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综述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8-10-21 作者：刘大先
2008年9月21日至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新疆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召开。来自北京、天津、四川、云南、湖南、青海、辽宁、陕西、甘肃、广西、福建、吉林以及新疆各省、区的近八十位学者、研究生参加。与会者从文学、民族学、人类学及民间文学和文艺学等多学科角度展开讨论，发表了各自的见解，也为推进“多民族文学史观”之树立提出了诸多良好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在开幕的时候首先回顾了论坛的缘起、历届的议题和研讨情况，并就本届论坛做了展望。她指出论坛到目前为止已经是第五届，积累了一定的成果，目前实际上面临着一个转型，下一步如何走，如何加强与其他学科的横向关联，如何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推进，都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深入思考的问题。
本届论坛议题原先设计分为四个集中论述的单元，在具体召开时做了一些调整，形成三个大的主题。下面本文将围绕这三个主题的发言一一呈示。一个综述作者最恰当的做法可能仅仅是客观地呈现，因为无论他做何种评点可能都会扭曲会议本身的现场的真实，因而本文将就相关议题单元和发言次序分别将与会者的发言罗列上来，尽量减少笔者个人的评判，只对某些引起较多呼应和共鸣的话题，结合现场的讨论加以点染，而各人观点的适当与否、认同或者臧否的判断，则由读者自行得出。
一、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思考延伸与理论拓展
这一论题在前两届论坛上引起诸多学者的兴趣，相关讨论的成果也反映在并且在近一两年来的学术期刊与报纸等媒体上，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本次论坛再次将其提出来，目的是使之进一步深化，从学者们提交的论文和发言来看，基本上取得了期望中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三点：一是对于理论问题具体化的个案研究的诉求；二是少数民族文学公共性问题的提出；三是从人类学、文艺学、比较文学等角度对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深入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杂志副主编关纪新的发言《营造更多的桥与涵》首先以提纲挈领的宣言形式，肯定大家对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讨论和争鸣，已经引发了诸多反响。不过，他认为要让这一科学史观及其思维方式为中国文学研究者普遍接受，还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在继续认真切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价值、意义、理念、方法、内涵、外延等学理性质问题的同时，每位服膺于这一理念的朋友都该为推进这一史观的普及想些办法，做些工作。他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界积极沟通的重要性。呼吁研究者应当走出去，介绍民族文学研究成就，宣扬古往今来兄弟民族的文学业绩，倡导中国文学学术工作者都该把多民族的文学知识作为自身的必修课，要学会将自己的学术与主流学术相互接轨。同时，他又强调民族文学界也该注意防止固步自封于一孔之见。此外，要想让主流文学研究界认识多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认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要义，就得力戒空谈，拿出我们足以服人的学术“干货”。
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李晓峰的发言是《作为民族国家知识的文学史》，他指出历史在民族国家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尤其重要。作为民族国家历史知识重要内容的文学史与其他历史知识，如宗教史、法律史、政治史、移民史等不同，具有更大的涵括性和关涉性。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话语的实践，可以有多种讲述方式和写作的可能，特别是作为个人知识话语建构的文学史，甚至可以自话自说，或者构成个人与历史的多种对话关系。但作为民族国家知识建构的文学史，则要求建构者要有明确的民族国家意识，从民族国家文学知识的角度来建构文学的历史。这样，文学史的话语实践，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科学的文学史，成为关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学知识，取决于文学史话语实践者个人对民族国家知识的了解程度，还取决于对写作者是的话语实践。南开大学文学院刘俐俐题为《用汉语写作的优秀民族文学文本的独特价值》指出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文本成为一笔珍贵的融文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方面价值的交叉性综合文本，其价值应当引起关注。她通过对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小说研究为例，借鉴阐释人类学方法，努力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看待乌热尔图的小说。发现其中原始思维制约了乌热尔图对于小说世界的构造方式。由此认为为，乌热尔图的小说文本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不如说是鄂温克族民间口头故事和神话传说的当代形态，凝聚了大跨度民族历史和当代人感受的文本，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文学都有独特的价值。她还特别以乌热尔图小说文本的分析向所谓同质的、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刘俐俐的发言以其清晰明了和理论深度引起了在座学者的积极回应，许多学者很赞同她用维柯“诗性智慧”的说法来解释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和作品。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唐小林的发言《新中国60年现当代文学史中的少数民族文学叙述》，系统考察了1949到当前，现当代文学史中的少数民族叙述的内容、类型、特征及问题，提示了多民族文学史的建构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及其应该吸取的教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刘大先的发言《中国形象的多样性表述》实际上讲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与表述问题，他认为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存在着失语的焦虑、母语的寻求、双语乃至杂语的混杂等现象，这实际上表述了民族文化的离散经验、乡愁冲动与文化记忆。