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郝苏民先生参与筹建西北民族学院后68年的人生经历为“经”，以不同阶段的教学规划、学科建设思考和实践为“纬”，集中展现了其学术成长的路径、民俗学学科思想体系的形成、学科建设的探索实践及学科人才培养。在中国民俗学100 周年的视野下，立足西北地区最早民族类院校教学实践，回顾了改革开放40 年以来，民俗学学科的发展成就，并对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非遗研究、民俗学教学及新时代背景下的民俗学走向作了阐述。

　　关键词：中国民俗学;郝苏民;学科建设;多元一体;新时代

　　前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已经开始被介绍、引入中国，专题民俗调查活动在一定范围内也随之展开，如晚清革命派的种种倡导与言说，黄遵宪的民俗志著述，“风俗调查会”的成立及资料收集等［1］。根据民俗学学界业已公认的看法，一般将1918 年开始的北大歌谣征集活动视作中国现代民俗学的肇始［2］。如是，中国民俗学已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不可否认的是，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整体民俗学本体学术与中国化实践才进入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繁荣发展时期，进而重汇国学源流，跻入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在国家新文化事业发展过程中扮演应有的角色。时值中国民俗学100 周年之际，笔者拟专题采访中国西北地区民俗学教育家、民族学家郝苏民先生，聆听他对民俗学在中国西北大地高教领域从萌芽到茁壮成长的历程回顾、经验和学科反思，以期抛砖引玉，以真知灼见，与学科共同体一道，推动民俗学中国学派在新历史纪元的创新开拓，这应视为有意义之举。一贯低调的郝先生例外回应，认为此访适逢改革开放40 周年，在这40 年里，中央改革与地方各方面创新相结合，使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历史遗留下了贫瘠落后深痕的大西北，更是今非昔比。从这个背景看问题，作为这一历程的见证者，理应接受这次访谈，目的只为与青年一代共同反观总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奋斗中，融入各自的历史担当。

　　王彦龙（以下简称“王”）：郝先生，您好！很荣幸能有机会对您进行专题采访。您是中国西北地区民族学家、民俗学教育家，一度曾是前文化部非遗专家委员会民族民俗方面的专家委员，长期担任《西北民族研究》主编。您本回族人，又被公认为精通蒙古语文的当代蒙古学家；同时，还自修藏语文，也学维吾尔语文、俄文以及基里尔直至八思巴蒙古文等语文；对于西北人口较少民族，如东乡族、保安族、土族、裕固族、撒拉族和锡伯族的语言文化知识都有涉猎。您身上这种一生坚持好学，关注地方民族文化，富有开拓性的治学精神和卓越的人才培养成效，在我们几代学子中有口皆碑。今年是中国民俗学100 周年，您是民俗学高校教育在西北地区诞生和发展的首倡者和实践者。西北民族大学在1984 年创办了“西北民族研究所”，成为西北地区最早的民俗学学科人才培养单位，并于1990 年获得高校“民间文学（含民俗学）硕士学位”授权点，继而在高校首挂“民俗学系”名称［3］。培养了几代、一大批包括少数民族学子在内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有的还是那个民族第一代的民间文化专业人才，形成了较大影响力。学界很关注您多年来在民俗学领域建设的实践经验总结和学科反思，这也是这次访谈最主要的关注点。

　　郝苏民（以下简称“郝”）：提出的几个要讨论的问题，放在中国民俗学100 周年这一视野中来谈，总体来说是必要的。我想，讨论时要聚焦，要有整体观，就像拍照一样，重点要放在脸上。有了大背景和主题，再一聚焦，就是我身上要反映的东西。新中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的旧社会中诞生的，毛主席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邓小平让大家走向富裕，现在习近平主席率领各族人民再接再厉，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现在的“新时代”就是处在中国强起来、承担历史使命的新时代。回顾这些用意何在？就是要在这个时段里，聚焦我们所要讨论的关注点。我们谈民俗学，打开脑洞发现问题，明确我们的时代使命，没有这个大视野，就事论事看不清楚；没有这个大胸怀，也说不明白问题实质。在中国民俗学100 年的大视域里，我们聚焦在西北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里的一个高等院校，这个高等院校涉及到少数民族教育。在这个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背景下，就要着重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这个中华民族是存在历史渊源的大实体。我们强调中华民族认同，就要谈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里的民俗学。有了这一个清晰的、坚定的、宏观的认同，再把它放在西北这个空间的区域文化里，针对一个以具体少数民族为主的高等院校来思考，设计我们的学科建设，就有了实际的内容，以防空洞泛谈。

　　现在回过头来看，20 世纪 50 年代，伴随着和平解放大西北——进军西藏、新疆，凸显出少数民族干部的急需，应运而生的是民族学院的诞生。那时，中央、党的西北局关于西北民院的办学方针，就是这样指挥和要求的：一切从革命需求出发，一切从当地实际立足。所以，学以致用。西北民族学院首创的大学本科专业里，设立了“语文系”，内设蒙古、藏、维吾尔三个民族的语文专业，主要招收汉、回、满等不懂少数民族语文的学员（后来又增加了汉语文专业，主要招收会母语文而汉语文水平不高的少数民族学员）。直到60 年代“文革”之前，民院（民族类综合性普通大学） 基本是以民族地区发展中急需的专业和管理人才为主的学科建设，没有现在所说的民族学、社会学与民俗学等学科之说。学校学科真正发展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这40 年里的事了。

