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巧晖]《民间歌谣与社会记忆(1919—1949)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23-04-11 作者:毛巧晖
出版信息
作者:毛巧晖
出版社:学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ISBN:978-7-5077-6545-8
目录
延安时期解放区革命歌谣:社会记忆与时代"共名"(代前言)
第一章 民间歌谣的流变与功能
一、民间歌谣的概念与范畴
二、民间歌谣的起源与历史
三、民间歌谣的分类
四、民间歌谣的功能
第二章 革命歌谣兴起及其发展
一、歌谣与新诗
二、歌谣与革命
三、苏区的革命歌谣
四、延安时期革命歌谣的搜集与创作
五、国家文化工程与革命歌谣的搜集整理
第三章 革命歌谣的地域特征
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谣
二、大别山革命歌谣
三、井冈山革命歌谣
四、桑植革命歌谣
第四章 革命歌谣的个案分析
一、《东方红》
二、《小放牛》
三、《十送红军》
四、《歌唱二小放牛郎》
五、《北京的金山上》
六、《南泥湾》
七、《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八、《映山红》
第五章 革命童谣
一、革命意识的“儿童化表达”
二、革命热情与儿童心理需求的契合
三、革命目标和儿童理想的契合
余论 革命歌谣的当代价值
一、历史记忆与社会记忆的表达
二、革命精神的传承
三、文化赋能与资源转化
附录1 从解放区文艺到人民文艺:1942—1966年革命民间文艺对人民性的凝铸
附录2 革命歌谣研究资料目录
参考文献
后记
后记
对歌谣的关注,应该是从我读硕士阶段开始的。1997年,我到西北民族学院(后改名为西北民族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有一门专业课程是“花儿学”,由郗慧民先生讲授。课堂上,郗先生时不时会唱上几句,课堂生动有趣,当时自己对学术并无认知,只是觉得“花儿学”这门课程很有意思,自己经常也翻阅郗先生的著作《西北花儿学》。当时的老先生们大多只有一两本著作,他们并不执着于学术发表,而是更关注学生的成长。歌谣学的课程作业,我记得当时自己抓耳挠腮地完成了一篇有关信天游研究的习作,拿着去找郗先生,表达了自己想将信天游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先生很高兴,跟我说:“你会唱信天游吗?”我当时就愣住了,从小最怕的就是表演,发言都紧张得声音发颤,更别说唱歌了。因为专业是民间文学,大多同学能歌善舞,他们跳着优美的民族舞蹈,演唱着各地的民歌,但我却从入学迎新晚会到每年元旦的师门聚会,最怕的就是表演节目。记得刚入学,大家精彩演出之后,轮到我,只能紧张地、干巴巴地讲了一则“南蛮盗宝”的故事。郝苏民先生后来跟我说,我们这些老师到各民族地区采录过大量的民间故事,你还给我们讲故事啊?我只能尴尬地沉默。我没有机会专门学习唱歌,更别说演奏乐器,自己又没天分,所以完全张不开口。突然被郗先生问,会不会唱信天游的时候,不自觉地嘟囔了一句:“研究还要会唱啊?”他很亲切但严肃地说,你不会唱怎么能更好地理解民歌啊?你看,李雄飞(比我高两级的师兄)他不仅会唱,都能当了“伞头”。我现在明白,郗先生所说的,其实就是当下强调的民歌中的整体研究、歌谣与语境关系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情感问题的讨论。当然,在那一时期,我理解不到这样深邃,只是很沮丧,别说唱得像李雄飞师兄那么好了,我是一首都不会唱,能勉强唱下来的也是曾经的流行歌曲《信天游》。与郗先生聊完后,我就仓促地写了一篇信天游的作业。但如果说最喜欢的民间文学文类,那我对民间歌谣可以说是情有独钟。硕士毕业后,我到山西师范大学工作,在讲授的课程中,有一门就是民间文学,对歌谣的兴趣,就倾注到课程讲授中了;我很认真地搜集与歌谣有关的资料、学术成果充实到自己的讲义,但就研究而言,则是越行越远。如果说还有印记的话,恐怕就是自己主持编写的《新编民间文学教程》中歌谣那一章及曾经发表过一篇有关信天游中女性形象的文章。现在看这些论著都很稚嫩,但确实饱含自己曾经的热情。本以为在学术研究中是不可能再“遇见”歌谣了,没想到2018年有了一个契机。
2018年夏天,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贺少雅博士联系我,希望我能参与她一个朋友录制的国家开放大学的课程之一“革命歌谣”。我当时潜藏在心底那一丝兴趣,也有隐隐的遗憾吧,瞬间被激活。毫不犹豫地,我就答应了。但答应之后,才知道讲授这门课程还是非常费时费力的。记得那年9月,我几乎每天都要去宋庄的录音棚录制,来回路上就很辛苦,更别说每次课程还要准备大量的资料。我在备课的过程中,当时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张歆博士给了我很多帮助。她帮我查阅资料,我们一起商量整个课程的框架,每堂课的内容,包括所选的一些个案,特别是她提到是否可以加入抗日革命根据地、解放区流传的儿童歌谣,这让我意识到革命歌谣研究中我们不能忽视童谣,但这在歌谣学领域似乎未引起太多关注,所以本书撰写中就将革命童谣专列一章,当然理论阐述尚不够深入,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研究者的注意。虽然讲课的过程很辛苦,但因此也形成了一份十万字左右的讲义。有一次就跟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史燕明女士提到了这件事,本来是感慨这个过程的艰难,同时也想跟她说说北京的红色资源利用与转化的问题。她就很关心这件事,希望能有机会将这份讲义出版。在她的推动与督促下,我申报了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021年文学创作扶持专项基金一般项目,在各位评审专家的推荐下,被纳入艺术基金支持的出版计划。虽然有讲义作为初稿,但真正将其修订为一本著作的时候,还是需要补充大量资料,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深化一些章节的论述,写作过程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顺畅。感谢北京市艺术基金负责部门的宽容;更感谢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提供了大量帮助的张歆博士,她总是默默帮我完成很多工作,但却毫无怨言。感谢本书的编辑学苑出版社陈佳女士,她时不时督促我的写作进度,但又不给我压力。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2021年,是我人生最难过的一年,母亲生病离世,母女从此天各一方。母亲一生都很要强,她总是鼓励孩子们积极工作。在她生病最难受的时候,也是叮嘱我要以工作为重,不用担心她。在最难熬的日子里,我爱人史晋奎帮我分担了很多,从繁重的家务到精神的压力;女儿史毛馨更是像跟我换了角色一样,照顾、安慰我,陪我散步、聊天,她很想念姥姥,但是从来不在我面前提起;父亲一生执迷于读书,尽管人生际遇很差,但他对读书、写作的热情远远超过我,只要看到我在看书、写作,他总是远远地坐在客厅,尽量不弄出一点声响,他希望能为自己女儿营造一个好的写作环境。对家人的感恩难以言尽,只希望自己未来能多为他们做点事,尽女儿、妻子、母亲的责任。
毛巧晖
2022年7月30日写于望京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 微信公众号 2023-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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