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族儿童小说，一直是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中最重要的部分。民族作家们在抒写少数民族儿童生活、生存状态时，总是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那一民族在那一年代、那一地区的社会风貌、地域风情，总是会凸现出那一民族儿童迥异于别的民族儿童的内在的、情性的种种元素，从而使儿童文学的民族性凸现出来。所以，民族儿童小说虽数量不多，作品中的民族少儿形象却因其鲜明的民族色彩而棱角分明、性格独具。
　　维吾尔族作家穆罕默德·巴格拉希的中篇儿童小说《心山》，写了三个年龄相仿、向往美好却家境各异、性格相殊的维吾尔族少年，因为被村子里流传的“心山”的传统所吸引，因为被传统中用鲜血挽救楼兰孩子的拜格库勒拜格和使心脏变成了“心山”的“漂亮母亲”所感动，竟自作主张，去寻觅那座天天被日头映照得像是刚掏出来的心一样鲜红的“心山”。整部作品都在描述他们走向“心山”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以及他们面对困境的勇敢表现。民族心理素质不是一个空泛、抽象的概念，探究它的发展、变化，要在新一代民族少儿形象的刻画中展示出来，从《心山》中这三个维吾尔族少年形象看，当下的社会现实、生活环境对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具体、不同的影响，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崇拜民族英雄的情结，更有着对知识的渴求，对展示自身才能和创造奇迹的渴望，以及对于来自他人的尊重和关怀的渴盼。作家对他们的心境、言语、行动的细致而真实的描写，揭示出民族心理素质新发展的丰富内涵。小说中，对遥远大漠空旷、死寂的氛围描述，对猛烈沙暴中狂风呼啸、震耳欲聋、黄沙漫天、天昏地暗、沙丘起伏的瞬间变动的有声有色的比喻式叙述，令读者如身临其境。这样的描写和叙述，决不能只用艺术技巧来概括，不只是语言运用的高超，可以说，不是生长在这一民族地区的本民族作家是决写不出来的。透过这些描写与叙述，读者了解到的，也不只是那里的自然环境、地域状况，更是关于这里的人们或已经远离或不愿离开或难以离去而形成的错综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状态，其中包括了思想观念、道德情操等各个层次、各个方面。显然，一位民族作家，如果没有本民族生活的深厚积累，没有热爱本民族人民、尤其是热爱本民族儿童的真挚感情，是万万写不到这个程度的。而说到底，通过民族儿童形象的刻画，揭示民族心理素质的新发展，正是儿童文学民族性最鲜明的体现，而儿童文学的民族性，正是民族作家全身心地体验、感受、反映民族儿童的生活、思想、情感的一种结果。
　　另一篇柯尔克孜族的儿童短篇小说《三条腿的野山羊》与《心山》异曲同工。小说集中刻画了一个柯尔克孜族少年努尔别克的形象。他居住在高山脚下，父亲以猎捕为生，但他自己却非常同情、爱怜这些生长在山里的动物。小努尔别克无法违抗父亲的意志，更无力改变猎人的生活。但是，三条腿的野山羊的惨叫和小山羊的嚎叫，使他心灵震颤，父亲病后，他上山查看猎夹时放走了那只野山羊。努尔别克的这一举动是他的本性和真心的表现，也会引起人们关于民族地区社会变革、生活变动的思索和思考。作者着力描写努尔别克因父亲的强迫，“吃力地走在后面”、“胸闷躁热，双腿发软，浑身是汗”的情状，描述他因同学询问缺课原因而“心里像是什么东西堵着似的火烧火燎的”情境，叙述天气骤变、风雪交加之中，“他运用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本事，将大山羊翻倒在地，把套在猎物腿上的绳索用刀割开”而后使野山羊自由的情形。努尔别克的个性正是在这样的情节里展示得清晰而生动，作品中生态保护的题旨也就同时显现出来。相比《心山》，这篇作品的情节、人物都比较简单，难得的是，这篇小说的作者——柯尔克孜族的阿依别尔地·阿克骄勒，是一名在校的高中学生。他远离家乡却坚持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作品中渗透着对家乡、对民族、对本民族儿童的深爱之情，结构单纯，内涵却丰富，而且，这种丰富，只有用他特有的心灵去感受，才可能一一地揭示出来。