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写作实际上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生发空间：多民族、多语言乃至多文学观念的差异存在，而这些差异在中国之内共同表述着同一个中国的多样性叙事和形象。西南民族大学彝学院王菊的《在存在中构想生产》则从空间性的角度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点，她分析多民族文学的历史产生了自己的空间：第一空间，是各民族对自己生存的现实空间的表述和再现；第二空间，是各民族对生存的空间的幻想性或创造性描绘和表现；第三空间，是各民族相互之间互相作为参照以后形成的交流空间的表征。在此基础上，“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构建在发展方向上就具有了三种相应的维度。湖南科技大学文学院潘年英则以刘再复提出的“文学自性”的观点为依托，发表了名为《文学自觉性的觉醒与回归》的发言，他发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少数民族作家都是试图通过文学来寻求民族身份的确证的。或者说，少数民族作家通常都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支配下进行文学创作的。新世纪伊始，这种情况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随着民族自身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改变，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也由原来的依附性写作转变为追求文学自性的写作，这一观念的变化反映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转型。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欧阳可惺的发言《公共性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他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形成是学术现代性的产物，而公共性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进程。少数民族文学如何进入更广阔的社会公共领域，体现其鲜明的公共性特征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趋向。在笔者看来，他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对于“文学性”的规定，它所应该显示出的现实关怀与效应，这也回应了许多学者提出的“多民族”、“多文学”、“多历史”中的“多”的问题。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海热提江·乌斯曼《维吾尔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趋势的若干问题》从具体的文学创作入手，尤其是发掘了维吾尔当代文学的一些史料，比如买买提伊明·托合提阿优夫《血地》的写作与翻译历程。湖南科技大学文学院杨曦作为一个侗族作家提出了“我的多民族文学史观”，她认为要使“多民族文学史观”得到真正的建构和普遍的接纳，仅仅靠理论界的呐喊和呼吁是远远不够的，还得依赖全社会的自觉，尤其是需要依赖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自觉，并通过他们的作品的影响，最终推动和促进“多民族文学史观”在知识界的广发接纳，进而成为一种普遍的公共知识。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李光荣《“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语用问题》认为同种语言的文学只可能在同一种尺度下进行研究，因而说明了翻译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意义。因此，各民族作家都必须拿出优秀作品来“竞争”文学史上的地位。就目前的学术工作而言，考察各民族文学的关系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既要弄清汉族文学对于民族文学的影响，也要明白民族文学对于汉族文学和其他民族文学的助益，从而弄清民族文学对于整个汉语文学的贡献，进而改变现有文学史的结构。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赵志忠《中国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认为中国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具有两层含义：对内是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对外是中国周边国家文学以及跨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对内的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包括汉族文学与55个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55个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学比较研究，这又包括不同语系民族之间、同一语系民族之间，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之间、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不同宗教信仰民族之间的文学比较研究。对外的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包括跨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如中国的蒙古族与外蒙的蒙古人，中国的朝鲜族与韩国人，中国的赫哲族与俄国的那乃人等文学比较研究；中国周边国家文学比较研究，如中国与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与越南、与朝鲜等国家的文学比较研究。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权雅宁《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的中国文论知识形态》认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作为撰写文学史的指导原则，对中国文论研究也有重要启发。