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　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杨恩洪教授
　　□采访本　报驻京记者　陈一鸣

　　使《格萨尔》跻身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杨恩洪教授退休前的最大愿望。1968年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杨女士即分配到西藏那曲工作；1980年回到家乡北京，一直在中国社科院从事格萨尔艺人研究。1980年代，为探访西藏艺人，她曾独身一人背着录音机和照相机赶路，半夜三更在川藏线上招手拦卡车。今年6月中旬，听说昌都一带出了一名14岁的“神授艺人”，她又只身进藏，从拉萨出发后遭遇雨天，道路塌方，只好原路返回。

　　记者：《格萨尔》说唱艺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杨恩洪：历史上没有记录，但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手抄本出现于14世纪，内容是《姜岭之战》，讲的是岭国格萨尔与纳西人之间的战争。据此推算，艺人的出现时间应该早于14世纪。早在7世纪的敦煌文献中，就出现过格萨尔字样，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论定敦煌文献中的格萨尔与史诗中的格萨尔是一回事。

　　记者：如何理解“神授”现象？

　　杨恩洪：关于“神授”，世界格萨尔学界也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这只是艺人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杜撰的；有人认为这是艺人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产生创作冲动，就真心地认为这是神的意愿；当然也有人认为确实是神授……等等。不过这其中确实有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如果说是靠记忆，文盲怎么记忆那么多内容的？如果说是即兴创作，文盲的创作怎么会有如此之高的文学艺术水准？藏区有口耳相传的基础和传统，过去宁玛派和苯教主要都是口耳相传，靠记忆传承。从理论上讲，人类大脑的储藏量是惊人的，现在人们的记忆只占据了大脑的极小一部分，也许神授艺人具有开发大脑记忆的特殊能力？而我们的记忆模式则因为人类产生文字依赖后发生了改变？在没有定论之前，目前的各种观点还都只能被认为是假说。

　　记者：为什么要保护《格萨尔》，最需要保护的是文本还是其他要素？

　　杨恩洪：一个社会的文化基因丰富多彩才有可能促成社会文化的总体繁荣，单调的结果就是走向灭亡。如果现在不保护《格萨尔》的口头说唱传统，过去的二十年的努力也许就要付之东流了。说唱艺人尤为珍贵，他们是研究史诗、打开史诗之谜大门的一把钥匙。我们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名称就是“格萨尔艺人及其说唱传统”。说唱艺人中最为珍贵的“神授艺人”，目前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老人，新人越来越少。他们的消失，就是民族共同记忆的消失，是一段历史的消失。回想起来，我们当初的保护、研究方式缺乏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影像手段也不足，早期我们用的都是盒式磁带，现在有一半都听不清楚了。另外研究中的个人壁垒、拒绝共享的问题也不容讳言。未来九年内，我们打算办三个艺人传习学校、资料馆。对于衍生类的格萨尔藏戏，唐卡等艺术形式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记者：采访中记者接触到的每个人都坦然承认，年轻人不像过去那样爱听《格萨尔》了。《格萨尔》保护的合理的期望值是什么？

　　杨恩洪：像世界其他史诗一样，《格萨尔王传》必然要经历从口头说唱向书面化过渡的过程。当青藏高原逐渐迈向现代社会以后，口头说唱形式受到现代文明的挑战，正在逐渐减少，而史诗流传的书面化形式最终会代替口头说唱。正因为如此，才要对《格萨尔》说唱传统进行保护，就像正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少喜欢听昆曲和古琴，所以我们才保护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