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文学:从多民族合唱到多元复调的五十年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9-02-05 作者：黄伟林
广西西部的红水河与左右江流域，是壮族人口聚居生最集中的地方。
国家层面对广西这片土地人文性质的理解和文化战略，直接导致了广西文学生态的巨大变化。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今天，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的轨迹，看到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国家内在而深刻的联系。
1 少数民族诗歌合唱时代
1950年代：
在广西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汉、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12个世居民族，蕴藏着丰富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壮族山歌、侗族大歌，瑶族、苗族、仫佬族的民歌，组成了广西的歌海。广西少数民族擅长歌唱，有着天籁的嗓子，更有情景交融的想象。由于国家文化战略的引导，20世纪50年代，广西文学引人注意的就是少数民族诗人的声音。
侗族作家苗延秀，1942年就到了延安，写过许多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然而，当他回到广西，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到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写出了反映苗族人民革命斗争生活的长诗《大苗山交响曲》。
正在武汉大学求学的壮族诗人韦其麟，听到了广西人文在这个时代的主流声音。他因为童年时代听过的一个关于《张亚源与龙王女》的民间故事产生了诗歌的冲动，一部杰作由此诞生。《百鸟衣》在《长江文艺》发表后为《人民文学》和《新华月报》分别转载。1959年，这首长诗被列为全国建国十周年的优秀作品之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苗延秀和韦其麟的诗歌思维更倾向于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理解广西少数民族的历史，仫佬族诗人包玉堂则以短平快的抒情方式直接呈现了广西少数民族的生活情趣。1957年，包玉堂的《走坡组诗》发表于《作品》12月号，《中国文学》（英文版）1958年1月号迅速转载。1958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包玉堂的诗集《歌唱我的民族》。
2 土地改革与革命历史的交唱乐
1960年代：
诗人往往先声夺人，发出开时代风气的声音。
小说家更擅长在某个时代告一段落之后，以书记官的姿势，为流逝的生活提供档案、备忘录甚至里程碑和百科全书。
陆地1938年就到了延安。1951年，他与来自北京的胡绳、田汉、艾青等著名知识分子以及清华、燕京两所大学的师生一起参与了南宁郊区白沙村的土地改革运动。1959年他完成了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
这是壮族文学历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革命历史”曾经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文学题材之一。虽然广西作家没有提供像《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那样影响巨大的作品，但广西作家仍然填补了一些“革命历史空间”的文学空白。李英敏短篇小说《椰林蕉雨》和《夏明》，写的是海南岛的革命斗争历史。海南岛的革命斗争经历以及对文学的爱好与天赋，使李英敏成为保留这段南方海岛革命斗争“文学历史”的“不二人选”。
“剿匪”曾经是非常引人入胜的文学题材。民国历史上，桂系又曾经如此强势，其社会根基如此幽深而盘根错节。这就注定了广西的“剿匪”是一座文学富矿。刘玉峰的长篇小说《山村复仇记》就开发了这座富矿。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还会不断有广西作家在这个题材领域一显身手。
3 “工农兵”写“工农兵”的单声部
1970年代：
“文革”期间的文学题材严格要求写“工农兵生活”，同时提倡由“工农兵”写作。在这种文学理念的影响下，广西文坛出现了著名的“两座山”。
秦兆阳、蓝汉东等人以“韦任敏”（谐音“为人民”）为笔名创作了以都安大石山区水利工程建设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穿云山》，百色地区三结合创作组集体创作了以百色石山区“学大寨”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雨后青山》。“文革”极“左”思潮赋予这“两座大山”明显的阶级斗争思维，使之成为那个特殊年代广西农村生活的特殊记录。
