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者：贾老，古人说“仁者寿”，您是深受人们爱戴的一位世纪老人。我想，这不仅是因为您是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开拓者，更重要的是您的人格魅力，您的平民意识，特别是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当年在延安艾青称您为“播谷鸟诗人”，这之前在1933年您与谭子豪、朱锡侯、周麟、沈毅5位诗人组成“泉社”，1934年你们还合集出版了《剪影集》作为纪念。1935年您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水磨集》。您还参加了以北大学生为主组织的学生诗社，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诗作。您这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和头衔，您是否也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诗人呢？
    贾芝：我从中学时期就热心诗歌创作。长大后在伯父的资助下，我到北平中法大学读书，大学期间是我诗歌创作的活跃时期。我最崇拜法国印象派诗人，和同学结成诗社，写的诗大都是校园中的苦闷、哀怨和朦胧的爱情。1936年，我在戴望舒先生主编的《新诗》上发表了《播谷鸟》 ，找到了呕心沥血、飞鸣不已的神圣职责。
    访谈者：贾老，早在您热心创作诗歌之前，在青少年求学时代就开始接受了当时的进步思想。所以，您从一个文学青年后来投身革命，从事民间文艺事业，这些都要从的您的求学时代开始讲起吧？
    贾芝：我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7岁开始读私塾，1929年小学毕业，后到太原成成中学读书，在那里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成成中学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教育思想比较进步。1932年我只身来到北平，考入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开始信仰马列主义。1935年入北平中法大学社会科学系，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36年我参加了“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那时，我已经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的存亡紧紧联系在一起了。1937年我回乡探亲，因为发生了芦沟桥事变而不能返回北平，只好借读于西北联大法商学院经济系。我在先后就读的中法大学和西北联大期间，都有共产党员授课，这使我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较深的理解和信仰，渴望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
    访谈者：我知道您是一位诗人，是“民间文学之子”，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践行者。可是作为一个学者，您给自己的定位是“我是草根学者”，这跟您个人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背景有什么关系吗？
    贾芝：民间文学是草根文学，研究民间文学的自然就是草根学者了。何况我从小长在农村，印象最深的是在父亲劳作的麦地里捉蝴蝶。真正关注和热爱民间文学那是从延安开始的。1938年，我放弃了留学法国，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一场轰轰烈烈的向民间文艺学习的热潮兴起在抗日战争最严峻、最艰苦的陕北高原的山山茆茆。我搜集了民歌、民间故事，还创作发表了数十首写战士、写农民、写工人的新诗，如《牺牲》、《抗日骑兵队》、《织羊毛毯的小零工》、《春天来到陕甘宁边区的土地》等等。从创作到生活，我彻底摈弃了在北平时的浪漫情怀与“绅士”风度，完完全全成为一介草民，灰布棉袄外面系一根草绳，跌断腿的眼镜用线线套在耳朵上，唯一留下的一点痕迹，大概只有那窑洞墙上挂的一把意大利小提琴了。
    访谈者：您生活很简朴，工作上要求高，生活上要求低；地位变了，仍然保持着简朴的本色，这是人民对您的最高评价。您还记得关于您的那句略带调侃的顺口溜吗？
    贾芝：怎么不记得。我一直就是这样，几十年依然故我。1980年代，我身穿破旧的中山装，斜挎着背包，像赶场一样奔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两个单位的学术或党组会议上，同事们看到我匆忙狼狈又不修边幅的样子，不禁调侃：“远看像个逃荒的，近看像个要饭的，仔细一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我倒不介意，还挺开心，丝毫没有一些人说到这句话时那种埋怨待遇低、不受重用的酸溜溜的感觉。
访谈者：提到“学者”这个字眼，人们容易把它与学术象牙塔，高墙耸立的庙堂和高雅的学问联想到一起。可是，您这一辈子始终与老百姓的生活、与民众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您没有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您当初是学法文的大学生，却一辈子研究中国本土的学问，您又把中国的本土学问介绍给了世界，让世界了解了我们各民族的民间文学。那么，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学问和工作呢？
