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20 世纪50~60 年代是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搜集、出版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许多民族史诗被陆续发现了。20 世纪中叶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出现了增添、删除、改动等诸多不科学、不规范的学术行为，1980 年之后引入田野作业方法，提倡科学性的搜集整理与出版，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起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搜集整理与出版进入学理性反思阶段，搜集整理与出版的规律性日益得到重视。

　　[ 关键词]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 搜集 整理 出版

　　中国学人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展开有组织、有目的的大规模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始于20世纪50～60 年代。20世纪80～90 年代以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搜集、整理和出版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围绕《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诸多北方英雄史诗和《创世纪》《布洛陀》《梅葛》等许多南方史诗的资料学建设全面展开，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南北格局逐步确立，而且朝着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拓展。为了促使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出版工作在今后获得更大的发展，检讨与反思20 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搜集、整理、出版的得失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一、20 世纪50～60 年代:重点性的记录、整理与出版 

　　20 世纪50～60 年代是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搜集出版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苗族古歌》《阿细的先基》《梅葛》等许多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被陆续搜集、整理、出版。青海民族出版社于1962 年出版了藏文版的《霍岭大战》（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于1956 年出版了《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上、下）等。1958 年，莫尔根巴特尔和铁木耳杜希合作将俄国出版的13 部《江格尔》由托忒蒙古文转写成回鹘式蒙古文，交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 年，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民间文学组和中央民族学院柯尔克孜语实习组合作搜集、翻译了《玛纳斯》第二部《赛麦台依》，于1961 年发表在《天山》杂志的第1 期、第2 期上。1959 年9 月，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搜集整理翻译的《梅葛》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 强调忠实的记录 

　　在搜集、整理和出版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时，一些学者强调忠实的记录。刘魁立于1957 年6 月刊发的《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主张搜集者应该搜集一切民间文学作品，认为对民间文学作品科学记录的第一要求是“准确忠实、一字不移”，“不加任何窜改、歪曲、扩大或缩减，如实地提供有关人民创作和生活的材料”，“要求尽可能把那些‘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部分’（如手势、音调、表情）也标记出来”，提出“必须对听众（如果有听众的话）进行观察和研究”的观点。[1] 刘魁立的这些见解与现今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田野作业的学术理念与学术实践大致无二，由于意识形态、学科意识和工作方法等诸多原因，以刘魁立为代表的忠实记录原则与方法没有成为主流，搜集者大都还是对中国民间文学展开有重点、有选择地记录或基本忠实的记录，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整理与出版亦是如此，这直接导致了史诗歌手的相关情况以及演唱环境等诸多资料的缺失，导致许多搜集者在记录、整理与出版过程中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做出增添、删除、改动等不科学、不规范的学术行为。

　　许多语言学家也在忠实地记录演唱的少数民族史诗。袁家骅于20 世纪40 年代进入云南路南境内的彝族聚居地进行调查，使用国际音标记录歌手演唱的《阿细的先基》，并予以出版。他和马学良主张在现场演述中记录口头诗歌，诗歌有的是传统的古歌，有的却是即兴的诗歌。诗歌句式短，格律强，而且比较定型，变异性小。“若要记下诗歌的全貌，必须从现场的对歌中记录。”[2] 这些语言学家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记录给当时与往后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记录提供了较为科学的参照，较大程度上保留住了当时少数民族史诗演唱的声音。 

　　2. 进行不同程度地增添、删除、改编加工 

　　在20 世纪50~60 年代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出版的大潮流中，对搜集来的民间文学进行不同程度地增添、删除、改编加工并予以出版的行为是当时的一种主流。它与20 世纪50～60 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时代特色有着紧密关联。人民性成为这一时期评价民间文学的标准，学人普遍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如蓝鸿恩、莎红等学人在整理和出版《布伯》的过程中保留了那些富于人民性的要素，删掉那些颂神请神的词句以及其他含有封建糟粕的要素，对有损于刻画人物的形象而显然又是带有糟粕倾向的地方做了改动。[3]

　　将歌手演唱史诗时呈现的重复性词句和内容剔除也是20 世纪50 ～ 60 年代中国学人常用的处理方式，如仰星整理和出版的《蝴蝶歌》删去了他认为不必要的重复，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在整理和出版《阿细的先基》也删掉了许多重复的诗行。