曾经当过“兵”的武剑青和徐君慧当然不会放过自己拥有的“财富”。武剑青的长篇小说《云飞嶂》写的是广西“剿匪”题材。徐君慧的长篇小说《澎湃的赤水河》写的是第三次国内战争的战争生活。
李栋与王云高合作的短篇小说《彩云归》虽然写的也是“兵”，但这个“兵”与中国当代的“工农兵”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体系。从阶级斗争的文学思维转入爱国主义、祖国统一的文学思维，显示了作者特别的文学敏感。对台湾当代社会生活题材的关注，复活了现代中国人的某种情感记忆。1979年，这个作品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年后，这个文学获奖的纪录才被东西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打破。
4 文学转型中民族与地域的和声
1980年代：
19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反思与启蒙的中国。1980年代的广西，一方面，“文革”前广西的文学剩余价值重新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已经解冻的文学浪潮也在强劲地冲击着广西文学，并促成其转型。
1980年，凌渡发表了散文《故乡的坡歌》，广西的少数民族风情又一次醒目地呈现。
1980-198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陆地的长篇小说《瀑布》，广西革命历史题材以史诗的形式得以表现。
1984-1986年，聂震宁以中短篇小说《岩画与河》、《长乐》、《暗河》启动了广西文学从传统向现代、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型。聂震宁可能是第一个在全国产生影响的广西汉族作家。其作品中人物类似暗河一样的意识流动以及对人性单一社会属性的超越，表明他已经充分注意运用文学的现代技巧，拥有了文学的现代思维。1986年，《长乐》发表后所受到的文坛关注，使聂震宁成为当年中国文坛的新秀。
1985年，杨克、梅帅元《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在《广西文学》3月号发表，这篇文章成为中国寻根文学思潮的先声。紧接着，杨克《红河的图腾》、梅帅元《黑水河》、《红水河》、林白薇《从河边到岸上》、张仁胜《热带》、李逊《沼地里的蛇》、张宗栻《魔日》等诗歌、小说相继在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广西文化开始以一种更多元、更复杂的方式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思维开始在广西的文学土地上开花结果。
当年轻作家在诗歌和中短篇小说领域驰骋的时候，中年作家凭借其丰厚的生活与艺术的积累，提交了具有鲜明广西本土文化气质的史诗性质的长篇小说。
1986年，壮族作家韦一凡长篇小说《劫波》出版，作者用这个小说所叙述的壮族当代生活表达了他对中国封建主义的反思。
1987年，瑶族作家蓝怀昌长篇小说《波努河》出版，作为瑶族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有机地融入了瑶族神话史诗的内容和海外瑶族同胞对国内改革开放生活的参与，使小说获得了历史的深度和时代的广度。
1988年，黄继树长篇历史小说《桂系演义》出版。小说以民国重要政治军事集团桂系为叙述对象，改写了中国长达20多年的“革命历史小说”思维模式，为人们思考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学视角。
1989年，黄佩华、杨长勋、黄神彪、韦家武、常弼宇集体完成的《广西文坛88新反思》，由广西人民广播电台于当年1月3日起用五周时间播发。《广西文学》1989年1期以《广西文坛三思录》为题编发部分内容。这是又一次广西的“文坛地震”，它以某种反叛的姿态试图实现对广西当代文学传统的超越。以此为契机，后来被称为“新桂军”，更后来被称为“文学桂军”的广西文坛新生代悄然登场。
5 边缘崛起的强音
1990年代：
1990年代的经济大潮重塑了中国，也重塑了中国人的心灵。地处边缘的文学桂军同样感受到社会时代的巨变，但他们更愿意将这种物质的变动转化为一种精神的裂变。
1996年，东西在《收获》发表了对于广西文学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在他的笔下，出现了一个与《美丽的南方》、《波努河》完全不同的广西。如果说陆地、蓝怀昌笔下的人物更多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是典型的政治人，那么，东西则努力剥去他笔下人物的社会政治外衣，呈现出人物的自然状态，是典型的自然人。自然人在既恶劣又美丽的自然中生存。艰难与快乐、自由与荒谬、伤害与抚慰像荒草丛生在东西的小说中，成为东西小说的复调，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灵记忆。