    贾芝：最近，我应邀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翻看几十年写的文章，与诸位学者大家相比，可谓寥寥，结集成书的就更少了，只有三本不同时期的论文集分别于1963年、1981年、1996年出版。反省自己，与其说我是一名学者，不如说我是一个民间文学工作者——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执行实践者。我一生致力于三个对接：学者与民众的对接，书斋与田野的对接，民族与世界的对接。

     访谈者：贾老，您从事文艺事业近70余年，领导民间文艺工作也有半个世纪了。从1938年到达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工作。后来任教于延安中学、延安大学。1949年奔赴北京参加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后留文化部工作。从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创立时开始，您一直投身于民间文艺工作，您一贯坚持组织工作和研究工作并行，而且把组织工作放在第一位，在这个过程中开拓资源，建立和发展新学科。您能否再详细一点谈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之初的一些历史情况？
    贾芝：1949年5月，我随柯仲平同志率领的西北代表团回到阔别12年的北平；7月参加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后确定我 在未来中央 政府文化部工作；10月我被分配到文化部编审处，处长是左联时期作家蒋天佐，我负责文通俗艺组，还参加老舍先生和赵树理同志创办的《说说唱唱》刊物工作。12月14日，我向赵树理同志汇报通俗文艺工作计划，他指着通俗文艺组的名单动情地说：“这是我们自己这么说哩，如果说还用文坛两个字的话，将来的文坛在这里！”12月22日，我们向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同志请示，工作方向大体明确了，任务是编审全国演义一类的模范性的文艺作品，以及各种形式的民间文艺，同时拟专设一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专事后者的搜集整理；此外，要组织一部分人创作示范性的作品。
    不久，吕骥同志也 找到周扬同志要求成立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周说：“那就把其他都包括进来，成立一个民间文艺研究会。” 吕说：“那将来就没有音乐了！”周说：“不会的，你还是在里头嘛！” 吕说：“我在里面也不能起什么作用。”
    访谈者：贾老，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您一直在周扬同志领导下负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筹备工作，作为一个历史见证者，您可以详细地讲述一下它的成立经过吗？
    1950年初，我们正紧锣密鼓地筹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身）的成立大会。周扬同志突然来到编审处，蒋天佐和我都在。他随便地一歪身坐在我们的办公桌子上翘着腿闲谈起来。他说到要我到未来的民研会工作，要我向《良友》的赵家璧学习，说：“赵家璧只有一个皮包就编出一套丛书，只要组稿就可以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3月29日召开成立大会，周扬同志主持，郭沫若、茅盾、老舍、郑振铎都相继讲话。郭沫若同志讲话题目是《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大会通过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和《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两个文件，会议以自由提名的方式推选理事47名。郭沫若被选为理事长，周扬、老舍、钟敬文为副理事长。几天之后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选出常务理事并暂定各组负责人，我任秘书组组长；会上还决定出版一套中国民间文艺丛书，决定一些选题。按照周扬同志意见，我包揽了协会几乎全部大小事情，刻图章、接待来访、回信、买房作会址、买文具、当会计，一小笔经费就放在我的口袋里，口袋便成了民研会的钱柜。我还买了一张玉版宣请郭沫若先生题字“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作了一块牌子挂出去。当然，我最主要的工作还是约请专家、艺术家写稿，编辑民间文艺丛书。
    访谈者：您在负责民研会期间还主持出版刊物、编丛书，开展全国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和整理工作。但是，不久便发生了民研会的存亡问题。您为了它的存亡而奔走呼号，两次上书中宣部，后来经过领导同意，保留了民研会。这件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它的起因是什么呢？
    贾芝：民间文学作为劳动大众的文学随着人民的当家作主，一扫长期受歧视的地位，跃入艺术的殿堂。发掘民族文艺遗产被列入建设社会主义第一个五年计划。然而，旧的观念影响还时隐时现，民研会潜伏着被扼杀的危机。民研会成立不久，我参加了筹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任支部书记兼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组组长。民研会也随我到了出版社。1951年12月，我随杨翰笙同志到广西土改，这时民间文艺丛书已经编辑出版了何其芳、公木《陕北民歌选》、安波《东蒙民歌选》、严辰《信天游选》等十几种。我还请古元同志为丛书设计了取材于印花布的封面。同时，我还编辑出版了《民间文艺集刊》三集，采录和资料征集工作也成绩显著。1952年6月，我从广西回京，民研会工作已停滞很久了，已编好的光未然的《阿西人的歌》也放了一年多了，我又与他商量修改出版的事。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同志一直等我回来做支部书记工作，忙整党我忙了三个月，但他却执意要取消民研会。1953年2月22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周扬同志决定民研会归文学研究所领导，经费由文化部补贴，让我找赵沨谈定会址和经费的事。冯雪峰同志挽留我和孙剑冰，但不留民研会，我们难以考虑。3月12日我和剑冰雇三轮车搬到城外文学研究所，住中关园七楼。民研会随之到了文学研究所
