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于主流文学界及学院研究来说是个比较陌生的话题，长期以来，一直被主流学界有意无意地忽视，丰富多彩、层次繁复，蕴含着多种文化因子、审美因素的少数民族文学一度沉默，成为人们想象的异域。
 
      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正是考虑到这种局面，2004年，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创办了。经过3年来的积累和开拓，它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学术品牌，被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乃至主流文学研究界和诸如民俗学、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者广泛地关注和参与，日益壮大——

活动主办方安排与会学者进行了文化考察，图为文化考察中热贡法会上的小舞者

 
      7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青海省文联、青海民族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多民族文学论坛，在“高原夏都”青海西宁召开。来自新疆、西藏、甘肃、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四川、内蒙古、辽宁、吉林、宁夏、浙江、江苏、北京以及青海的科研人员、专家、教授、作家、艺术家约6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就“民族文学批评理论”、“跨学科学术视野中的民间文学生态”、“西部开发与民族文学书写”等论题展开深入讨论。与会学者包括汉、壮、藏、彝、侗、苗、回、土、满、蒙古、朝鲜、撒拉等12个民族，又一次体现了各民族多元对话、交互共生的文化文学新态势。众多学者在多元一体的文化理念指导下形成多元共生的共识。本次论坛赓续以往论坛的优点，在青海这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召开，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各个高校、研究院所、文联、作协的同仁共襄盛事，可谓实至名归。

 
民族文学批评理论探讨

 
      在“民族文学批评理论探讨”议题讨论中，四川大学的徐新建通过“龙传人”和“狼图腾”的对照，解析了当代中国族群身份在当代中国的两种表述类型，并指出相对于所谓共同体的“想象”而言，“表述”的含义更为清晰的实在。“表述民族主义”不仅在文学和人类学的学术层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在族群共同体的政治与历史领域也影响深远。新疆大学的欧阳可惺指出，在经济开发背景下，因为面临着个人消费与国家观念之间的博弈关系，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任务也必须关注当代，了解现实变化，同时展望未来。新疆师范大学的王佑夫回顾了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的学术经历，并进一步讨论在中国少数民族诗学通论的课题研究中打通古今、兼及各民族的可能。广西师范大学的黄伟林以对壮族作家路地的访谈为例，对其身份的隐显寻幽揭秘，并由此个案进一步引发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意识和无意识的问题。中央民族大学的赵志忠介绍了主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库”数据库建设的情况，指出应该把少数民族文学推向国际。大连民族学院的李晓峰则强调了多民族文学史观与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存在的有待改进的地方。西南民族大学的罗庆春发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书写与精神叙事已经和正在步入一个跨国际、跨民族、跨语言的“跨文明叙事”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而语言正是“跨文明叙事”的核心命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叙事在语言选择上已经和正在经历“绝对母语叙事”、“相对母语叙事”和“绝对汉语叙事”3个阶段。延边大学的李光一首先提出了朝鲜族这样的跨境民族在古典时期与现代时期传统断裂的情况，并就中韩文学之间的关系发表了看法。暨南大学的姚新勇指出了目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少数民族（族裔）”文学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身份批评”方法与理论存在的瓶颈，并就突破的可能途径提出了5点建议。内蒙古社科院的黄薇则认为，笼统地谈作家本人身份认同对于文学作品可能意义不大，因此强调了阅读民族文学文本对于批评家的重要意义。

 
跨学科学术视野中的民间文学生态

与会学者在文化考察中观看土族的轮子秋

      在“跨学科学术视野中的民间文学生态”的议题下，厦门大学的彭兆荣首先就口头与书写两种不同的文化文学类型之间的区别提醒大家注意需要方法论与思维模式上的更新。兰州城市学院的白晓霞在对甘青地区少数民族文学的人类学解读中，发现多民族文化传承内化为相对稳定的基因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存在于作品中间，具体表现在人物形象上“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的互动，文化意识上“族群意识”和“人类意识”的再整合。集美大学的夏敏在对藏族歌谣的人类学解读中指出，藏族歌谣常与仪式相交缠，较多地保留了文化记忆或原型的成分。歌谣的仪式功能使人们相信歌谣具有神力，从而“把愿望当做现实”，或把歌谣当做信仰者的“传声筒”；其次，春天重大活动中的对歌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和，促进了不同集团的性别交换与社会联合；而歌谣“比、兴”手法则缘起于交感巫术或主客间的互渗；一些歌谣还强烈地蕴藏着两代异性亲人间的“恋母情结”。西北民族大学的宁梅在甘肃藏传佛教寺院法舞（羌姆）的文化研究中，重点介绍了拉卜楞寺的羌姆面具、表演时间、角色、乐队及其表现的佛教奥义，并以之为契机，将藏文化与傩文化作了文化比较。西藏文联的杨世君从正反两个方面讨论了青藏铁路的开通对于西藏生态、经济、文化乃至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带来的冲击与机遇。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的高荷红以满族说部为例，探讨了口头传统中的生态文化观。四川大学的梁昭讨论了“赶墟”和“唱歌”，从“圩市会唱”来看壮族歌圩传统。撒拉族作家马建新介绍了撒拉族的民风民俗和当前的文学创作简况。

 
 
西部开发与民族文学书写

 
      在“西部开发与民族文学书写”的讨论时段中，青海省文联的马有义首先提出西部文学与西部大开发之间的联系，并指出这方面的研究有待加强。中央民族大学的徐文海以科尔沁草原为例，分析了西部开发与民族文学书写之间的关联性，认为以前作家、评论家主要关注的是“整体”、是“历史”，现在摆在作家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描写现在形势下的“西部”，而评论家关注的更应该是写现在“西部”的作家和作品。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的刘大先认为，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西部文学”包含了多层面、多向度、多级差的地理、民族、宗教、生活方式、文化想象与象征内涵，无论就其在整个“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体系中，还是其自身内部，它的认同意象与差异意象都不可一言以蔽之，它的敞亮有待于对其进行细致地分割与剖析，通过细部分解的考察，我们才可以更真切地认识到西部的地理经验、地方性在其文学书写中所起的作用和意义。宁夏大学的王锋以宁夏回族文学研究为例，谈了关于西部文学学科建设中应该理论与教学相结合，建立西部各少数民族文学整体观，同时需要加强队伍建设和资料收集工作。云南民族大学的李骞谈到大凉山彝族诗人群体的文化地理写作中所共享的汉族文化、传统彝族文化、西方现代文化等复杂积淀。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的周翔则介绍了台湾原住民作家文学的状况，并就其对于中华民族文学研究的意义作了说明。青海省文联的马光星介绍了土族文学研究的状况。云南大学的毛艳则介绍了傣族民间文学中的和谐观。藏族作家多杰才旦指出藏族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包袱和政治包袱，认为理想是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因素。青海民族学院的（大）卓玛通过对奥地利作家卡夫卡《诉讼》和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悬崖之光》的比较研究，区别了两者宿命意识之间的异同。（小）卓玛以许多案例分析了当代藏族汉语写作存在的双种边缘境地，并指出藏族文化基因的难以磨灭性。贾一心则评介了《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青海文史研究所的霍福还讨论了南京竹子巷传说与青海汉族移民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