忘记阿沛所做的历史性贡献;藏族人民会永远怀念世纪老人阿沛·阿旺晋美。

　　2009年12月25日

　　注释：

　　(1)指藏历铁鼠年，即公元1910年。

　　(2)“内地政府”，指当时的清朝政府。

　　(3)《和平解放西藏》第250—25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4)《和平解放西藏》第126—12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