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本报刊发藏学专家降边嘉措的文章。文中用大量生动的事实证明: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藏族语言文字工作蓬勃发展，成绩巨大。面对事实，相信每一位有良知的国内外读者,读了这篇文章,都不难对达赖集团所散布的“西藏文化灭绝论
”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则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也是构成一个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遵照共产党、毛主席制定的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政策和《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十分重视使用、保护和发展具有悠久历史的藏族的语言和文字。早在西藏和平解放前,1950年5月,时任中共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亲自主持,拟定了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本原则,经中央批准,于5月29日公开发表,共10项条件,后被称为“十大政策”,其中第六条明确规定:“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根据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方针和原则,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指导下,经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共同努力,加上十世班禅方面的积极配合,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17条,通称《十七条协议》。协议第九条,再次明确规定:“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人民解放军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按照《共同纲领》和《十七条协议》的规定,尊重藏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保障藏族人民使用和发展藏语言文字的权利。不仅如此,进藏部队一开始就提出了“思想革命化,生活高原化”的口号,要求进藏部队全体指战员要与藏族同胞亲密团结,打成一片,融为一体。而要与藏族同胞亲密团结,打成一片,就必须克服语言障碍。早在进军途中,部队就开展了学习藏文藏语的活动,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进藏部队的领导人带头学习。

　　1951年初,张经武、张国华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的代表,到北京参加和谈,18军政委谭冠三在甘孜带领部队做进军准备。为了与藏族人民打成一片,部队掀起了学习藏文藏语的热潮。谭冠三带头学习。学习藏语,他有很多困难:年纪大,战争时期头部受过损伤,记忆力受影响;湖南口音很重,舌头厚,而藏语里卷舌音和颤音多,发音更见困难。但谭冠三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困难,努力学习。他不是做做样子,以政委的身份,做个动员,起个“表率”作用就完事,而是真学,下苦功夫学。当时给军直机关当老师的是傅师仲同志,解放前曾给西康省主席、24军军长刘文辉当过翻译。刘文辉起义后,他参军进藏,担任张、谭的翻译。

　　傅师仲根据过去的经验,以为军首长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让下面的人去学,起初他也没有打算认真教,只是应付一下。后来发现张国华、谭冠三等领导是真学,是带着责任感学。

　　当时各部队都配备了藏文干事,担任翻译和教授藏文藏语。军党委规定每天必须学一个小时。军部的学习班,有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秘书、警卫员、通讯员,规定早操之后,早饭之前学习。谭冠三总是提前到达,坐在第一排。学习班有班长,上课时,要喊“起立,立正”,向老师敬礼,老师还了礼,学员才能坐下。谭冠三像普通战士一样起立,向老师敬礼。他很少缺课,自觉遵守纪律,傅师仲这位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的官同国民党的官就是不一样。”

　　看到这种情形,甘孜人民、尤其是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深受感动,他们把旧中国与新中国加以比较,把国民党与共产党加以比较,他们说:解放前,甘孜有国民党驻军,最大的官也就是一个团长,他们歧视藏族同胞,不准我们讲藏话,骂藏民是“蛮子”,诬蔑藏语是“蛮话”,不让我们在他们面前讲藏话,有什么事要通过“通司”即翻译转达。解放后,共产党、解放军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仅尊重和保护我们使用藏文藏语的权利,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这样的高级将领亲自带头学习藏文藏语,带着对藏族同胞的深厚感情学,而且学得那么认真。他们真诚地说:“解放军的模范行为,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根本区别,使我们更加信任共产党、解放军,热爱共产党、解放军。”

　　1951年初,昌都刚刚解放,那时公路尚未通车,进藏部队的供应困难,连吃饭都成为一个大问题,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解放军帮助当地藏胞建立了一所小学,培育藏族少年儿童,使他们成为藏族有文化的一代新人。昌都小学是西藏解放后成立的第一所学校。

　　1951年10月,在张国华、谭冠三率领下,进藏部队主力到达拉萨,1952年初,即建立拉萨小学,张国华司令员亲自担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说明党和国家对西藏教育的高度重视。拉萨小学主要使用藏文藏语教学,同时适当地学习汉文汉语。在我们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汉族是主体民族,汉文汉语成为各兄弟民族共同的母语,藏族学生和藏族同胞学习和掌握汉文汉语,有利于祖国大家庭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友好往来,有利于增强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也有利于学生自身的发展。对一个人来说,只懂藏文藏语,如同只有一条腿,一只眼睛;在我们这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祖国大家庭,学习了汉文汉语,就有了两条腿,两只眼睛,可以使自己看得更多,走得更远;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用开放的眼光、宽广的胸怀面对全国,面对世界,才能使自己得到更快、更大的发展。一个封闭的、保守的、排外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民族,是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的。这种作法和这种观念,受到绝大多数藏族同胞的欢迎和拥护,得到一切有识之士的赞同和共识。

　　从那以后,西藏的各种各类学校普遍实行双语教育,并取得巨大成功。不仅如此,给其他兄弟民族发展民族教育,也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解放军到拉萨还不到三个月,便于1952年1月12日开办了藏文藏语训练班,有近千名干部战士学习。同年2月10日,西藏军区正式成立,谭冠三政委任校长。后改为西藏地方干部学校,由阿沛·阿旺晋美任校长,进一步扩大招生,培育更多的藏族干部。改革开放后,在此基础上,创办了西藏大学。

　　解放前的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在三大领主的黑暗统治下,广大人民、尤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奴和牧奴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在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西藏的教育事业得到空前发展,与此相适应,藏语文事业也得到繁荣发展,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1952年1月,在拉萨创办进藏部队藏文藏语训练班时,我是第一批学员,那一年我才13岁;1985年,在这个基础上,成立西藏大学,我现在担任西藏大学藏文系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我亲眼看见西藏的教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巨大发展。我是西藏教育事业的受益者,同时也为发展西藏的教育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是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进步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藏语文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出版事业,也得到极大的发展。藏族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历史上创建过许多著名的印书院,它们为保存和弘扬藏族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直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整个西藏没有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的出版事业同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过去留传下来的大量的木刻本和手抄本等珍贵典籍,经过整理出版。

　　《格萨尔》整理出版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一个生动而有力的证明。《格萨尔》是藏族人民集体创造的一部伟大的民间流传的英雄史诗,她历史悠久,流传广泛,深受群众欢迎。但是,解放前,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在思想文化领域,神权占统治地位,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受到压制和排斥。那些才华出众、具有非凡的艺术天赋的民间流浪艺人,被当作乞丐,遭到歧视。解放以后,党和国家对《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非常关心和重视,昔日被农奴主当作乞丐,遭到歧视的说唱艺人,今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杰出、最卓越的传承人,被当作国宝,受到尊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格萨尔》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到目前为止,共整理出版《格萨尔》100多部,总印数达400多万册。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400万”算不了什么。但是我国的藏族总人口不到600万,按人口平均,每个成年人有一本。这在藏族文化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了不起的成就,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藏族文化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

　　回顾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藏族语言文字工作的巨大发展,我们感到无限欣慰;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十七大精神的光辉照耀下,藏语文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西藏大学藏文系客座教授降边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