    1954年我多方上书抗争，得到胡乔木、阳翰笙同志的帮助，民研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结束了四处飘零的命运。从此，我本人也一方面在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员，一方面担任民研会党的领导工作，双重职务和身份伴随我到离休。劳累和辛苦不言而喻，却给工作带来极大方便，学术研究与全国民间文学普查、群众民俗活动在这里对接。
访谈者：贾老，您为发展中国的民间文艺事业放弃了很多个人的东西，您放弃了写诗，放弃了留学，放弃了作官，您为民间文学“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可以说，民间文学就是您的生命。您跟草根文学打了一辈子交道，为此，您没有后悔的时候吗？
    贾芝：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民间文学工作者，面对56个民族沉睡了几千年的无比丰富的民间文学宝藏，发掘整理出来使它重放异彩，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放弃了写诗，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中去。对于这一点，艾青同志始终有点不能理解。他是我在延安时期的朋友，那时他叫我“播谷鸟诗人”。1988年第四次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他还耿耿于怀地对我说：“好好的诗不写，搞什么民间文学？”尽管他也十分尊崇民间文艺，还亲自采访过关中著名歌手汪庭有，写下《汪庭有和他的歌》；他还搜集出版过民间剪纸，但他依然不能完全理解我。我也不想争辩什么，反正我这一生是注定要和草根文学大交道了。
    民间文学是民众的文学，我们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人就必须做到与民众对接，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自觉改造世界观，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我们不是仅仅把他们作为研究对象，而是要与之融为一体，完成心与心的交流。只有这样我们采录的作品才能保持真实的原生态；只有这样升华出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而更具价值。几十年的学术生涯，我结交了许许多多的朋友，有农民、牧民、干部、工人，也有歌手、故事家、民间艺人；可以说全国包括台湾在内的31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我的朋友或同行，他们或来访，或写信，或通电话，时时没有忘记我。每逢春节，问候像雪片一样纷至沓来，其乐融融。我在收获事业的同时，也收获了一份份浓浓的亲情和友情，这是孤独寂寞的书斋学者所感受不到的快乐和幸福。
    访谈者：1979年4月，民研会和国家民委、文化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民间诗人、歌手座谈会”，为受迫害的民间艺人、歌手和民间文艺 工作者平反。会前，您向乌兰夫、胡耀邦呈送了请示报告，得到胡耀邦同志的赞成，平反工作顺利开展，解放了不少优秀的民间文化传承人，解放了思想，为新时期民间文艺工作奠定的基础。关于这些，您一定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贾芝：“全国民间诗人、歌手座谈会”的召开，产生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推动了我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
访谈者：我还记得壮族诗人黄永刹、白族诗人晓雪、民间文艺家黄铁，他们就是借着那次开会的机会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给我们做报告，我们那时是刚刚入学的大学生，第一次了解到壮族的歌墟、哈尼族的《阿诗玛》和白族的民歌。这些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都是您的老朋友了。
    贾芝：还有一个歌手，她叫姜秀珍。姜秀珍是安徽的民间歌手，第三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她向周恩来总理敬酒，总理鼓励她“为人民多编多唱。” 周扬同志也称她为“新的刘三姐，” 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竟成为弥天大罪，她被大成“黑线人物”。1979年，我们召开“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她来了，见到周扬和我，她珠泪滚滚。唱歌也只唱两句就唱不下去了，热泪代替了歌声。姜秀珍是一个从来不脱离劳动的歌手，她的灵感来源于劳动和生活。她说离开人民，就像禾苗栽到石板上没有生命力。我们作为学者也好，文艺工作者也好，离开人民也只能是石板上枯萎的禾苗了。