地域制约是中国农耕社会带有根本意义的情结和文化模式，空间维度的缺失忽略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理论的重要影响，忽视了边疆口传文化对审美经验的影响。实际上汉族文论与少数族群文论始终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如何学理化地论证中国文论的各族互动及其形成的有机系统，首先需要研究中国文论的知识形态。四川大学文学院与新闻学院王立杰《起点与限度》则对从2007年至今《民族文学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等专栏讨论文章和连续几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学者们对“多民族文学史观”讨论的思考进行了综合分析，借此追问“我们何以要深入探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从而对此问题的讨论进行阶段性小结和推进。
二、传统与现代接轨下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
传统的断裂与继承、民族性与现代性、交流与融通，这些少数民族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在本届论坛依然是关注的重点之一。许多来自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从鲜活的批评现场提供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理路，对于后殖民理论的借鉴与批判、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意识问题、民族志书写的观照、少数民族母语写作与翻译问题都有着较为出色的研讨成果。
暨南大学中文系姚新勇《被淹没的“嘈杂”》则集中讨论了“民族文学”界的后殖民批评。他扫描了表现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上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借鉴的基本情况，并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建构史的角度，揭示了后殖民理论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内在性联系。作为一个密切关注文学现场的批评者，他还分析了网络上的相关情况，重点涉及了唯色现象以及维吾尔在线的情况。基于此，他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界引鉴后殖民理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理论运用的简单化，学术跟风现象严重。总体来看，相关研究还处于开拓起步阶段，真正深入切实的话语分析或知识考古性研究还很不够。诸问题的基本原因在于“文化本质主义”与二元对立思维。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黄伟林的发言《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意义在于从动态的角度考察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他认为中国从古代到现代，少数民族一直处于与汉族的交流与融合之中，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也有不断变化。少数民族作家通常被认为先天地具有其民族意识，而事实并非如此。自从现代性成为全球主流文化形态之后，民族性往往受到现代性的遮蔽。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因此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可以概括为五种类型地域意识型，如沈从文为例；民族意识隐蔽型，如老舍；国际意识型，如陆地；民族意识顿悟型，如张承志；民族意识虚无型。这些类型并不能概括所有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但它确实反映了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意识的复杂性。湖南大学文学院罗宗宇题为《对话意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建构中的核心意识》的发言认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重建包含四重对话关系：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艺理论与世界对话，作为多元整一的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与汉族文艺理论，作为特定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与本民族过去的、民间的文艺理论对话。对话意识之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重建的意义与价值在于确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自我主体性问题。而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包括立足于少数民族文艺实际，建构一套比较独立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话语系统，避免失语症；走出文学理论上的任何民族的中心主义，树立文论间的交互主体性观念；走向比较诗学，特别是平形研究与阐发研究的诗学比较。
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刘珩的发言《民族志与文学文本之比较》将人类学的视野再次提诸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视野。他的谨慎而晓畅的发言，显示出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文学人类学方法运用的种种可能。四川大学文学院与新闻学院李菲的《文学与民族志学》就是接续了刘珩的话题，讨论文学人类学批评视域中的少数民族文学。她认为文学人类学注重将少数民族文学视为“我写我”的民族志书写，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去充分认识民族文化与地方性知识的价值，然后理解少数民族作家如何把民族文化与地方性知识创造性地圆融于文学作品中去，进而通过文本的呈现完成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生态体系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主体”的自我建构。这种建构的努力值得我们尊重与珍视，正是由于多元主体的创造与互动，才使得中华多元一体的文化生态系统保持鲜活的文化多样化，维系其持久的生命力和价值意义。