　　毋庸置疑，20世纪50～60 年代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搜集、整理、出版等存在许多问题，但是，这一时期的学术实践仍然给往后的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刘魁立、袁家骅、马学良等具有搜集、记录和整理民间文学实践经验的学人的实践无疑有益于往后少数民族史诗乃至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出版。

　　二、20 世纪70～80 年代:较为忠实地搜集、整理与出版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得到了恢复和重视，各地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搜集、整理与出版的工作组也陆续成立。许多20 世纪50～60 年代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搜集、整理与出版的中国学人成为中坚力量，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与出版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格萨尔》先后由西藏人民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甘肃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等出版，计有100 余部。[4] 许多地方性的蒙古族英雄史诗专集出版，如《肃北蒙古族英雄史诗》《卫拉特蒙古史诗选》等。不同地区的蒙古族英雄史诗合集出版，如《英雄希林嘎拉珠》《 蒙古族英雄史诗选》 等。1985～1995年，居素普•玛玛依的唱本8 部18 册全部用柯尔克孜文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 年，《密洛陀》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1983 年，马学良和今旦译注的《苗族史诗》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些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出版无疑推动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在海内外的传播，扩大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在国际史诗学界的影响力。

　　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学人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出版形成了基本统一的立场。钟敬文将整理、改编和再创作严格地区别开来，将整理方法归纳为单独整理、综合整理、删除糟粕的整理三种类型，提出在收集、整理、出版中可以增删改动的内容和不可改编的内容的原则与方法。[5] 从接受的角度，钟敬文指出供学术研究还是供一般读者阅读的整理目标必然会导致学人对民间文学的整理持有不同的态度和操作：“作为多种人文学科研究材料的故事、传说的记录，必须是按照民众的口头讲述忠实地记录下来，并且不加任何改变地提供出去（当然，它也必须经过一定的科学方法的整理过程）。即使原讲述中有形式残缺或含有显然错误的内容等，也不要随意加以删除或改动。最好把对它判断和弃取之权留给它的各种研究者。这种资料，虽在性质上十分宝贵，但是，一般作为普通读物大量印行，是不大适宜的。”[6] 这一时期的搜集、整理、出版也基本遵循着这一原则和方法展开的，但一些学人在整理和出版时将史诗之所以成为史诗的特性剔除出去，忽略了口头创作、演述、流布等一系列与口承性相关的要素。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田野作业”进入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学术领域，成为搜集、整理和出版民间文学的科学方法，丰富了史诗学的研究视野，推动了中国学人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和出版的反思。

　　三、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科学地搜集、整理与出版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对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演述理论的引介、转化以及本土化实践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乃至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纠正了将同一歌手不同时间演唱的同名史诗汇编成一首史诗或将不同歌手演唱的同名史诗汇编成一首史诗的做法，不再以书面文本的眼光观照口传史诗的搜集整理，阐述了口传史诗没有“权威本”或“标准本”的观点，强调口头史诗的每一次演述具有的诗学价值，要求科学地不加以改动地记录与整理歌手每一次演唱的口头史诗。它们还纠正了将口头史诗中许多程式化的词句和段落剔除的做法，要求对史诗歌手及其演唱背景的科学描述，要求尊重歌手演唱史诗时使用的方言和体现的个性，在学理上给国内搜集、整理、出版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而又规范的指导。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具有较高水平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在这一时期被整理出版。2011 年，角巴东主、索南卓玛、多杰才让等十余名藏学家参与翻译、整理的《格萨尔王传》汉译本系列丛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包括了《丹玛青稞宗》《辛丹内讧》《大食财宝宗》《卡切玉宗》《象雄珍珠宗》《歇日珊瑚宗》《雪山水晶宗》《阿达拉姆》等八个部本。《格萨尔精选本》丛书出版，全套丛书40 卷，包括《英雄诞生》《 赛马称王》《 魔岭大战》《霍岭大战》《嘉绒粮食宗》等。[7] 这对《格萨尔》的抢救、保护与传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能够促进《格萨尔》搜集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仁钦道尔吉、朝戈金、旦布尔加甫、斯钦巴图等主编的《蒙古英雄史诗大系》（四卷）由民族出版社2007 ～ 2009 年出版，这是中国史诗学学科资料学建设的重要举措，为中国史诗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文献。《格斯尔全书》是《格斯尔》搜集出版史上的一项重大工程，它观照到了北京木刻本影印本、北京隆福寺抄本校勘本等，它的注释涉及语言、文字、文化、历史、宗教等诸多学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8] 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9] 于2004 年出版发行，推动了学术界更全面地了解布洛陀文化，为壮学研究提供丰富而扎实的资料基础。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汉译的《玛纳斯》第一部于2009 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国际史诗学界产生巨大的反响。