    访谈者：我去年到新疆阿合奇县的时候，见过柯尔克孜族史诗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他老人家提起您为恢复柯尔克孜语所做的贡献，这在当地已经传为佳话。
    贾芝：1978年，柯尔克孜族民间歌手居素甫•玛玛依到北京录制他演唱的长篇英雄史诗《玛纳斯》，他同时带来柯尔克孜族乡亲要求恢复柯文的意见书，让我转给华国锋主席。他说，柯文取消了，《玛纳斯》译成维吾尔文出版就没有诗味了。他还说，新疆取消柯文柯语以后，位于中苏边境的阿合奇县许多人到山坡上去听苏联那边的柯语广播《玛纳斯》。遵照他的请求，我很快将材料递交中央，不久问题解决了，柯尔克孜族人民像过节一样狂欢起来。以后，无论在北京还是在新疆，居素甫•玛玛依见到我就拥抱，颤抖的胡须紧贴在我的脸上，通过他，我与柯族人民的心相通了。
 访谈者：听说，您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写信和记日记。您的日记字迹永远是工整的小字，它记录了我们民间文艺事业的大历史，是留给后代的十分宝贵的财富。您给基层同志的回信，留到现在的也有5000多封了。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贾芝：工作之初，周扬同志为我立下规矩：每信必回。几十年如一日，无论对基层文化工作者、农民故事家，还是尚未出道的文学青年，我是有信必回，有求必应。至今我还保存着几千封信，这也仅仅是“文化大革命”浩劫的遗存，但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记载着友情，更记载着事业与历史的进程。我正着手整理、归档，把它保留下来。
    访谈者：我们知道，现在全国各地还有很大一批民间文艺工作者，他们是建国以来从民间、从基层成长起来的，他们为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代人的共同特点是工作勤奋，不计个人利益，像农民一样朴实，那是特定时代培育出来的性格和精神。您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是他们之中的优秀代表。
    贾芝：几十年的民间文学工作摔打、锻炼和造就了新中国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升华了他们的境界，说他高尚，他抛开了一切功名利禄；说他平凡，他又普通得像逃荒要饭的。这就是这一代知识分子；我们用自己的行为完成了学者与民众的对接。 

     访谈者：关于新中国的民间文艺学建设，您一直倡导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方针，特别重视普查工作，特别强调在这一过程中贯彻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您很少经院式的教条，也不受它的束缚。您倡导的抢救第一的策略，在今天看来意义更加突出了。
    贾芝：建国伊始，民间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专业学者少，理论欠缺，特别是书面材料没有整理发掘出来。面对这种基本不具备研究条件的困难局面，我们既没有盲目套用西方民俗学的研究模式，也没有照搬苏联的经验，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逐个解决问题。首先，我们秉承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 以“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方式搜集并推广民间文学优秀作品。这不同于某些国家以学者研究为主要目的，我们是以广大群众的要求为目的。作法上也不仅限于少数专家学者，而是集结了成千上万的浩荡队伍，有专家、作家、艺术家；有语言工作者，民族工作者，基层文化干部；还有一大批工农群众中的搜集家、传承者和热心人。1984年我们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发动了全国几十万人进行地毯式的普查，搜集资料逾40亿字。我们的工作永远以调查采录为第一位，它既是为研究做准备，又是研究的一部分，是研究的过程，我们深入民间，抛开静坐书斋的研究，实现了书斋与田野的对接。
    访谈者：中国民间文学的十六字方针和工作原则，成为建国以来我国民间文学的基本方针，它的意义不言自明。请问您是如何提出这个方针的，在您个人的实践中又如何体现这一方针的？
    贾芝：我的研究论文大多是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是我1958年在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适时地提出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十六字方针和“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工作原则，再如：《谈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论采风》等都是就具体问题而论。《〈美丽的仰阿莎〉不是毒草》既是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也是为了纠正社会上一些不够客观的批评，揭示了不能无端将丑化太阳与攻击毛主席联系起来， 不能将今天的观点强加于古人，不可把艺术幻想与现实混淆起来的简单道理。
    访谈者：由您参与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选》（一、二、三集，分别出版于1958年、1962年和1981年）、《中国歌谣选》（一、二集）等民间文学选本，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成为中国民间文学的代表作。您本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先后出版了《民间文学论集》（1962年）、《新园集》（1981年）、《播谷集》（1999年），这些论著对我国民间文学研究方向、道路和方针和具体政策等问题都有所论述，对民间故事、民间叙事诗、民歌、神话和史诗等体裁样式都进行了研究，提出和解决了民间文学研究中一些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贾老，您自从1982年离休，到现在也有25年了，仍然笔耕不缀，不断有新成果问世。