四川大学文学院与新闻学院博士生安琪以具有英帝国和英联邦传统的英国多民族文学为例，讨论了《多民族文学的中外比较》，她考察了二战之后的去殖民化运动和近几十年来的第三世界移民的涌入英国在何种程度上冲击了其社会的族群结构，并以何种方式重新塑造了后殖民时代的英国“国家文学”。这种他者的借镜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吉林延边大学韩英姬《改革开放30年来朝鲜艺术评述与反思》则探讨了少数民族艺术的发展，她将改革开放30年来朝鲜族艺术的发展，分为繁荣时期；萧条时期；创新时期三个阶段。指出要使艺术向更高一层发展，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既要强调艺术创作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要强调高水平的艺术性。这就要求艺术创作首先追求趋同性（与世界艺术发展水平保持一致）；其次强调艺术个性（保障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最后强调艺术的市场性（多样化艺术形态的探索）。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徐新建作为论坛的发起者之一，在发言中强调五年来论坛在理论推进上多有建树，当务之急应该多以个案充实完善。他的发言《墨尔多之歌：多文本和多叙事》就是围绕四川康区墨尔多山区的表述与被表述的个案展开，在田野考察和文本比较的基础上，从传说、山志到书写和朝圣，对丹巴民众的墨尔多信仰及其与汉人社会的交互表述加以分析，阐释多民族国家里不同族群间在文化交汇中的多样文本与多重叙事。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张春梅的发言《察析新疆当代文学批评》，提出将“汉化”与“民化”的文化衍变机制作为批评突围的方法之一，这一视角被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周翔质疑，不过张认为作为一种视角，对于克服批评忽视地域差别、文化意识、民族意识等问题，将文学研究向文化深部挺进都不无益处。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罗庆春《“第二母语”的诗性创造》概括论述了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的语言艺术，他认为少数民族作家在通过运用汉语这种全国各民族通行使用的“共同母语”，少数民族作家开始在自己的“第一母语”之外尝试着运用汉语——“第二母语”及其文字，来学习汉族的语言思维及其语言表达方式，并不断地让本民族的文化元素和母语思维贯注到汉语小说创作中，这就逐步形成了由小说中汉语的模仿性使用到汉语的创造性使用的过程和特点。西南民族大学藏学院德吉草的《创作中的双重追求》解读了藏族当代文学中的民族性与现代性表现。她认为，藏族当代文学创作，有着一千四百多年传统的母语写作，根植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同时，藏族当代文学中大量涌现了与文化“他者”与“世界”不断进行沟通与交流的非母语创作。文学创作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平衡生态，并以颇具包容性的文化品格，在彼此的相互依存映照中，逐步摒弃各种极端主义。非母语创作的介入，使藏族当代文学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对民族性的适度调整、修补与扩容。这种创作现实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构如何在保持自身历史境遇特质性的同时，又富念具有民族特质的现代性，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新疆伊犁师范学院吴晓棠的《哈萨克叙事文学的文化特征》、祁晓冰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与俄苏文学的关系》分别就哈萨克叙事文学如阿肯弹唱，以及俄苏文学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三、边地与中原的文学互动
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王佑夫在主持本单元讨论中，回溯了自己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历程，可以说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术史的考察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资料。在此之后，论坛的发言明显形成了以地域为特色的方阵。
首先是西北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热依汗·卡德尔在平行比较中将“师古用今，天道利国”作为《福乐智慧》与《四书》的共同追求。她认为这两个看似不相统属的民族文化成果，有着极为相似的文化追求，体现了极为相似的文化精神，此种现象绝非偶然。因此，对其必然性的论述必将在维吾尔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的关系研究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新疆大学中文系买提吐尔逊·艾力对新时期以来的的维吾尔文学批评做了回顾，麦麦提·吾休尔则探讨了汉语言文学与祖尔东·沙比尔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冯冠军的《锡伯族作家傅察新昌创作研究》、宝音达的《从传统到现代——论卫拉特蒙古现代文学的起源》和新疆伊犁师范学院阿布里克木的《买买提江沙迪克创作研究》都是较为新鲜的话题，将部分研究和整体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昌吉学院中文系张华《不同文化语境下新疆民族女作家的独特书写》尤其关注同为弱势话语的少数民族女性写作的现状。新疆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阿孜古丽对新疆农业大学晁正蓉发表的文学批评进行了一些商榷，与会者认为文化理解的差异不同构成对于文学自由解读的障碍。甘肃合作师专中文系安少龙《甘肃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文化资源》扫描了当代中国诗坛上的“陇军”诗人们，发现他们的主体是少数民族诗人群体。他认为甘肃少数民族诗人无疑拥有巨大而丰厚的文化资源，但是文化资源的多源性也往往容易导致文化资源的失衡，表现在：一部分当代少数民族诗人在努力靠近“主流诗歌”，在努力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却远离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远离了民间文化、地域文化，在他们的诗歌中，西部精神流散，母语渐行渐远、家园面目模糊，我族的言说逃不出他者的表述。因此，甘肃少数民族诗歌在繁荣的背后还需要进行冷静的文化资源整合，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为诗歌招魂，使之回归民族文化母体。甘肃联合大学文学院严英秀《当下甘肃藏族文学缺少什么》尖锐的批评了甘肃藏族文学的现状，指出甘肃藏族诗歌堪称繁荣的表象下实则掩盖着巨大的危机，而小说领域的甘肃藏族文学基本是枯寂萧条的，这些批评实际上是对于作家们的一种鞭策。