　　但是，这两篇小说的结局却都是活泼少年的死亡。他们或死于因寻觅“心山”而遭遇沙暴，或死于因解救猎物而雪中迷路，可爱少年的可悲命运，使作品具有了巨大的情感上的冲击力。自然灾难固然难以抗拒，但为什么他们的生活如此落后、封闭？为什么这些少年的父母都丢弃了本民族原有的淳朴并对孩子的成长产生着负面影响？为什么少年与长者之间竟无法沟通？不过，死亡的结局实在是太沉重了。也许是作者认为悲剧比喜剧、正剧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也许这样的表现会让人们对民族心理素质的变化、发展、提升有更深刻的认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近期民族儿童小说的现实性似更觉强烈，小说中不同民族的少儿形象都不仅有鲜明的个性，更体现出当代性与儿童文学民族性的浑然一体。
　　换一个角度，又可以看到少数民族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理念在发展，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并不有意地回避什么或是掩盖什么。因此，这些作品常常在流露出对民族儿童的天然感情的同时，彰显出一种明朗的批判精神。又如瑶族冯昱的《栖息在树梢上的女娃》，作家以悬疑的方式展开某一民族地区重大社会问题的故事。小说的主要人物就是栖息在树梢上的女娃，女娃在小说结尾时从树上摔下死了。小说的故事是在她死去之前的追忆和叙述中铺陈开来的。她10岁时读完三年级就失学了，父亲让她采割松油挣钱，于是她就成了村里年龄最小的割油娃，是那个年代里受苦最深的民族儿童典型，作家用一些常常被人忽略的细节写这个瑶族女童形象，并由此触及到山寨的贫困、滞后，村官的腐败、丑恶，百姓的愚昧、屈辱，令读者产生震惊以至惊悚的感觉，从而使这个民族儿童形象更加凸现，也让人们不得不对这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民族儿童的遭遇、命运作仔细的、深入的思考。也正因为如此，这篇作品所塑造的民族儿童形象才显示出了它在儿童文学中的独特价值，也显示出了一位民族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有的民族作家并不是要专门地创作儿童小说，但他们却在作品中写出了活泼泼的、有血有肉的儿童形象，写出了特定年代、特定地域中特定民族少年儿童的生活情境和心理状态，写出了能够打动人、感染人的童心美和人性美。如裕固族青年作家苏柯静想的《白骆驼》、侗族北洛的《阿罗》、蒙古族瓦·萨仁高娃的《骑枣骝马的赫儒布叔叔》。
　　《白骆驼》以清新优美的叙述、神秘的历史和现实氛围，写出了一个裕固族少年苏柯尔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人生经历：拉骆驼，进闹市，遇盗贼，救白驼，识诡计，捉匪首，当干部。让读者了解历史、时代与民族儿童命运的复杂关系，认识人性的深邃、正义的高贵。《阿罗》与《骑枣骝马的赫儒布叔叔》都写成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但令人难忘的却是《阿罗》中阿罗的女儿、侗家女娃二丫这个形象，是《骑枣骝马的赫儒布叔叔》中那个生下来不足百天就失去了父亲、在偏僻山野上长大的蒙古族小男孩“我”，一个懂得感恩、懂得进取的少年。
　　也有的民族作家通过对某一年代、某一地区、某一少年形象的刻画，来表现一段历史。作品中少年形象的族别似乎不再重要，社会变革、生活变动的各种因素被强调，某些过去未在民族儿童小说中被注意的主题得到更深开掘。如侗族佘达忠的《少年良子的成长》、满族赵大年的《属鸡的女孩》。这样的作品，作为民族作家创作的少年题材小说的一种类型，值得关注和研究。