    贾芝：1982年我离休了，摆脱了行政工作的困扰，可以专心写作了。最初的十年撰写论文80万字，主编丛书10余种800余万字。宏观研究还在继续，《我们在开拓中前进》在全面介绍建国17年我们发掘抢救的56个民族的不同形式的民间文学作品的同时，分四个时期展现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从创立到发展的过程。《中国歌谣的一座丰碑》对歌谣的产生、历史源流，民歌将诗、歌、舞融为一体的民间形式，以及相关民俗事象，民歌节日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各民族各地区民歌、民谣的形式、内容、分类以及流布传承作了展示；对于始于西周时代的民歌采集研究的历史，尤其是建国40年对民间文学的抢救普查与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一些专题论文：《故事讲述在中国的地位和演变》、《“江格尔奇”与史诗〈江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神话学》等等。写的最多的还是序文，十年间为各地同志写了四、五十篇，暂且叫它“小品论文”吧！文虽短小都不敢丝毫懈怠，篇篇凝聚着研究思考或者调查考证的心血。我说这是些“命题作文”，我不得不一次次地依据作者的课题，跟随他们的脚步涉足新的领域，与他们款款对话，这种学术的对接与互动促使我学习帮助我进步，同时也年轻了我的心，一股股来自田野的风吹绿了我的生命之树，这正是我长寿的秘诀。
    访谈者：我国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是，许多研究工作还是存在着从书本到书本的倾向。民间文学的文献学研究当然不可或缺，那也是学院派学者的优长，但它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您自称是草根学者，对于民间文学的田野研究有更深刻的体会吧。
    贾芝：民间文学是草根文学，是鲜活的文学，研究活的文学就不能离开它生长的土地和环境。一位来自基层的学者曾对我说：“你们是把我们那里游在水里活泼泼的鱼捞出来晒成鱼干在研究。”这句话太生动了，批评入木三分。我震撼了，时时以此提醒自己，到田野中去，不仅仅是考察与作业，更是一种对接，是双向的渗透与交融。
访谈者：人们都说贾老是一个好静的人，不大出远门。可是，文革之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恢复了，您在这20多年里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进行了许多田野考察，做过无数次学术讲演，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时期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贾芝：1980年，在50天的时间里，我走了15个县、市。每到一处我就做一次讲座，讲民间文学的宝贵和搜集整理的方法，但每一处又不尽相同。每一次都为我补充了新的内容，他们的实践丰富着我。在广西金秀大瑶山的原始森林中，我们从滚木下山的滑坡上山，到山上又没了路，向导用板斧砍出一条小径，我们沿着崖畔踩着厚厚的枯叶小心前行，去寻觅雪鸟的踪迹和它的故事，做了一次生态保护和人文保护的对接。在三江林溪乡侗族老歌手吴居敬家中，十几户村民手提竹篮送来饭菜，席间一曲琵琶歌《哭总理》，喝得满座唏嘘。我当即赋诗“哀凄弦绝哭总理，歌不断头泪不干。听到悲歌我落泪，夜静潺潺会流泉。”在云南中缅边界傣族的竹楼上，我们又听到罕木信的歌：“远方的客人，你慢慢地嚼，慢慢地咽，欧文做的饭菜不香不甜，唱一支歌来补救。远方的客人，您来到瑞丽江畔；我的歌声不好听，让它留在饭桌上。”我第一次在竹楼上过夜，听歌手们对歌，彻夜无眠。
    我每年都出行，大多去边关小镇、偏僻山寨，中朝边界，中苏边界，中缅边界、中蒙边界都留下我的足迹。直到2002年，我已经90岁了，1月到广西宜州考察刘三姐故乡；三月到上海参加学术会议；9月到江苏常塾白茆乡考察白茆山歌，到苏州吴县考察民间工艺；11月到湖北宜都青村寺考察谜语村；2004年3月又去河北赵县考察“二月二”民俗节日。这几年，我不大出远门了，但家中客人不断，他们带来各地信息，我们聊天、讨论问题，书斋和田野的对话还在继续着。 

     三、 宣传中国实现了民族与世界的对接

    访谈者：贾老，您是世界民间文学研究界的知名学者。新时期民间文学发展史的一个特点是我们走向了对外开放的道路，这与您一贯坚持学术对外开放有关。这一点学术界还没有来得及认真总结。
    贾芝：长期的闭关锁国，旧时代对民间文学的鄙视以及民族众多造成的语言隔阂，使中国民间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在许多地方仍然鲜为人知，甚至还有“中国无史诗”，“中国无神话”等无稽之谈。
    访谈者：您谈到少数民族文学，这个学科的确立，起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国家学术体制的设计，具体研究机构的建设却要晚很多。您说过，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建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也是您和其他同志与1979年初提出的，这是您为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学的又一举措。近30年来，民族文学研究所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确立与发展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成绩巨大。承担并完成了多个国家重大的科研课题，并培养出了一批学历高、精通外语和民族语、业务能力强、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少数民族科研骨干。可否请您把这段历史回忆一下。