1996年，鬼子在《钟山》发表了中篇小说《农村弟弟》，1997年，他又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中篇小说《被雨淋湿的河》。小说中的主人公身为农民却离开了土地。更重要的是，鬼子笔下的人物果决地告别了我们曾经延续了三十年的思想体系。一方面是经济身份的彻底坠入社会底层，另一方面是个人意识在内心深处的疯长，这些人物已经不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蜷缩在集体意识里做一个无名者，巨大的社会压力可能会促使他们成为反社会的力量。人们喜欢言说鬼子小说中的“苦难和悲悯”，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鬼子小说中书写的“冲突和暴力”。今天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动荡，可是，十年前，鬼子已经用他的小说写出了一种压抑和沉默的态势，这种态势已然成为今日社会现实的预警。
还是1996年，李冯在《花城》发表了长篇小说《孔子》。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和现实，去书写一个已经离开我们2500多年的历史人物，这好像不太符合广西作家的文学传统。但是，当新世纪孔子重新成为中国文化热点的时候，我们忽然意识到了这一代广西作家所具有的前沿意识。其实，无论是东西笔下的自然人，还是鬼子笔下转型期处于历史夹缝中的社会人，都表现出广西作家自觉地向一个时代进行告别。这种告别是那么决绝，以至于东西竟然用一个长篇小说《耳光响亮》来完成这样一个“不能回头”的告别的隐喻。然而，在一个迅速抛弃精神重负、无限追逐经济实力的时代，心灵问题总会浮出海面，于是，李冯回到孔子精神世界的神游之旅，显得既敏锐又自然。
1990年代的广西文坛显然不仅仅只有广西三剑客的“刀光剑影”，文学桂军“集体冲锋”的态势已然形成。
1994年，林白在《花城》发表了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由于女主人公多米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她的个人意识显然不像鬼子笔下的农村青年那样含混模糊，而呈现出知性、独立、坚定的特征。这部作品得到各种视角的解读，它既是90年代女性主义的经典文本，又是个人化写作的典型案例，还是广西神巫文化思维的标本。
1995年，凡一平长篇小说《跪下》出版。与在此前的《随风咏叹》和在此之后的《变形人手记》一样，凡一平笔下的人物无不具有一种“出走”的冲动。走出职业的规范，走出性别的限制，走出传统的价值准则。1999年，他的中篇小说《寻枪记》在《十月》发表，主人公可能意识到这种“出走”是一种“无根之旅”，生命的惶惑油然而生。
1993年，沈东子的短篇小说《美国》在《上海文学》发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化的脚步已经深入到边缘的广西。
的确，这块到处奔腾着河流，喀斯特地貌无处不在的土地上的人们，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出的已经不再是刘三姐那种单纯明快的山野之声。今天，人们更愿意认同“中国用40年走过了西方400年的历程”这样一种说法。记录时代变迁、事件兴替是历史学家的责任，表现心灵的状态则为诗人义不容辞。1997年，刘春的诗歌《生活》和《命运》两首短诗在《星星》诗刊的名牌栏目“青年诗人12家”上发表，它所传达的复杂体验及其所运用的复合式的意象手法，使之成为这个时代被反复提醒的诗歌记忆。
6 走向多元的复调
21世纪：
长期以来，活跃于中国文坛的广西作家更多来自桂西的少数民族文化圈和桂北的中原文化圈。进入新世纪，东南西北的广西作家异军突起，使广西的文学版图精彩纷呈。
红水河、左右江流域覆盖的桂西作家群仍然是文学桂军的主力。2002年，壮族作家黄佩华出版了长篇小说《生生长流》。这部显示作者雄心的小说采用了家族史与个人传记相结合的结构模式。人们正为新世纪的降临兴奋未已之时，黄佩华却对刚刚离去的20世纪采取了回望的姿势。对于文学而言，这种回望是永恒的。一批作家用不同的文体开始了“重返故乡”的行动。2004年和2007年，壮族作家冯艺相继出版了散文集《桂海苍茫》和《红土黑衣》，前者是他的广西人文地理笔记，后者是他“一个壮族人的家乡行走”。对土地、对历史、对民族的重新认识和理解，成为新世纪以来壮族作家不约而同的选择。李约热的《青牛》、潘红日的《说事》、黄土路的《谁在深夜戴着墨镜》都在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奇景异观。桂西的喀斯特地貌不仅造就男性作家的想象，而且赋予女性作家特殊的灵性。2004年，杨映川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中篇小说《不能掉头》。通过主人公的逃亡生活，小说揭开了一个又一个社会黑幕。不过，杨映川的小说虽然有大量生活现场的记录，但她的思考却从来没有停留在现场，而是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延伸。蒋锦璐对纷至沓来的社会万象有更多的敏感。她发表在《当代》的中篇小说《双人床》，虽然也有爱情婚姻的框架，但她试图探究和表现的仍然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漓江流域覆盖的桂北作家群正在经历文学的更新换代。光盘的长篇小说《王痞子的欲望》中主人公一生的努力，动机与效果的接近荒诞的偏离似乎折射了我们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的现实。龚桂华的长篇小说《世情》恪守现实主义叙述传统，对一个过往的时代表达了力求客观的批判精神。杨丽达以她的中篇小说《桃花塘记》和《天地玄黄》关注人类非常态的精神世界，并希望为非常态的精神世界搭建一座通往常态精神世界的桥梁。