　　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演述理论等诸多国际上晚近的史诗学理论与方法也促使中国学人进一步反思田野作业中记录什么的问题，使得学人们深刻地意识到记录、整理和出版的史诗与现场演唱的史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由此，如何记录和出版演唱的口头史诗的讨论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史诗学界的热门话题。如何将一首口头史诗的演唱具有的诸多维度和要素捕捉住和传递给读者，记录、整理和出版的史诗保留了演述中的哪些要素，丢失了哪些要素，一首演述的口头史诗如何转换成书面文本，这些问题都深深地困扰着学人。泰德洛克（Dennis Tedlock）着力于使用各种各样可视的印刷字体符号呈现某一特定演述事件，如大写字母表示音重的词语、细小的字体指称音低的词语、句子的中断表示演述中的停顿、印刷符号中的长线表示拉长的声调等，以求将一个口头传统的演述事件完整真实地誊写到书面文本，使得受众能够从文本上阅读到更为完整的口头演述事件。他对祖尼印第安人的口传诗歌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设计出能够尽可能多地记录和誊写演述事件具有的语言及非语言特征的书面文本。[10] 如果说泰德洛克侧重对口头传统演述事件的“声音再发现”，那么海默斯（Dell Hymes）便侧重对演述事件的“形式再发现”。海默斯提出一种较为系统的、与口头叙事结构单元相关联的诗学观念，专注于口语的范型、平行式、修辞结构等许多与口头演述相关的诗学特质，认为口头叙事通常由诗行（line）、小诗（versicle）、诗节（verse）、诗段（stanza）、场景（scene）、行为（act）、诗章（part）等结构单元构成。[11] 他关注整理和出版的口头史诗的结构单元、口头演述的语言、叙事结构以及修辞与审美特征等。巴莫曲布嫫对整理和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进行了较为透彻的反思，检讨了史诗汉译本《勒俄特依》的文本化及其工作流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炼出“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的概念，以史诗演述传统的在场、演述事件的在场、受众的在场、演述人的在场、研究者的在场五个要素及其联动的同构关系确定史诗演述的场域，在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搭建起一种可资操作的田野工作模型，探索一条正确处理史诗文本及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信息的田野研究之路。[12]随着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搜集、记录、整理、出版展开的全方位反思，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记录、整理、出版逐步科学化，制作能够真实完整地再现史诗演唱的记录文本也成为学人努力的学术方向。

　　总之，20 世纪50～60 年代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是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搜集、出版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出版工作在各个地方有组织地展开，许多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也由此被陆续发现了，而且对它们的搜集、记录、整理、翻译和出版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世纪80 年代以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和出版的深度和广度都胜于以前，新的成果不断出现，更为丰富，更为全面。这些搜集、记录、整理、翻译和出版的成果给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和难得的机遇，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另外，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是抢救和保护人类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对弘扬民族文化、丰富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推动祖国56 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保持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也富有重要的学术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 本文系2013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史论（1978-2012）”（13YJC751008）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刘魁立. 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J]. 民间文学，1957(6):29-37

　　[2] 马学良. 苗族史诗•古代苗族人民生活的瑰丽画卷（代序）[M].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10

　　[3] 蓝鸿恩, 莎红. 关于《布伯》的整理[J]. 民间文学,1959(8):83-87

　　[4] 赵秉理主编. 格萨尔学集成（第一卷）[M]. 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

　　[5] 钟敬文主编. 民间文学概论[M].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61-162

　　[6] 钟敬文. 关于故事记录整理的忠实性问题——写在《民间故事、传说记录、整理参考材料》的前面[M]. 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安徽

　　教育出版社,2002:144

　　[7][8] 格萨尔精选本[M]. 民族出版社，2002-2013 年。

　　[9] 张声震主编. 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M]. 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

　　[10][11] 巴莫曲布嫫•朝戈金. 民族志诗学[J]. 民间文化论坛，2004(6)

　　[12] 巴莫曲布嫫•朝戈金. 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J]. 文学评论，2004(1):147-155

　　本文原载《中国出版》2015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