    贾芝： 1978年末，我在建外社科院宿舍附近散步时遇到王平凡，谈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现状和未来，认为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两人一拍即合，随即策划实施步骤。经与文学所毛星商量后， 我们3人在1979年1月给中国社科院和国家民委及中宣部打报告，申请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报告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从发展文学事业的方面来看，少数民族有着丰厚的民间文学、作家文学以及文艺理论遗产，可以说占据了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能够增强民族团结，提升民族自尊，巩固民族凝聚力。这期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恢复筹备组，也就手承担了创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筹备的工作。3月，筹备组拟定了《关于建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方案》的草稿，具体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方向：抢救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编修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编订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各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与邻国之间的文学交流等。筹备组随后又起草了《关于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请示报告》，具体勾划了建立少数民族文学所的方针与任务，以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兴盛。1979年9月 25日，中宣部和国务院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我被任命为第一任所长。
    访谈者：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丛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您是这项工作的最初倡导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58年，在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中宣部召开少数民族地区代表座谈会，周扬同志主持，讨论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问题。会议决定，这项工作由文学所承担，由您任主编。
    贾芝：1979年，召开全国文科规划会议，恢复中断了10年的编写工作。会议决定，首先由毛星同志主编一部概况性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全国100多位专家参加编写工作。现在编写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应该由民族文学研究所继续完成。前些年，我还向时任社科院院长的李铁映同志写了建议。丛书总计约1200万字，各民族各自成卷。
    访谈者：您先后被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Folk Narrative Research）在印度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选为荣誉会员，被聘为芬兰文学协会通讯会员、《卡勒瓦拉》学会会员、国际民俗学协会荣誉会员。您在国际、国内享有盛誉，是一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民俗学领域有过杰出贡献的知名学者。您获得这些荣誉，是当之无愧的，也是我国文艺界的光荣。
    贾芝：进入1980年代，我越来越感到中国民间文学应该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现中国民间文学的异彩，让它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同样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1979年，我经过组织同意加入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1996年我被该组织推选为资深荣誉会员；1983年考察芬兰、冰岛民俗博物馆。离休之后，我先后到过芬兰、冰岛、挪威、瑞典、丹麦、英国、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匈牙利、奥地利、印度、德国、法国等十几个国家，致力于民族与世界的对接。