　　西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委所直接管辖的民族大学中最早的大学之一。当时建立这个学校是从什么角度出发的？我参与这个事情之后又是怎么走到这个学科里面的？在中国西北民族地区，其时需要何种学科？学科要怎么规划？与历史上的承继关系是什么？哪些曾是探索中的弯路？等等。因为我是在学校经历的过程里走过来的，谈我、谈我的事情都是在民族大学这块空间、这段时间里面来谈。为什么说我和学校的关系呢？我们学校正式成立是1950 年，我是1950 年到这里的。西北刚解放，筹办西北民院时从西北各地区选人，我就从宁夏来校，其时我方14 岁。到2018 年，整整68 年的岁月风云，我陪同西北民族大学这所学校同步跨桥梁、钻隧道、经风雨、见世面，一路走来，到现在还在陪学校爬坡走。如今，我已是83 岁的耄耋之翁，虽退休有年，但最少，仍在心灵与情感上陪同着、见证着学校的学科建设。说来有点搞笑，多年之后方悟出鄙人此举纯属“自恋”所为（并非全系行政头人“顶层设计”或授命）。但静思领悟，亦不属奇葩另类，可算“地方性”“特色”痴者一层。或于若干岁月之后梳理学术史时，可成为方法论层面之启迪兴许可能。因此，谈我和这所大学的相关往事，必然与这个院墙里波谲云诡的大小故事纠结在一起，又难脱离国家整体的发展或变迁来透视。离开这一层，我个人身上的一切就没多少趣味可言了。直截了当说，信息丰富得达到当今爆炸之时，奢侈的“浪费”就在所难免。加上发展不平衡的存在，个别操作者急求政绩，热急慌忙，不可终日，冷落基础建设，立马非具重大财富（或声誉）资源之举，不易被青睐；非形式主义项目，被视为“一钱不值”或成常态……

　　王：我基本理解您说的这层意思，关注的问题不能就问题而问题，应该放在一个具体的空间和时间里，选择具有宜于产生更多价值关怀的视野来探讨。您经历了西北民族学院的筹建阶段，大学本科学的是蒙古语专业，20 世纪50 年代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蒙古族民间文学作品，三年困难时期在甘南农场“改造”时自学了藏语，“文革”时期在甘肃师范大学（现西北师范大学外语系）又从事喀尔喀蒙古语文教学工作。您在某些访谈场合中强调这些人生经历对您走上民俗学－民族学的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您能详细谈谈这一段人生经历吗？

　　郝：1949 年8 月26 日，兰州解放。兰州之于西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点，现在兰州的南关十字，那时候有个城楼，上有大匾，写着“万里金汤”。跨中山铁桥往西，乃金城关，过去人们都生活在黄河水边上，城门一关就过不来了。自兰州一过黄河，向东北即至内蒙古，直北就是银川，偏西是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往南一点是青海，过了青海和甘肃甘南，就和四川、西藏连上了。过了嘉峪关就是西域，新疆头一站是哈密，再就是乌鲁木齐。再往西，现在叫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再走就是莫斯科，我们说的丝绸之路大体就是这样。兰州一把关，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皆止，故有“咽喉地带”之称。由于革命发展形势的需要，应用于军事需要的民族语言问题凸现出来，正是这个时候，西北民族学院先于其他民族院校成立，我总结了四个字——一个新纪元时代的“应运而生”。

　　西北民族学院起初的筹办地点位于现在兰州七里河区的西果园，原址是国民党时期的西北农专。1952 年，高教部决定对中华民国时期效仿西方构建的高校体系进行调整，有的院系、专业要撤消，有的要改造合并，称为“院系调整”，这是中央政府一大举措。与西北民族学院有关的，一是西安的西北大学边政学专业决定撤销，所有师生及图书资料合并到西北民院；二是兰州大学有边语系（藏、蒙古、维吾尔）专业，把这个专业的师生、设备合并到西北民院。至此，筹办中的西北民族学院正式有了大学本科的专业和系科，即“语文系”（注意，非中文系，也不是汉语系），同时还新成立了政治系。本科两系的开办，为后来发展大学教学打下了基础。因为语文系三个专业学员报名不平衡，便由组织分配，我被从维吾尔语专业调整到蒙古语专业。我入校时已是宁夏首批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服从组织分配自视当然。

　　不久就明白，学少数民族语文马上就要为全国的解放、建政服务。还没毕业的时候，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就来了。当时的决定是通过青海到西藏。任务紧急，学生报名参军，立马就编到部队。我们后来才知道，青海和甘肃的安多藏语，不同于西康话与拉萨方言，我们在校学习的仅是安多藏语。那时学生精神世界很开阔，争着报名，从宁夏同来的十多人都报名去西藏。尚未结婚的、年龄小的学生组织决定暂不批准，我就没有被批准，刷下来了。他们从西宁到日月山，再到格尔木，徒步走，一边修路，一边汽车推进，非常艰苦，有的还没到西藏就捐躯了。那时学校设置的一门很重要的课叫“民族情况与民族政策”，由旧时从事过边疆工作的教员给我们讲课。习仲勋是西北局的书记，也经常来给我们作报告，讲形势、讲政策，还有高级将领甘泗淇、院长汪锋等常来作报告。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加紧学好民族语文，为解放民族地区服务，所以脑子里面产生的不是民族学，而是民族语的翻译。西北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汇集的特殊地区，解放工作需要与各个民族打交道，不会民族语言就没有办法接触民众，因此，少数民族语言的干部培养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需要。当时在我们头脑里，搞通蒙古、藏、维吾尔三种语言，配合革命形势发展当翻译，就是参加革命了。民族学院到底是何种大学，当时还在有关方面讨论，而在我们当学员者自己的共识里，就是学会少数民族语言，配合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第一批正规班毕业是1954 年底，称“春季班”。我报的志愿是记者，去北京刚成立的民族出版社，但我被留校了，据悉是因为我的蒙古语口语突出，可当教师。1956 年，我在《人民日报》副刊上以连载形式发表了蒙古族谚语汉译作品，当时在全校学员中轰动一时。1957 年时，我翻译了蒙古族的一些故事，编成一个小薄册子，就是以后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布里亚特蒙古民间故事集·金蛋》。留校初期，我们被当作助教培养，各选课程，由任课老师培养后备上课。我选的是“翻译理论与蒙古语文翻译实践”，讲此课的导师是从西大来院的解放前有名的蒙古史翻译家谢再善先生。团中央1955 年号召向科学进军，我是青年教师团支部的负责人，我的理解就是把蒙古文很好地翻译成汉文，把汉文很好地翻译成蒙古文就是向科学进军，没有其他学术概念。1956—1957 年初期的助教期间，我翻译了不少蒙古文民间文学作品，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甘肃文艺》《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等报刊上陆续刊出。