以桂江、浔江流域为核心的广西东部从来都不缺少优秀的作家。2003年，张燕玲在《人民文学》发表了散文《此岸，彼岸》，此文名列“2003年下半年中国当代文学排行榜”散文第二名。黄咏梅的短篇小说《多宝路的风》相继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转载。2003年《大家》和《钟山》分别发表了瑶族女作家纪尘的长篇小说《缺口》和《美丽世界的孤儿》。在纪尘的小说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现实”。这种新的“现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作者的内心世界。内心世界的日趋丰富日趋多元，恰恰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和丰富。2008年，被《小说选刊》转载的朱山坡短篇小说《陪夜的女人》又为我们见证了作者面对社会所发现的一种现实。
文化上，桂南常常是被人们遗忘的土地。然而，新世纪，风生水起北部湾，桂南作家群有了它的文化自觉。邱灼明、庞华坚的诗歌、伍稻洋、谢凌洁、杨斌凯、贺晓晴、沈祖连的小说、顾文的散文、廖德全的随笔、阮直的杂文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广西海洋文化的存在，同时也见证了经济大潮的澎湃。
沧海桑田，桑田沧海。50年弹指一挥间。从少数民族文化的张扬到海洋文化的觉悟，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定位到中国-东盟新的增长极国家第四经济圈的构建，50年的广西文学对它脚下的这片土地的认识在不断丰富、不断深化。文学桂军不仅扩大了它的文化版图、社会生活版图，而且也拓展了广西人的心灵世界，塑造了广西五彩缤纷、内涵丰厚的人文形象。文学桂军在南中国的边缘崛起，不仅重建和提升了广西的文化自信，而且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精神创造、文明果实。
国家层面对广西这片土地人文性质的理解和文化战略，直接导致了广西文学生态的巨大变化。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今天，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的轨迹，看到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国家内在而深刻的联系。
1 少数民族诗歌合唱时代
1950年代：
在广西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汉、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12个世居民族，蕴藏着丰富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壮族山歌、侗族大歌，瑶族、苗族、仫佬族的民歌，组成了广西的歌海。广西少数民族擅长歌唱，有着天籁的嗓子，更有情景交融的想象。由于国家文化战略的引导，20世纪50年代，广西文学引人注意的就是少数民族诗人的声音。
侗族作家苗延秀，1942年就到了延安，写过许多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然而，当他回到广西，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到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写出了反映苗族人民革命斗争生活的长诗《大苗山交响曲》。
正在武汉大学求学的壮族诗人韦其麟，听到了广西人文在这个时代的主流声音。他因为童年时代听过的一个关于《张亚源与龙王女》的民间故事产生了诗歌的冲动，一部杰作由此诞生。《百鸟衣》在《长江文艺》发表后为《人民文学》和《新华月报》分别转载。1959年，这首长诗被列为全国建国十周年的优秀作品之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苗延秀和韦其麟的诗歌思维更倾向于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理解广西少数民族的历史，仫佬族诗人包玉堂则以短平快的抒情方式直接呈现了广西少数民族的生活情趣。1957年，包玉堂的《走坡组诗》发表于《作品》12月号，《中国文学》（英文版）1958年1月号迅速转载。1958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包玉堂的诗集《歌唱我的民族》。