    访谈者：您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后，就多次提出“抢救”的口号，这不仅是对汉族的民间文学而言，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尤其重要。“文革”结束后，您首先组成了7省、区的抢救《格萨尔》领导小组，并任组长，还曾为《玛纳斯》和《江格尔》的工作3次到新疆考察。从“三大史诗”开始，发展到对民间文学的全面抢救和普查，随后于1983年发起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并以此为缘由开展了全国性的普查。现在看来，新时期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我们至少获得了20年的历史机遇，这个机遇是千载难逢的！我们因为抓住了这次机遇，也拉近了与世界各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差距。
    贾芝：1985年2月，我到芬兰参加史诗《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纪念活动。在研讨会上，我以《史诗在中国》为题，介绍了中国30多个民族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以众多鲜活的作品事例有力地推翻了“中国无史诗”论。创世史诗从汉族的盘古尸体化生，谈到布依、拉祜、彝、瑶、哈尼、布朗、普米等民族的尸体化生说，再联系到北欧史诗中冰巨人伊密尔的尸体造天地，原始初民对天地万物的形成有着不约而同的幻想和解释。这种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夸大人的力量的作品具有永恒的美学价值。英雄史诗则以北方的勇敢剽悍、粗犷豪迈和南方的低回婉转，刀光剑影形成鲜明对照的性格美。史诗在这些民族中被奉为“族谱”、“根谱”，是他们的“百科全书”。我还重点介绍了中国的三大史诗《格萨尔王传》（藏族、蒙古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江格尔》（蒙古族），在多年调查采录的基础上已经陆续出版汉文版、英文版、日文版等；同时民间艺人在民间还演唱这些史诗。
    访谈者：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和史诗研究，现在已经引起世界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史诗还处于口头流传的活形态，它的蕴藏和丰富的形态，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罕见的。但是，不能否认，我们的研究与当今世界的史诗研究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加强中外学术交流是十分重要的。
    贾芝：“中国是一个史诗的宝库！”“史诗在中国还活着！”对参加芬兰1985年《卡勒瓦拉》会议的代表们来说，这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很快成为人们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会后芬兰总统毛诺•科伊维斯托还接见了我。我荣获了《卡勒瓦拉》银质奖。第二天《赫尔辛基报》用半版的篇幅报道中国史诗情况，还刊登我的大幅头像。芬兰学者向翘起大拇指说：“您是第一个见报的！” 德国学者海希西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我亲眼见过解放前的中国，中国变化太大了！ 中国民间文学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成绩很大，你的发言就是证据。你只讲了二十分钟，应当让你讲两个小时才对！”各国代表一致赞扬中国实施抢救的重要，学术上的交流与沟通，像一股热流穿过不同国籍学者的心，实现了民族与世界的对接。
    访谈者：在您主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期间，参与筹备并组织了1986年4月间实施的“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活动，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文学界成功举办的第一次大型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直到今天，我们这个学科还没有哪一次国际合作项目超过那次活动，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学术层次上，都没有超过。我作为一名在学的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有幸参加了那次活动，还旁听了考察活动之后在南宁举办的“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研讨会”，聆听了您在会上所做的学术报告《关于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我因为参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资料库”院重大项目工作，最近还特别研读了这次研讨会的许多关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归档、入库的文章，应该说，那次会议所探讨的问题，在今天不仅仍然有意义，而且变得更加重要了。我们在民俗学资料库的建设上与世界拉大了距离，落后了几十年，在数据库建设方面也落后了十五、六多年。