　　1957 年，我大学毕业两年多，说法上我被视为“只专不红”，但后来内传我因与汉族同学谈恋爱，不服从有关领导劝阻等因，卷入领导不同观点的矛盾里被定成“右派”，开始在学校当“反面教材”。当时22 岁的我，几乎是全国年龄最小的右派分子之一。三年自然灾害最严峻的饥饿时期，我被遣送学院的甘南甘加草原农牧场垦荒改造。自然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很大，口粮严重不足，日子十分艰辛，不少师生已经浮肿。那时和甘加相连的青海甲吾草滩上，人、畜白骨，处处散见。我坚持了三年，也在牧民中学会了藏语。1962 年底，我被召回学校，侥幸留住一命。“文革”开始之后到白银的省干校接受审查。自1957 年后，我先后干过的工种，不止一二十种：爆炸山石、砖瓦工、蜡版刻写以及夯墙、砍柴、驮水、垛粮等等。听起来很苦，却锻造了我的意志，使我有了独自拼搏的能力，不幸中也让我抓到了“塞翁失马犹为福”的机遇。甘南的牧民生活教会了我藏语、藏文，进而我初步攻破了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一关。凄风苦雨滋润了我的人生道路，也为以后我不被虚名浮利所俘，决心从教，一心在西北高校建立应有学科奠定了意志和精神层面上的抱负、境界和实际收获。实话实说，一个少数民族青年的初恋婚姻失败，竟可以与某一时代特定地区政治问题牵连在一起，这给了我之后要走向哪里不少思考和启迪。当然，这些收获，支撑了我，也贯穿了我后半生的一切有思考的探索与行踪。

　　20 世纪70 年代初，北疆边防对峙，犯者陈兵百万，战事吃紧，国家备战以待。有关部门在兰州高校办俄语和蒙古国语文的培训，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一部分。当时内蒙古也因“文革”之故，人事不畅。在档案里发现我有此方面语言特长，拟调我担任教师。鉴于我仍是“摘帽右派”身份，一般性教师岗位都难在那时允许“右派”担任，何况如此重大任务，有关方面负责人最终研究出“两全其美”之法：须坚持革命原则，同时可用我的特长为革命工作。这就是给师生员工公开宣布我的“摘帽右派”身份，在“革命群众监督下进行教学活动”。1972年，我正式从北湾干校到当时的甘肃师范大学外语系就职（仍可得到32 元生活费的待遇）。在甘肃师范大学工作期间，我又钻研了古文字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4］。“四人帮”粉碎后，西北民族学院复办，我被重调回母校……

　　王：时代的洪流往往左右着个人的选择和命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给您恢复了名誉，学校任命您担任少语系副主任，您作为特邀专家到北京参加时隔12 年之久的第四届全国文代会。经历了20 年的雪雨风霜，工作和生活在此时开启了全新旅程，但您已经从一个年方弱冠的青春少年步入了不惑之年。这么多年的灰暗历程和大起大落的时代洗礼，对您产生了怎样的思想触动？

　　郝：前面是我的一些经历，与我后来的工作发展看起来没关系，其实非常重要。这是我第二阶段大干的思想基础，经过这些时代，看似平凡的生活细节却显现出了社会生活的必然逻辑。不管你冤枉也好，不冤枉也罢，都给我平反了，但年龄过去了，14 岁来到民院，已经临近50 岁了。家庭的破亡已非某一人一家的不幸（父亲是在国民党监狱离世的，母亲是在“文革”中重症不治而故的，千方百计从内蒙古调回的未婚女友，也被迫他去），这只能看作是苦难中华民族苦斗历程中，难免的付出……

　　西北民院的复办引发了我更多的思考。清华、北大、兰大、中央民大等等院校在“文革”中，都受到残酷冲击破坏，为什么没被撤销，而撤了西北民族学院？既已撤销，为什么又要复办？说明还是需要的。那么，我在民院充当什么角色才能有所贡献？苦思冥想再三，我初步认为，民族学院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成立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新创，确系中国教育史中最崭新而灿烂的一页。通过对族群文化的认知和科学解读，从学术的视野上全新、完整揭示和建构国家各层次民族的文化关系，牢牢掌握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从而填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新中国高校体系中的“空白”。

　　我遇到两件事，一是参加北京的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四人帮”粉碎后，全国最大的事就是第四届全国文代会，胡耀邦主持，邓小平讲话。“文革”十年没开过文学艺术代表大会，我很有幸被指名去参加。我重新进入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随之加入作家协会。二是学校调我回来参与到少语系重建工作中。除此之外，中国社科院某部门重建，还有其他高校改制，有意开展新课程教学。诱因在前，都有机遇备选，但我考虑再三，躬身自看，来不及了，纵有天大愿望，青春年华已逝。恢复初期的西北民族学院，百废待兴。有关方面负责人也曾接触我，表示经民意范围测试，拟建议我为提拔对象之一云。我很惊诧，精神很紧张，但也诚恳而断然表态不宜。我直言陈情：我个人及一家是沾着解放的光，才有了外出宁夏上大学的机会。解放的当时我就入了少先队、新青团，对解放军、老革命、学校，我是有感情的。至今“文革”等很多现象还不能理解，今后怎么干仍不明白，我可能还是穿新鞋走老路的一个。我只能爱读书，试着当一名教师……两次有可能调京的机会，我都婉拒了。我觉得还是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专业教学、科研工作上，我不能离开自己已熟悉的西北地区。几十年的荒疏，怎么弥补与别人水平的反差？现实点看，教师岗位最好。