2 土地改革与革命历史的交唱乐
1960年代：
诗人往往先声夺人，发出开时代风气的声音。
小说家更擅长在某个时代告一段落之后，以书记官的姿势，为流逝的生活提供档案、备忘录甚至里程碑和百科全书。
陆地1938年就到了延安。1951年，他与来自北京的胡绳、田汉、艾青等著名知识分子以及清华、燕京两所大学的师生一起参与了南宁郊区白沙村的土地改革运动。1959年他完成了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
这是壮族文学历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革命历史”曾经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文学题材之一。虽然广西作家没有提供像《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那样影响巨大的作品，但广西作家仍然填补了一些“革命历史空间”的文学空白。李英敏短篇小说《椰林蕉雨》和《夏明》，写的是海南岛的革命斗争历史。海南岛的革命斗争经历以及对文学的爱好与天赋，使李英敏成为保留这段南方海岛革命斗争“文学历史”的“不二人选”。
“剿匪”曾经是非常引人入胜的文学题材。民国历史上，桂系又曾经如此强势，其社会根基如此幽深而盘根错节。这就注定了广西的“剿匪”是一座文学富矿。刘玉峰的长篇小说《山村复仇记》就开发了这座富矿。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还会不断有广西作家在这个题材领域一显身手。
3 “工农兵”写“工农兵”的单声部
1970年代：
“文革”期间的文学题材严格要求写“工农兵生活”，同时提倡由“工农兵”写作。在这种文学理念的影响下，广西文坛出现了著名的“两座山”。
秦兆阳、蓝汉东等人以“韦任敏”（谐音“为人民”）为笔名创作了以都安大石山区水利工程建设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穿云山》，百色地区三结合创作组集体创作了以百色石山区“学大寨”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雨后青山》。“文革”极“左”思潮赋予这“两座大山”明显的阶级斗争思维，使之成为那个特殊年代广西农村生活的特殊记录。
曾经当过“兵”的武剑青和徐君慧当然不会放过自己拥有的“财富”。武剑青的长篇小说《云飞嶂》写的是广西“剿匪”题材。徐君慧的长篇小说《澎湃的赤水河》写的是第三次国内战争的战争生活。
李栋与王云高合作的短篇小说《彩云归》虽然写的也是“兵”，但这个“兵”与中国当代的“工农兵”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体系。从阶级斗争的文学思维转入爱国主义、祖国统一的文学思维，显示了作者特别的文学敏感。对台湾当代社会生活题材的关注，复活了现代中国人的某种情感记忆。1979年，这个作品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年后，这个文学获奖的纪录才被东西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打破。
4 文学转型中民族与地域的和声
1980年代：
19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反思与启蒙的中国。1980年代的广西，一方面，“文革”前广西的文学剩余价值重新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已经解冻的文学浪潮也在强劲地冲击着广西文学，并促成其转型。
1980年，凌渡发表了散文《故乡的坡歌》，广西的少数民族风情又一次醒目地呈现。
1980-198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陆地的长篇小说《瀑布》，广西革命历史题材以史诗的形式得以表现。
1984-1986年，聂震宁以中短篇小说《岩画与河》、《长乐》、《暗河》启动了广西文学从传统向现代、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型。聂震宁可能是第一个在全国产生影响的广西汉族作家。其作品中人物类似暗河一样的意识流动以及对人性单一社会属性的超越，表明他已经充分注意运用文学的现代技巧，拥有了文学的现代思维。1986年，《长乐》发表后所受到的文坛关注，使聂震宁成为当年中国文坛的新秀。
1985年，杨克、梅帅元《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在《广西文学》3月号发表，这篇文章成为中国寻根文学思潮的先声。紧接着，杨克《红河的图腾》、梅帅元《黑水河》、《红水河》、林白薇《从河边到岸上》、张仁胜《热带》、李逊《沼地里的蛇》、张宗栻《魔日》等诗歌、小说相继在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广西文化开始以一种更多元、更复杂的方式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思维开始在广西的文学土地上开花结果。