    贾芝：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最初是1983年9月由芬兰民间文学协会主席劳里•航柯（Lauri Honko）教授提出的。1985年2月，我率领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团应邀去芬兰参加《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纪念活动时，芬兰文学协会又提议中芬合作共同培训从事搜集整理的专业人员。1985年3月劳里•航柯致函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正式提出中芬联合考察计划，中方同意举行联合考察。1985年10月中芬双方就联合考察通过了一个正式计划。根据计划这次的民间文学考察于1986年4月4日至15日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和南宁市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民研会、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和芬兰文学协会三家主办。举办这次考察和学术活动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两国学者交流民间文学搜集保管方面的经验；第二是通过学术会议和实地考察培养青年学者。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这次考察的成功为进一步促进双边合作积累了初步的经验，锻炼了队伍，为国内外民俗学界所瞩目。
    访谈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民俗学界比较重要的一次国际交流活动大概要算“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北京学术研讨会”（The Symposium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Folk Narrative Research in Beijing）了。记得那次会议是1996年的4月22日到28日在北京举行的，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国际会议。我作为筹备组成员参与了会议的全过程，听到了与会各国代表对于本次会议成功举办的热烈赞扬。这次会议的宗旨是弘扬民族文化，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促进友谊和平。
    贾芝：1996年4月，经过两三年的艰苦筹备，实现了我1992年在奥地利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ISFNR）第10 次达标大会上提出并达成的“在中国召开一次北京学术研讨会”的决议，那次会议同时决策：“今后不再以欧洲为中心，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北京学术研讨会有来自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中国包括台湾在内的15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通过35场大小研讨会，大家突破语言的障碍进行有益的交流与切磋，会后民间花会的考察更令中外学者耳目一新。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主席挪威雷蒙德（Remund Kvideland）教授说：“会议能在东方，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举行，对各国学者了解中国有很大帮助。”他又说：“这是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开得最好的一次会议！” 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副主席印度汉都（Jawaharlal Handoo）教授说：“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圆满的会议，伟大的会议，我们在中国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非常愉快，非常感谢中国，感谢大家！” 这次会议是国际民俗学学者的一次盛会，是世界民俗学研究整合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访谈者：贾老，您做了大半辈子民间文学工作，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新中国的民间文艺事业。对此，人们为了表达敬意，给您带上了许多称号。您自称“草根学者”，也愿意接受“民间文学之子”这个称号。对此，您怎么看呢？
贾芝：这些年，有人在公众场合或文章中称我“泰斗”、“大师”什么的，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泰山、北斗我不敢当。我以为学术领域本没有顶级，我更不是权威。我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学习，甚至不断修正的过程中成长起来。我离不开民间文学和人民的滋养。我说我是草根学者，就是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本，要做平民百姓的学者。
访谈者：谢谢贾老接受这次访谈，今天收获很大，今后有问题还要麻烦您了。
贾芝：不必客气，今后多交流。

被访谈者：贾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学部荣誉学部委员
资料提供者：金茂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员
访谈学者：尹虎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俗学博士、研究员
访谈时间：2007年4月8日下午13：30-17：30
访谈地点：朝阳区西坝河北里17号楼贾芝寓所
撰稿人：金茂年、尹虎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