　　十年动乱后推翻了所有冤假错案，立即是另一番天地。我有了多种异地就业的机遇，甚至首都。但“文革”给我的精神财富，让我当年易于“自恋型”的激情，终于把持在冷静思考的底线上，我最终还是被“20 年青春年华的代价”拉回到“尾巴夹紧”的“可控”站位上。我不以阿Q 自况，却也自信确认有了一种时代智慧。唯当教师一生最宜己，犹如孙悟空拔了一根猴毛，吹上一口气，一个孙悟空就成了五个孙悟空，同一个时间有五个孙悟空和同一个时间有一个孙悟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要赶快培养学生，通过学生的培养来体现我过去损失和错过的美好梦想。

　　王：三十余年的学科发展中，民俗学在西北民族学院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教学特色和科研优势［5］，经历了从研究所到学院建制，从一门课程到民间文学方向博士生的培养，从一份田野调查报告到不断出版的学术专著，从单一民俗学到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及民俗学四个学科整体呈现在一个学院的跨越。民俗学专业最早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继而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社会学专业被国家民委确定为重点学科；《西北民族研究》已然成为民族学与文化学研究领域卓然的品牌期刊；从民俗学走出的学子遍及祖国东西南北，有的已成长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业骨干。为什么在当时要选择民俗学作为入手？从经验和启迪的角度出发，您如何来评价这一发展历程？

　　郝：我是西北民族大学教师，这是我最主要的身份。在民俗学界我是民俗学家，我最突出、最值得人们称我为民俗学家的是因为我第一个把民俗学放在高等院校的系科建构里面，我们挂这个牌子是第一家。一开始叫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紧接着就是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系、学院，民俗学放到了所，紧接着放到了系、学院，作为法定的高等院校一级机构，是第一个。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生，看似不堪回首，但也非只是个人命运不济。那时人整人的现象是有的，但更重要的是应从时代、国家的层面来理解。碰到了那个时代，不慎栽了跟头，拨云见天，水落石出后，每一个人仍然要在祖国大地上积极对待今后的生命历程。我在民院，怎么办好民族院校？考虑什么问题？应该承担什么问题？考虑到这些我就想到了民族学。民族学是啥？社会学是啥？人类学又是啥？这些学科有什么区别以及相互间的关系为何？我开始系统认真地看费孝通先生的著作，对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之间的差异和前途以及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有了较为全面的掌握。从民族类高等院校在新中国的产生和兴衰变化出发，结合西北地区多民族互动交往的历史与社会实践的现状、问题，我认为，我的青春年华和可以驾驭的能力，能好好干的就是这个，我要在学校搞这个试验点。在办学思路和专业规划上，我有了新的理念和设想，再不能光学蒙古语、藏语当个翻译，那是最基础的，而应开始建构理论体系。

　　为什么先从民俗学开始？为什么要把四个学科捆绑起来办？关于这个问题的解析，得从当时民俗学形势发展、学校教学环境和学科内部关系来谈。

　　西北民族学院复办伊始，学校领导以崭新的姿态开始新的征程。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在1978 年 10 月组织召开了全国性的大会——兰州会议，会议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暨学术研讨会”。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同志给大会做了报告，他肯定了民间文学，特别是红色歌谣，在部队宣教工作中的重要性，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加强民族团结的巨大政治意义。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接见了参会代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参会者除了全国高等院校的教师、研究人员之外，还有来自文联、文化局和出版社的众多专家。钟敬文、段宝林等学界知名专家在会上做了专题报告。会议的直接成果非常明显，钟敬文的《民间文学概论》会后立马开始组织编写，于1980 年出版，马学良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于1981 年出版，会议酝酿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在1979 年西南民族学院召开的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上正式成立。

　　兰州会议的召开，吹响了十年动乱后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第一声号角。钟敬文曾说：“兰州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历史地位是在我国迎来民俗学事业发展黄金期的结果中被不断认识的，各高校民俗学教育事业的恢复为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形成了关于中国民俗学的十大问题，并为民俗学教学改革、学科功能定位奠定了认知基础［6］。2000 年，北京大学段宝林教授从学术史着眼，以笔名陈真发表《兰州会议的重要意义——新时期民间文学工作回顾之一》一文，对兰州会议进行记述，认为兰州会议是新时期民间文学大发展的光辉起点，提高了人们对民间文学的认识，起了很好的思想动员作用，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队伍的组建，为民间文学工作新高潮的到来，作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7］。民间文学、民俗学在全国范围燎原的形势、学校党政领导的重视以及老一辈民间文艺学家的学术积淀，为我校民俗学专业的开创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坚实的支撑。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民俗学学科建设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从策略上讲，民俗学最贴近生活，每天都接触，各族群最容易理解。（民院各族师生第一要务搞好团结，互相尊重，方能谈教学其他。对各民族生活方式一窍不通，就易互相误解。）先从民俗学办，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能少一点争论，多一点行动，避开内耗，节约时间。一开始要恢复学科，马上就有人以“文革”时极左口吻质问民族学是干什么的，什么叫人类学，怎么区别，妄图以无休止的辩论、争论搅黄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也有人习惯用“文革”前的思维方式，不顾民族地区的新变化，主张沿袭以前老路办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时不待人，必须先干起来，而且几门学科要同时进行，最大限度发挥现有人才的积极性，以节省成本。学科的区别在于不同的视野，大一点是人类学，整个人类的问题，小一点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再小一点是一个民族的问题、社区的问题。加之生活本身已经给我们补充了条件，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前期实践经验。我放弃了少语系，成立了西北民族研究所，接着成立了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和系，第一个系所合一是在这里，紧接着就把四个学科捆绑起来一起办。