当年轻作家在诗歌和中短篇小说领域驰骋的时候，中年作家凭借其丰厚的生活与艺术的积累，提交了具有鲜明广西本土文化气质的史诗性质的长篇小说。
1986年，壮族作家韦一凡长篇小说《劫波》出版，作者用这个小说所叙述的壮族当代生活表达了他对中国封建主义的反思。
1987年，瑶族作家蓝怀昌长篇小说《波努河》出版，作为瑶族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有机地融入了瑶族神话史诗的内容和海外瑶族同胞对国内改革开放生活的参与，使小说获得了历史的深度和时代的广度。
1988年，黄继树长篇历史小说《桂系演义》出版。小说以民国重要政治军事集团桂系为叙述对象，改写了中国长达20多年的“革命历史小说”思维模式，为人们思考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学视角。
1989年，黄佩华、杨长勋、黄神彪、韦家武、常弼宇集体完成的《广西文坛88新反思》，由广西人民广播电台于当年1月3日起用五周时间播发。《广西文学》1989年1期以《广西文坛三思录》为题编发部分内容。这是又一次广西的“文坛地震”，它以某种反叛的姿态试图实现对广西当代文学传统的超越。以此为契机，后来被称为“新桂军”，更后来被称为“文学桂军”的广西文坛新生代悄然登场。
5 边缘崛起的强音
1990年代：
1990年代的经济大潮重塑了中国，也重塑了中国人的心灵。地处边缘的文学桂军同样感受到社会时代的巨变，但他们更愿意将这种物质的变动转化为一种精神的裂变。
1996年，东西在《收获》发表了对于广西文学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在他的笔下，出现了一个与《美丽的南方》、《波努河》完全不同的广西。如果说陆地、蓝怀昌笔下的人物更多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是典型的政治人，那么，东西则努力剥去他笔下人物的社会政治外衣，呈现出人物的自然状态，是典型的自然人。自然人在既恶劣又美丽的自然中生存。艰难与快乐、自由与荒谬、伤害与抚慰像荒草丛生在东西的小说中，成为东西小说的复调，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灵记忆。
1996年，鬼子在《钟山》发表了中篇小说《农村弟弟》，1997年，他又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中篇小说《被雨淋湿的河》。小说中的主人公身为农民却离开了土地。更重要的是，鬼子笔下的人物果决地告别了我们曾经延续了三十年的思想体系。一方面是经济身份的彻底坠入社会底层，另一方面是个人意识在内心深处的疯长，这些人物已经不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蜷缩在集体意识里做一个无名者，巨大的社会压力可能会促使他们成为反社会的力量。人们喜欢言说鬼子小说中的“苦难和悲悯”，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鬼子小说中书写的“冲突和暴力”。今天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动荡，可是，十年前，鬼子已经用他的小说写出了一种压抑和沉默的态势，这种态势已然成为今日社会现实的预警。
还是1996年，李冯在《花城》发表了长篇小说《孔子》。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和现实，去书写一个已经离开我们2500多年的历史人物，这好像不太符合广西作家的文学传统。但是，当新世纪孔子重新成为中国文化热点的时候，我们忽然意识到了这一代广西作家所具有的前沿意识。其实，无论是东西笔下的自然人，还是鬼子笔下转型期处于历史夹缝中的社会人，都表现出广西作家自觉地向一个时代进行告别。这种告别是那么决绝，以至于东西竟然用一个长篇小说《耳光响亮》来完成这样一个“不能回头”的告别的隐喻。然而，在一个迅速抛弃精神重负、无限追逐经济实力的时代，心灵问题总会浮出海面，于是，李冯回到孔子精神世界的神游之旅，显得既敏锐又自然。
1990年代的广西文坛显然不仅仅只有广西三剑客的“刀光剑影”，文学桂军“集体冲锋”的态势已然形成。
1994年，林白在《花城》发表了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由于女主人公多米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她的个人意识显然不像鬼子笔下的农村青年那样含混模糊，而呈现出知性、独立、坚定的特征。这部作品得到各种视角的解读，它既是90年代女性主义的经典文本，又是个人化写作的典型案例，还是广西神巫文化思维的标本。
1995年，凡一平长篇小说《跪下》出版。与在此前的《随风咏叹》和在此之后的《变形人手记》一样，凡一平笔下的人物无不具有一种“出走”的冲动。走出职业的规范，走出性别的限制，走出传统的价值准则。1999年，他的中篇小说《寻枪记》在《十月》发表，主人公可能意识到这种“出走”是一种“无根之旅”，生命的惶惑油然而生。
1993年，沈东子的短篇小说《美国》在《上海文学》发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化的脚步已经深入到边缘的广西。