二

　　童诗和童话本是儿童文学中的两个重要门类，但在一段时间里民族作家们却很少涉及。2007年，这方面的创作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瑶族诗人唐德亮的童话诗《羊，或者狼》被评为《儿童文学》“10首魅力诗歌”之一，唐德亮本人获得“全国十大魅力诗人”称号；满族作家佟希仁的五首儿歌被收入由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的《快乐健康儿歌丛书》，幼儿童话集《彩彩坐云端》；满族作家肇夕的童话集《绕树一小圈儿》出版。
　　唐德亮的《羊，或者狼》，8小节，106行，排比的句式，铿锵的节律，包含着丰富的幻想、精密的布局，折射着错综的现实、复杂的生活。虽然，诗中隐匿的意味，不同民族、不同年龄段的读者会有不完全相同的领悟，但，羊与狼这样的传统童话题材和巧妙的现代手法，朗朗上口的语言和曲折有致的情节，却使作品具有了适应儿童审美心理的趣味性与启发性，并将民族地域色彩很自然地消融其中。那首《天堂动物后悔座谈会》，更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幽默感，又隐隐地透露着生长在山村乡野的民族儿童所特有的生态保护的紧迫感。诗虽小，串连成一组，独具韵味。

　　满族作家佟希仁为幼小儿童创作的儿歌、童话都漫溢着情和趣，又都深藏着爱和美。他的作品既自然地展现东北大地的景色，又真切地透露着满族人喜勤快厌懒惰、重诚信斥虚伪的情操。另一位满族女作家肇夕，把童话写得空灵飘逸，读完她的《绕树一小圈儿》，感觉这些童话的奥秘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说，但读完每一段又都会有一个画面在你眼前定格。肇夕的高明之处，在于在画面的延续、连接中，使童话的情节或延伸或跳跃，充满着幻想的超常性和幽默感。比如写一粒外出执行任务而迷路的油菜籽（《油菜籽历险记》），故事场景虽令人称奇，作家却写得随意自如、热情洋溢，天真烂漫的童趣洇透了每一个画面。生命的童趣、生活的意味、生存的意义俱在其中，清新的地域气息扑面而来，不鄙弃细微、不忽视细小的民族文化的传统意识在现代童话的诠释中更加光大。另一篇《呱呱呱》，直接描述一个住在满族皇帝宫殿里的乌鸦公主的生活。一只黑色的小鸟，却“有点儿像个小男生”，她不循规蹈矩，倒爱胡思乱想，爱跟小宫女搭话儿，爱拾掉在地上的谷粒；当父皇和母后都已故去，其他的公主都已老去，她竟把以前从宫女、大臣那里听来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乌鸦公主日记，又编成一本乌鸦公主地图集。肇夕这种似传统非传统、似现代非现代的童话方式不仅令人感到新鲜、新颖，产生一种艺术上的陌生感，而更主要的是从中看到她对于民族民间文化的借鉴和汲取。当然，她并不拘限于本民族，也广泛涉及西方不同民族的民间文化，这一点，从《狐狸镇》《粉脸狮子》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来。而《呱呱呱》的中心内容应该在于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审视和批判，其间也糅进了对当下一些社会现象的体察和思考。肇夕的童话创作进一步揭示出儿童文学民族性的丰富和发展：今天，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的文化背景已经较过去开阔得多，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也不再仅仅关注民族特色的外部特征，而把作家自己的思想、艺术深入到本民族文化根系中。
　　此外，也有作家尝试着写童话式小说，如傣族黄国平的《猫·狗·人》，幻想与现实交织，诗情与哲理交融，写猫的清高、狗的谄媚，写小孩的善良、大人的自私，有点传奇的色彩，有着生动的意蕴，引发读者丰富的联想和想像。而作家运用的展示人、猫心理独白的艺术手段，也在借鉴中有所创新。
　　也有的民族作家的诗歌，不是有意为儿童写的，却很适合儿童诵读，如回族沈沉的《刘胡兰》、满族高若虹的《风中的草》、瑶族李祥红的《瑶家吊脚楼》、维吾尔族阿布利孜·奥斯曼的《童年的梦》等。

三

　　民族作家为儿童写的散文很少，但很少的几篇却都有着民族儿童独特的视界，有着他们稚真的情思。如哈尼族陈强的《背柴》，写11岁的“我”与8岁的弟弟放学以后去柴山，赶在太阳落山前急急忙忙地砍柴，又在山风的呜呜嚎叫中，在新月的幽幽光照下忙忙慌慌地回家。文字很简洁，内容也单纯，却写出了那一年代哈尼人生活的艰难、哈尼儿童童年的苦涩。作家所描写的山村的闭塞、山路的荒凉，又呈现出那一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散发出那里所特有的生活气息，从而形成一种难忘的情感氛围。另一篇《萍姐》，写儿时的小伙伴萍姐怎样领大家做游戏、唱儿歌、到邻村看电影，又怎样在风雨中用自己瘦弱的身躯保护她的弟弟和“我”，令人感受到童心的稚真和珍贵。这样的作品，篇幅虽小，终因其情感真忱、个性凸现、贴近心灵而有一种撼人心弦的力量。
　　有的民族作家总是满怀深情地叙述童年记忆，如满族的西风，他的《走近村庄》写十来岁时推碾磨面、读初中后到水井担水、在摇篮旁看护弟妹，以及小时候穿着母亲手工纺制的衣服、戴着红肚兜的情景，让当下的民族儿童了解本民族往昔的生活风习，让往昔的岁月被心灵的烛火照亮。另一位满族作家高维生的《冬天的记忆》，也是写印在心灵中的童年生活，但作者是以童年的口吻来叙述的，更富儿童情趣，更有童稚情味，精妙的文字中更具一种民族、地域文化的气韵。这类作品还有哈萨克族阿吾力汗·哈里的《燕子到我家做了窝》、蒙古族萧童的《黄瓜架下的温馨》等。可以说，这些作品连成了以往岁月中各民族儿童生活的画卷，是由各民族儿童的童年构成的形象的历史。
　　也有民族作家注意引导儿童认识民族历史进程中的杰出人物，如彝族作家张昆华的《聂耳绝唱》，从坐落在昆明市甬道街的聂耳故居，写出聂耳的音乐创作、革命人生，写到聂耳的墓地和他的永垂不朽。散文崇尚真情，与民族儿童最是心灵相通。儿童文学的民族性在儿童散文中体现得真切而具体。
　　从这些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小说还是童诗、童话、散文，都自然地显现出儿童文学民族性的丰富和美丽，而儿童文学民族性又自然地与当代性、儿童性交融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