　　在大西北人文社科学界第一次出现了人类学、民俗学的学科建制，填补了西北地区高校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专业从未有过的科研与学科空白，也在西北民族学院首出“系所合一”的教学形式，把科研直接引入课堂教学。不久，在费孝通的力荐下，又借教育部为北京大学批办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契机，我们与北大合作在兰州举办了第六届高研班。费先生煞费苦心的目的有二：一为扶持西北民族学院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的开创；二为开发大西北培养专业人才。费老亲临我校为我系揭牌，并在会间作了主题讲演，充分肯定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及民俗学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专业人才的重要性和迫切意义。

　　民俗学一开始以后，藏族的歌舞，蒙古族的服饰，维吾尔族的馕、抓饭和民间音乐等等，我们这里都可做下去。随着研究横向、纵向的发展，深层次的关于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问题开始进入关注范围。牧区社会怎么发展？农业怎么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从社会层面来观察人和事，就是社会学。我们的教学必须以社会现实问题为出发点，聚焦民族地区社会问题，不就是党一贯教导的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主张吗？在组织教学与科研上，根据我们对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多元现状及其特征的本土理解，确定了重视田野作业，开辟民族志、民俗志积累，坚持多民族地域多元文化特色，从头打好学术基础建设的发展思路，并聘请费老的高足、著名民族学家谷苞先生为田野课程的主讲。随着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教学点的逐步开拓，我们打通了学科之间的交叉，冲破了以往由于时代条件限制，全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教学仅设在中文系（汉语系）、多作为文学类讲座课（选修课）的传统惯例，以每位本科来自各专业的研究生新生入学必经“始业课”的专业启蒙，作为开始研究生教学前的“补课”（为以后跨学科研究奠定认知基础）；同时，充分发挥学生的才智，强调导师要根据研究生个人旨趣和优长（或民族，或地域，或行业），确定其研究的具体方向。我们的田野调查点除涉及西北各民族地区外，也借研究主题的需求而波及内蒙古、西藏、四川和华中乃至华东，甚至东北各地以及海外。田野调查方法在这几门学科中是相通的，扎实规范的田野调查训练让学生在硕士阶段就具备了独立从事调查研究的能力，这为学生以后的继续深造或从事专业工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同时，多学科理论方法渗透教学方式，让学生知识贮备具备了多学科优势，为职业选择和后期发展方向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90 年硕士点批办，1991 年开始招生。学生的选题非常丰富，当时都是突破性的，随着实践的延续，果然局面顿开。成书于1999 年的《丝路走廊报告：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是我们的第一批研究生通力合作的研究成果，费老为他们五个民族的学者参与完成的拙作专门题签［8］。至2018 年6 月，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含民间文学）两个研究方向共招收了15 个民族的硕士研究生175 人。在毕业者中近三分之二的人成为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考博生源，他们分散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南大学等多所名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或博士后进站，有的已成长为名校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从2004 年开始招收攻读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学的博士生，至2018 年，已有18 人获博士学位［9］。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是学科领域里的高等院校教师，比如新疆大学的周亚成，在新疆少数民族民俗研究，特别是哈萨克族的研究上，在学界有较大的影响力；社会学的马忠才，在北京大学学习了中国当时水平最高的统计学课程；人类学的满珂，在香港中文大学专门攻读人类学的社会性别研究。有的直接读了民俗学，像现在烟台大学的刘汉杰等。南开大学的袁同凯，广西民族大学的周建新（现在云南大学），都是从我们这儿走出去的。在社科院系统中，像甘肃省社科院的马东平，担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花儿”研究的戚晓萍等一批佼佼者已成长为科研系统的新生代力量。此外，还培养了一批刊物编辑。《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编辑部副编审蔡秀清、《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副主编杨德亮都是我的硕士。闽南师范大学的钟建华，畲族，在这里读的硕士，后来读了博士学位。他们学校有个刊物叫《闽台文化研究》，是大陆、港澳和台湾地区交流的一个刊物，他是编辑部主任。再不一一列举了。纵观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我们看到，民俗学专业的系统学习不仅仅给予他们一份职业，更令人振奋的是，很多学生都成长为相关学科领域的人才，为国家的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一集中现象是学校创办以来其他院系、专业所未曾有过的。

　　说到刊物，就不得不提《西北民族研究》。1986 年创刊，当时还是民研所，现在已经出了98 期。在刊物的每一期封面上，赫然写着“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多少年没有变过。刊物的条件极其不足，从主编到编辑基本上都是兼职。即便如此，我们紧紧依靠业内同行，追求学术质量，关注一线民族研究实际工作者的创新佳作，获得了学界广泛认同，被评为CSSCI 来源刊物，已成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民族学与文化学类核心期刊。围绕着这个刊物算是培养了一批学者。

　　总的来讲，从民俗学开始是对的，往后的发展事实证明了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虽然不是轰轰烈烈，也算是踏踏实实做事。老一代代表人物费孝通、马学良、钟敬文等谢世之后，我们看到，从北京师范大学到内蒙古师范大学，也都先后改制或创办了“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模式的教学建构。国家民委直属院校和地方民族类院校也陆续改建或者组建了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教学机构模式。内蒙古师范大学也是完全参考我们的模式，办得很成功。在中国民俗学会下面还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民俗研究中心。

　　王：谈中国民俗学的百年发展，有两个概念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是民间文学，另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也是一个被学界常常提及的话题［ 10 ］。就专业归属来说，一些高校的民俗学（含民间文学）硕士点在社会学等学科建制的学院，有些在以文学建制的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的民俗学专业一开始就脱离了文学系，继而与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齐头并进。从您自身的经历和思考来看，怎么正确认识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关系？民俗学的学科归属体系怎样才能更加科学规范？紧接上面的问题，在新世纪交替之际，作为囊括民间文学和民俗的“非遗”正式作为概念进入学术研究，在您的倡议和努力下，西北民族大学于2005 年成立了国家民委重点研究基地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非遗”工程牵涉到社会的多个层面，众多的学科参与其中，民俗学在“非遗”工作中如何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