的确，这块到处奔腾着河流，喀斯特地貌无处不在的土地上的人们，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出的已经不再是刘三姐那种单纯明快的山野之声。今天，人们更愿意认同“中国用40年走过了西方400年的历程”这样一种说法。记录时代变迁、事件兴替是历史学家的责任，表现心灵的状态则为诗人义不容辞。1997年，刘春的诗歌《生活》和《命运》两首短诗在《星星》诗刊的名牌栏目“青年诗人12家”上发表，它所传达的复杂体验及其所运用的复合式的意象手法，使之成为这个时代被反复提醒的诗歌记忆。
6 走向多元的复调
21世纪：
长期以来，活跃于中国文坛的广西作家更多来自桂西的少数民族文化圈和桂北的中原文化圈。进入新世纪，东南西北的广西作家异军突起，使广西的文学版图精彩纷呈。
红水河、左右江流域覆盖的桂西作家群仍然是文学桂军的主力。2002年，壮族作家黄佩华出版了长篇小说《生生长流》。这部显示作者雄心的小说采用了家族史与个人传记相结合的结构模式。人们正为新世纪的降临兴奋未已之时，黄佩华却对刚刚离去的20世纪采取了回望的姿势。对于文学而言，这种回望是永恒的。一批作家用不同的文体开始了“重返故乡”的行动。2004年和2007年，壮族作家冯艺相继出版了散文集《桂海苍茫》和《红土黑衣》，前者是他的广西人文地理笔记，后者是他“一个壮族人的家乡行走”。对土地、对历史、对民族的重新认识和理解，成为新世纪以来壮族作家不约而同的选择。李约热的《青牛》、潘红日的《说事》、黄土路的《谁在深夜戴着墨镜》都在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奇景异观。桂西的喀斯特地貌不仅造就男性作家的想象，而且赋予女性作家特殊的灵性。2004年，杨映川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中篇小说《不能掉头》。通过主人公的逃亡生活，小说揭开了一个又一个社会黑幕。不过，杨映川的小说虽然有大量生活现场的记录，但她的思考却从来没有停留在现场，而是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延伸。蒋锦璐对纷至沓来的社会万象有更多的敏感。她发表在《当代》的中篇小说《双人床》，虽然也有爱情婚姻的框架，但她试图探究和表现的仍然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漓江流域覆盖的桂北作家群正在经历文学的更新换代。光盘的长篇小说《王痞子的欲望》中主人公一生的努力，动机与效果的接近荒诞的偏离似乎折射了我们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的现实。龚桂华的长篇小说《世情》恪守现实主义叙述传统，对一个过往的时代表达了力求客观的批判精神。杨丽达以她的中篇小说《桃花塘记》和《天地玄黄》关注人类非常态的精神世界，并希望为非常态的精神世界搭建一座通往常态精神世界的桥梁。
以桂江、浔江流域为核心的广西东部从来都不缺少优秀的作家。2003年，张燕玲在《人民文学》发表了散文《此岸，彼岸》，此文名列“2003年下半年中国当代文学排行榜”散文第二名。黄咏梅的短篇小说《多宝路的风》相继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转载。2003年《大家》和《钟山》分别发表了瑶族女作家纪尘的长篇小说《缺口》和《美丽世界的孤儿》。在纪尘的小说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现实”。这种新的“现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作者的内心世界。内心世界的日趋丰富日趋多元，恰恰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和丰富。2008年，被《小说选刊》转载的朱山坡短篇小说《陪夜的女人》又为我们见证了作者面对社会所发现的一种现实。
文化上，桂南常常是被人们遗忘的土地。然而，新世纪，风生水起北部湾，桂南作家群有了它的文化自觉。邱灼明、庞华坚的诗歌、伍稻洋、谢凌洁、杨斌凯、贺晓晴、沈祖连的小说、顾文的散文、廖德全的随笔、阮直的杂文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广西海洋文化的存在，同时也见证了经济大潮的澎湃。
沧海桑田，桑田沧海。50年弹指一挥间。从少数民族文化的张扬到海洋文化的觉悟，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定位到中国-东盟新的增长极国家第四经济圈的构建，50年的广西文学对它脚下的这片土地的认识在不断丰富、不断深化。文学桂军不仅扩大了它的文化版图、社会生活版图，而且也拓展了广西人的心灵世界，塑造了广西五彩缤纷、内涵丰厚的人文形象。文学桂军在南中国的边缘崛起，不仅重建和提升了广西的文化自信，而且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精神创造、文明果实。
文章来源：广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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