其次是四川学者共同体。与前述来自四川大学的学者相呼应，凸显出川军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力量。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徐希平的《杜甫诗歌与多民族文学》则从古代文学研究切入，考察了唐代诗人杜甫难能可贵的民族意识和的进步的民族观。杜甫广泛交往各民族朋友，吸收各民族艺术，受到多民族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另一方面，杜甫诗歌又对后世各民族诗人以深刻的影响，历代以学杜著称的少数民族诗人不乏其例，充分证明中华多民族文化与文学所具有的长期互相影响、融合的鲜明特征。四川大学文学院与新闻学院李祥林《多元视野中的羌族戏剧文化》以5·12大地震之后，自己亲身奔赴羌族文化现场所进行的羌族戏剧抢救活动开始，强调了在高扬文化多样性的今天以及当下羌族文化面临的严峻灾难，我们对羌剧有必要抓紧抢救、整理和研究。
第三，云南方阵。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刘红的发言《汉文化与云南民族民间故事》认为，作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云南地区很早就拉开了与内地文化交流的序幕，汉文化对云南民族民间故事产生了强烈的辐射与影响。但是，云南民族民间故事在与汉文化具有诸多一致的同时，也呈现出与之相异的风貌，此种差异缘于民族民众依据自身的社会语境和文化积淀对汉文化进行的过滤与改造。马绍玺的《“边地”个性与内容的丰富与文学互动的实现》指出“边地”与“中原”是一对关系极为复杂的概念。概念的核心可以是地理位置的，也可以是文化的、文学的。两者的“互动”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真正的“互动”要求互动者之间必须心态平等。如何摆脱现实互动过程中“中原”对“边地”的规范和引导，弃除“边地”作为一种被限定了个性和内容的存在之命运，是实现“互动”的基础条件之一。认识边地，认识自我，仍然是值得深化的课题。李骞《论新时期的云南彝族诗歌》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彝族现代诗歌的发展路程，从诗歌写作的情感结构根基，对物象的理解与判断，重构诗歌的创作背景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评判。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昂自明的《由边缘挺进中心平台》分析了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一个心理成因，认为其中包含传统中华文学史构建的背景因素——边缘境遇心理，传播平台的制约因素——旁支小流观念境遇心理，文体级表达手法之正宗意识因素——支脉拙技观念境遇心理，时代风尚的变迭因素——冷点侧视境遇心理。
第四，其他地区学者的发言。比如来自东北的吉林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学院李光一《解放后朝鲜小说叙事方式考察》以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文体为切入点，探索性考察当代朝鲜族小说叙事方式。张景忠的《南永前的图腾诗之我见》对南永前的个案进行了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高荷红虽然来自北京，她的发言《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之间的谱系》却是以东北满族说部为案例，指出在研究具体文本时，我们要有反思的精神，从文本的形成过程一一着手分析，才能说清文本的属性。如那些在不同年代编辑、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地方文化人或文人对民间文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而作家在采风和搜集民间故事、歌谣、神话、史诗的过程中的新创作也有深深的民间文学烙印。来西东南的厦门集美大学文学院夏敏发言名为《台湾原住民民间故事中的汉式叙事》，指出汉族移台，其口头叙事内容与程式影响了台湾原住民民间故事。他通过情节单元比较发现，台湾原住民所流行的这些明显由汉族带来的故事，虽然已经“原住民”化了，但是保留了汉族叙事的基本特征。台湾原住民对汉式叙事的变异性接纳说明，族群接触导致口述传统中“他者”因素滋长的同时，也加厚了本族叙事的层积。民族交流中，所有叙事不可避免发生文化“混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周翔提交的论文《文学互动与文化融合》同样也是在台湾原住民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多民族汇集之地有着丰厚的多民族文化资源，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创作题材的多向选择、人文历史的深厚积淀、艺术手段的极大丰富、多种语言的交互影响等等多种优势，创作者们能够在多元文化空间中自由选择。尤以西北、西南、东北、东南等所谓“华夏边缘”地域的文学创作为代表。无论民间文学还是作家文学的创作，都相应地受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渗透的影响，对这些文本的解读，应更多地从文学文本背后的文化文本着手。厦门理工学院的刘芭对彝族诗人的母语写作进行一番自己的分析。来自中南民族大学的吴道毅则就回族作家石舒清的小说创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总体而言，本届论坛议题既是往届论坛讨论热点的自然延续，也是结合最新的学术动态和新疆以及其他边地少数民族文学现实所进行的推进。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讨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公共性意义、少数民族文学个案研究与理论升华等，引起众多与会者的热烈讨论，而各少数民族古典文学、当代文学、民间文学研究则是本届论坛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特点。作为已经有了5年积淀的论坛，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在目前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辐射效应，使得少数民族文学这一原本非常偏僻的学科引起了越来越多主流文学研究界的关注，然而这不过是千里之行的跬步，与会学者在将来的进一步细化研究中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打破疆界、跨越鸿沟，努力促成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和谐共荣。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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