　　郝：这个问题提得在行，也很重要。在中国，民间文学是一个独立行当，民俗学是一个行当。这还非最迫切问题，我个人认为，现在谈中国的学问，必须对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各族群及其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国里的地位和关系要有明确的认知和准确的表达。

　　中国高等院校过去没有民俗学，就叫“民间文学”，中国只有一家，这一家是北师大，北师大有一个人，就是钟敬文先生。钟先生以前是中国著名散文家和诗人，留学日本后就从事了民俗学。中国民俗学从北大的歌谣运动起始，但歌谣运动并没有说是民间文学，也没有说是民俗学。歌谣是什么？是“歌”和“谣”，严格说起来就是老百姓唱的歌，是没有专门作词和作曲的歌，解放后叫“民歌”，过去都叫“歌谣”。虽然是歌谣运动，到后来民间故事也被收集进来，实际上是“民间文学”这个词的前奏。从实质来看，它并不是单纯收集歌谣，而是走向民间，把民间的资料挖掘出来，相对于作家的文学叫“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民俗学里面也包括歌谣，不过包含的内容更多了。实际上，叫作“歌谣”也好，叫作“民间文学”也好，到后来发生了实际的转移，转移到了语言以外的行为上。

　　近些年从美国得到的民间文学理论中的新词叫“口头传统”，出现了一个世界范围的文化活动叫“非遗”，这三个一对照，有的是相同的，有的是同而有异的，后来越来越把行为放进去。我们现在所说的民间文学，或者叫“民俗学”，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大圈子里面，涉及的内容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已经成为学科建设，如果用庞大的理论来涵盖，那就是民俗学。根据现在的趋势来看，一体多元更加明显，有的既不是文学也不是民俗，而是民间文化。从学科的角度来说，不同时间里，不同群体在不同的文化空间里的生活方式、语言规则和思想意识，表现在文学、行为及心理精神心灵层面，从一个侧面来说叫“民俗学”，从另一个侧面来讲叫“民间文学”，还可以叫“口头传统”，也包括现在联合国倡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再简明一下，中国在五四运动后才有了一个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大革命，摆脱了以帝王将相为代表的封建文化，走向世俗，走向民间。如果放在这样一个中国思想发展的百年画卷中，叫作“歌谣运动”、叫作“民间文学”、叫作“民俗学”、叫作“口头传统”，其实是一个事物发展过程的不同称呼。

　　改革开放后，民俗学恢复重建。我把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打包到一块儿看，还有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看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这些交叉学科启发我们考虑中国的民间文学应该怎样正确定位。中文系的内容如非语言便是文学，而民间文学的文学性质只是它的一个侧面，和“阳春白雪”不能比。学科恢复初期还没有团队，我下定决心从理论高度来做，第一个站出来成立社会人类学·民俗学所，脱离中文系。1997 年教育部调整学科分类目录，将民俗学首次正式列入学科目录，属法学门类，作为一级学科社会学下属的二级学科，与人口学、人类学并列。中国民间文学失去了原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地位，成为包含在民俗学二级学科之中的“准二级学科”［11］，学科点分散归入民俗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专业中。从学科历史的角度来看，民间文学在一定时期内维系了民俗学在中国的延续。钟老在北师大用民间文学培养了一批人，北师大让钟老用民间文学，但不是主流，不是主体的课，是选修课。从某种程度来讲，他保住了这个根，没有这个根，我们是无根之木啊。

　　非遗是民俗学的另一个分支，研究对象包括口头传统、语言民俗、民间文学以及民间艺术等等。非遗工作面临两个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深度保护，二是发扬光大，其中牵涉的问题相当纷繁复杂。我们拿传统技艺类的瓷器打个比方，中国的瓷器蜚声海内外，瓷器怎么烧？皮子怎么弄上去？烧多长时间？有些红颜色怎么弄上去？这都是传统技艺，而且因地域、历史、受众等差异，形成了风格迥异、五花八门的烧制技艺，各有各的拿手作品。如果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瓷器就中国的最好，中国的最地道，买瓷器一定要买中国的，这就打开了市场。有艺术，有技术，就打开了市场。评成“非遗”了，出名了，身价自然就高了。以前用炭烧，现在用煤气烧行不行？“放三天，晒三天，阴三天，太阳底下干三天。”遇到阴天的话，四天成不成？英国人喜不喜欢这个颜色？阿拉伯人喜不喜欢这个颜色？这就是研究民俗。阿拉伯人喜欢白的，怎么把颜色改成白色？这是策划，也是创意。目的很明确，就是怎么用现代的方法把它改造，继承过去价值的同时，广泛采用新的技术来生产。“非遗”是一个附带的身价，最终会落实在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上。

　　关于民间表演艺术或者口头传统类的非遗项目，面对的却是另外一个全新的保护话题。皮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综合性民间艺术，我最早把甘肃的皮影弄到文化部，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2011 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甘肃环县现场演唱的时候，文化部部长都来了，他们出的书还专门请我写了序言。皮影戏是出名了，但问题也来了。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深厚观众基础的大剧种的观众都在不断流失，何况皮影戏。听的人少，看的人少，戏箱入库，一年到头很难见到三轮车拉着戏箱出现在乡间的路上。怎么办？他们开始卖皮影。皮影戏是啥？月亮出来后，把灯点上，在一个幕框子里，用皮影变化各种表演姿势，同时配合演唱，整个过程就叫作“皮影戏”。它是动态的、完整的，皮影只是里面的艺术造型道具，要动，唱着，人看着才新鲜，不是刻个皮影放在那里给人观赏。我们在思考，能不能根据这个原理找出娃娃们看懂的呢？比如说编成童话故事，弄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动物，猫和老鼠、狼吃羊、老鹰捉小鸡之类的故事都可以做。在原先老先生的基础上认真体会，设计动物的动作，儿童一看就懂。在基础不变的情况下，要学技术，变成别人欣赏的东西，就能更好地存在和发展。非遗是附在物质上的，它不附在物质上，你看不见摸不着，附在物质上才能显示非物质性。拿古琴来说，不是古琴是非物质，它只是形态，放在那个地方没用处，只有会弹琴的人弹了古琴的曲子，弹奏出的声音和韵律是世界没有的，是用物质的弦、木材、人来弹奏曲子，全部加起来才是古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琴本身。

　　将非遗工作放在大的文化空间来分析，就是怎么正确地对待一个民族的文化，怎么理性地对待一个整体的文化。吃一顿饭，一个桌子只有一个菜，一个桌子有十个菜，选哪个？当然挑着吃好，天天玉米面，谁都不愿意。我们要承认多元文化，多元比一元要好。人的心思和技能是多种多样的，过去互相不接触，不明白，现在以“非遗”把文化的多样性推给人类。不同族群的文化多样性体现在不同的创造发明上，宣传人类有多种智慧，让大家一起来看，多欣赏对方，少来点战争，才会美人之美，又可美美与共。这也是民俗学在非遗研究中要坚守的重要理念。

　　非遗在民众当中，在田野当中，民俗学工作者要俯下身子认真作调查。非遗是根子，用的时候不能照搬，要跟上时代长新花。光守住原始的，但欣赏对象变了，最后只能进博物馆。再者，原样也保不住。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空间，需求是不一样的。真学问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思维，在基础上加以延伸；假学问你把真活儿给它，它就歪曲了。

　　王：“从实际出发，研究西北社会经济情况，为开发边区做出贡献。”这是费老在1988 年为《西北民族研究》的题词。无论从历史发展、地理位置，还是从民族分布、区域文化来讲，西北地区一直是一个占据特殊地位的区域。在具体的科学研究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引入不断涌现的学科理论，另一方面是立足具体地域，凝练自身的学科话语。在西北这一独特的地理和文化环境中，怎样才能处理好区域研究、国家发展与学科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民俗学百年交替之际，这一学科如何更好地融入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郝：费老在世纪之交谈到学科建设的时候，专门提到了西部民族地区，认为民族地区是若干民族共同聚居的地区，不仅具有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独特的丰富资源，而且和四周地区存在着不可分离的物质和社会关系。因此，费老主张民族研究的对象不应限于单一的民族,而应是一个区域，而一个区域也常常是多民族的［12］。中国各民族发展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犬牙交错的分布状态，这是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在一起居住，就要打交道，便有了互相之间的往来联系，就是一种互动关系。居住在山里的人和靠近河边的人二者互不相通，但是，为了生存，两者之间必须要打交道，否则无法共存。你有做大饼的绝技，但所穿衣服的制作未必擅长，怎么办？就得拿卖大饼挣下的钱买衣服，而这个交道是随着经济之需，也是文化的交流和互鉴。在这个过程中，我带着我的文化观点，带着我的生活习惯，同样的，他有他的欣赏角度及生活习惯，相互之间就会产生碰撞，形成“和而不同”，就是可以在一起生活，但是文化不同。

　　不同生态环境下生存或生产方式积淀下形成的生活模式，我们称之为“民俗”，研究不同特点的民俗，将其理论化就是民俗学。民俗事项和对民俗事项的阐释研究都不能脱离一个实体，哪个实体？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民俗的实际。既不能用产生了西方民俗学理论的民俗事象去推理、代替，也不可以任何一个民族的民俗事象作为理解他民族民俗的依据。比如北方有族群曾以狗为图腾，他们至今有忌食狗肉的习俗。那么不吃狗肉，并不违背国家法律，喜吃狗肉的人依据国家民族政策就要尊重不吃狗肉者的民俗习惯。当然我们也不可用这种模式来推理或想象，凡忌吃某种动物肉的，必定是那种动物的图腾崇拜者。说起来这似乎是一件不值得唠叨的“小儿科”话题。事实是，民国以来这类小事总没能根除，从而引发出媒体不少误会、误解，甚至事端！这是为什么？民俗本身伴随着人类生存文化而存在，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变迁。但整体看，民俗现象是客观存在，不依你的喜恶而转移，不存在以族群为载体的先进或落后民俗之别，它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文化。对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必须从文化的规律去办，不能认为生活贫困、经济发展上落后，与文化落后划等号。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四个学科，起源在国外，但是我们不能原原本本地拿来，必须要中国化。中国化是从中国的实际与需要出发，这样我们就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或曰“中国学派”。虽然这些学科的形成最早在西方，但我们认为它只是给我们送了一个原理，就是说人类有这些知识，如何有效地开展研究则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就目前的学科发展来看，中国的大学里面基本上都有社会学专业，这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日新月异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比如对南、北各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解决，就要求我们的社会学家依据中国的实际去创新调研，以求最好的解决。就西北区域来看，历史文献中关于族群的记载，涉及西北地区的相对看，应为不少，大的族群互动也在西北，西北是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重点区域。这应是我们的一笔财富。我们各族群的民俗研究，能解决我们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西北的问题都能很好解决了，南方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这里有现实生活里面的案例，可以证明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例外的，一目了然，而不能仅是玩书本上空对空的理论。民族大学是革命需要的时候应运而生建立的，成立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少数民族的问题，少数民族同胞和地区也需要发展、建设。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各民族共同形成中华民族的认同。缺少任何民族的参与，就是不完整。所以，我们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研究民族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共同牢铸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谐和昌盛。民族类高等院校在办学思路上，办出特色，要有无可替代性。有了这个理念基础，才能明确自身的精准定位，更好地融入到国家整体发展中。

　　从方法论上来讲，我们必须仰望天空，要有大视野。站到兰山上看，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兰州市，再站高点，就能看到整个兰州市以外的区域，从东到西，到了河西走廊；向南一走是甘南，藏区的民俗和兰州市的差别很大；往东就是陕西，秦陇文化；再到中国，再追索到全世界、人类。看的时候我们要站高，要看到人类，但是，着陆的时候要立足我们自己的方位上。既要有高大的视野，谈问题要关乎全世界，又要立足在实地上，从中国谈，从西北谈。起点必须是你脚下的具体实际，或中国的西北这一区域，也可一个社区，或一个族群，甚至某一个民俗事象，研究的成果才具有实际意义。世界变，中国亦变，站高了才能看长远，没有高的视野，得不出准确的结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生态环境的隔离造成了不同地方的知识差异。我们是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知识里面来了解不同的群体，这个知识必须要有。如果没有，会产生什么问题呢？人和人不好打交道。互动关系要和谐，就需要了解和学习彼此的优点和长处。我们自己也要进步，不能封闭。因为人一生下来，你不知道分成什么群，他也不知道分成什么群。要了解一个人，要了解一群人，首先要从其生存环境、生活程序等这些初始的知识入手，这个知识我们指的就是民俗，是每一个民族里面不分阶级、不分等级、不分层次、最本源的生活文化。所以，人的素质教育里面不能缺少民俗学的教育。因为学了民俗学就会知道，人类之间先天的或者是一方水土造成的不同文化是正常的现象，更重要的一点是，不同水土造成的知识都是人类共有的。

　　在研究民俗的过程当中，就会了解大家生活的共同点，同时也会分清“我者”和“他者”之间的一些差别。不接触、不研究是不会了解的，了解了就会发现区别于自己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以理性对待。各族群生活在一个国家里是世界上的普遍现象。首先，各民族不论各自人口多少，都是一个大家庭（国家）的成员，在生活文化上，便是“和而不同”。各民族既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平等成员，又各自因历史原因形成同中有异的生活文化（包括语言文化）［13］，应是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关系。我们认为，在多民族国家里，大学本科的素质教育里必须要有中国学派的民俗学教育。对不同民族的生活文化一定要以尊重的态度去共同学习，真正了解了，你也顺了，他也顺了。不管你在哪里，你是中国人，接受主体汉文化是一件自然而然之事；不管自己民族人口多与少，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成员，这才就有一种伟大祖国的大眼光、大胸怀。你可以在上海、天津创业，也可以在新疆、西藏居住生活。这样一来，祖国的感情自然就出来了，他就知道祖国的伟大是怎么一回事，不同文化群的人们自然而然就能紧紧团结在一起。问题是，往昔我们缺少这种多民族内容的中国民俗学的素质教育，形成了各民族多研究自己民族民俗的不尽正常的“逻辑”，长时期发生的、易误解的生活文化习俗长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素质教育上的缺位不应再存在下去了。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俗学等学科的恢复重建，更别谈与国际学界进行学科对话。学科建设应服务于中国现代化事业。最明显的例子，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不仅保护了多元一体的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留住了文化基因，更为国家带来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今天研究民俗学，都是为实现代表各民族利益的“中国梦”伟大目标去服务。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的任务很清楚了，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和合”智慧，办好家里的一切事务，引领国际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迈进，在民俗心理、生活方式上会有怎么的变化？未来中国的民俗生活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产生怎么样的嬗变？如何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影响传统文化？中国的民俗学研究得有新作为。我的观点是：中国的民俗学应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应有一个大发展，一个新面貌。这个发展，要深深扎根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也要对国内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认知空白进行挖掘、了解和研究的“补课”，并总结、践行经验。新时代不是一个口号，要坚持改革开放，抓住机遇，从理论上认真总结，既要全面恢复优秀传统文化，又要跟上新时代，创出大国、强国的民俗学新学派。这是一个大课题。在我看来，就是你们新一代去解决的使命了，你们是有办法的。

　　最后，我想借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肺腑之语，表达我对中国民俗学新纪元的殷切希望：“新时代、新形势、新问题，需要新的胆略、新的智慧，深望后继有人，创出个新天地。”［14］

　　（2018年1月—6月访谈，4月20日初稿，9月7日六稿）

　　参考文献：

　　［1］ 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绪论部分.

　　［2］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4-13.

　　［3］［9］ 郝苏民.薪火春秋：群述30 年学科践行中的各自故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1－14.509－523.

　　［4］ 郝苏民.鲍培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研究入门［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5］ 黄泽.论中国民俗学新世纪的学科发展［J］.思想战线，2003，（1）：85－89.

　　［6］ 董晓萍.钟老的西北情与郝先生的中国梦［C］//郝苏民.薪火春秋：群述30 年学科践行中的各自故事.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9-26.

　　［7］ 陈真.兰州会议的重要意义——新时期民间文学工作回顾之一［J］.西北民族研究，2000，（2）:20-21.

　　［8］ 郝苏民.丝路走廊的报告：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10］ 钟敬文.对中国当代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万建中、黄涛、萧放、吴效群整理）［J］.社会科学战线，2002，（1）：221－233；钟敬文.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2）：2－9；许珏.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2）：10－18；万建中.民间文学学科的当下语境与出路［J］.西北民族研究，2015，（1）：51－53；萧放.今天我们如何建设民俗学学科［J］.西北民族研究，2015，（1）：53－56.

　　［11］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Z］.1997.

　　［12］［14］ 潘乃谷.但开风气不为师——费孝通学科建设思想访谈［J］.民俗研究，1997，（1）：18－34.

　　［13］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1－19.

    原文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