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开幕式

　　2011年8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主办、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和贵州省平坝县承办的“民族文学的多重视域与理论构建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2011年会”在贵州民族学院及平坝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约7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围绕民族文学的多重视域和理论构建的中心议题，四十多位学者从民俗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等多个角度切入，发表了论文。现根据各个时段和分会场发言的实际情况，综述如下。

　　26日上午，大会开幕，贵州民族学院副院长杨昌儒主持了开幕式，贵州民族学院副书记唐建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原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原贵州省省长王朝文分别致辞。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所长朝戈金在大会上发言

原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原贵州省省长王朝文致辞

贵州民院党委书记唐建荣在开幕式上致辞

　　开幕式之后，进入大会发言阶段，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尹虎彬主持会议。大会首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做了题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展望”的报告，主要从现状、机遇和未来课题三个方面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行了宏观观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目前人才储备不够，课题葆有量失衡，学界认知度存在不足，对相关学科影响力不够。但是，同时又存在良好的契机，比如国际社会主流舆论倡导的文化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民族文学在族群间的功能与作用，目前在族别文学史、田野调查、资料库建设等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在将来的发展中，资料学建设、回应少数民族热点问题、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设、当代批评会成为重点，培养青年梯队和加强国际交往有待加强。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杨义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义的报告“中华民族共同体与西南少数民族”高屋建瓴，从少数民族文学蕴藏的多样性、丰富性、生命性、博大精神等方面，具体考察了南北文化的互动、不同族裔之间文化的交融。

北师大教授李正荣在大会上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正荣的“从总体文学史观看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关系——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对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意义”的报告，首先厘清了“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指出维谢洛夫斯基是最有理论创造力的俄国19世纪学院派理论家。在维谢洛夫斯基整个诗学体系中，有关民间创作的研究，有关民间创作和主流文学同源性质的研究是其最重要的遗产。“总体历史”这一概念所蕴含的思想，即历史是全体生存于历史之中的人创造的历史，而非个别英雄所创造的历史。也非这些英雄所代表的，所概括历史。

贵州民院文学院院长汪文学在大会上发言

　　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院长汪文学“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的发言阐述了中心地区、边省地区文化地域的关系，并以贵州文学为例，指出其清秀俊朗、雄奇险峻，具有阳刚之美、坚强之气，率真自然，为大山风格。

 

 

　　26日下午以及27日上午为分组发言讨论，会议第一分论坛对民族民间文学进行了整体、区域和个案的充分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副研究员吴晓东作了“《大荒经》与西南少数民族日月神话”的发言，借助《大荒经》叙事语境来分析其日月神话的规律性，指出《大荒经》日月神话与日月一年中在东边的七座坐标山的南北移动息息相关，呈现出一定的时间链：日月出生、十日与十二月轮流值日、十日并出、神人使其相间出入并司其时间长短、神人阻止日月北行。在此基础上，揭示日出扶桑神话及其在西南少数民族日月神话中的变异。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陈金文作了“口头创作在我国各民族文学中位置的重要性”的发言，指出民间文学是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流，口头创作造就了许多至今无法企及的艺术巅峰、艺术范本。从文学接受上来看，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在民间的作用远大于作家文学，需要我们今天继续重视并加强研究。

　　贵州民族学院西南怒文化研究院教授陈玉平在“孤儿角色与民间故事的叙述模式”中指出，孤儿是世界各地许多民间故事的主人公，他们的故事集中在“两兄弟型”、“田螺姑娘型”、“天鹅处女型”、“找幸福型”、“百鸟羽衣型”、“灰姑娘型”等民间故事类型中。这些故事情节体现了人物角色状态从“缺乏——补足(‘结束缺乏状态’)”、“过剩——减损(‘去掉剩余的东西’)”。主角状态的转换过程，正是故事的叙述过程。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陈丽琴关于“文艺生态学视野下的壮族民间戏剧”的发言肯定了每一地域的民族艺术都与特定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壮族民间戏剧也不例外，它的生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壮族的生态环境。借助文艺生态学的理论，她分析了壮族民间戏剧与其文化生态环境的关系，从而探研壮剧得以产生、传承、发展之根源及其生命活力之所在。

　　合肥工业大学教授何红艳作了题为“科尔沁蒙古族经济形态多元化与说唱艺术的辩证关系”的发言，指出科尔沁蒙古族从狩猎、游牧到半农半牧、甚至纯粹农耕的经济形态的变化，导致表演艺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长调到短调的转变、故事说唱乌力格尔的出现。

　　贵州民族学院西南傩文化研究院教授庹修明的“原始、粗犷、神奇的傩戏”发言，立足于黔东北丰富的傩戏资源，从傩坛的布置、演出的剧目、表演用的面具、及傩戏布景、服装、道具等四方面来展现傩戏中原始、粗犷、神奇的特性。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陆凌霄的“红水河壮族《风俗歌谣集》内容及价值述略”阐述了广西红水河流域流传下来的壮族风俗歌谣的搜集与整理;探讨了歌集的内容、价值及存在的问题。

　　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讲师郎雅娟在“一首歌谣和一个村落——侗族口传文学与村落传统研究”的发言中以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茅贡乡地扪侗寨为田野点，探寻地理位置、村落结构、社会习俗、民间信仰、民俗节日等在口头传统的建设和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指出口头传统形成后与村落传统形成血脉关系，在村落传统的构建和族群认同的建立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川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教授王远明的“论康巴藏族民间故事中的善恶叙事”对康巴藏族民间故事中的善恶叙事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几乎囊括了各个类型，其叙事分别对每一类型均作出了正面的价值肯定，这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善与恶作为价值标准，其形成有其独特的内部和外部原因及在三种动力作用下的内涵变迁。民间对善与恶的所作的价值抉择是以追求现世利益为动机的，并呈现出多元价值格局，民间善恶叙事也表达了多元价值的原型观念，它与全面追求至善的观念大相径庭，这是 “文化逻辑支配下的‘无意识’(或下意识)的思维和行为表达”。

 

 

　　云南财经大学东盟学院副教授陈孟云“当下语境中傣族贝叶文化资源的现代性之路——傣族舞剧、电影《孔雀公主》艺术美细说”的发言指出建国后傣族贝叶文化资源与汉文化沟通整合实现了现代性之路。傣族文献《召树屯》改编成现代舞剧与汉语电影《孔雀公主》，真正打开了傣族贝叶文学资源的宝库。傣族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步入当代艺术殿堂：竖起了原生态艺术到现代性民族艺术的里程碑，电影艺术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傣族民俗文化的艺术美的实践探索，它给中国当代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四川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教授蒲华军的“‘文成公主入藏’的民间书写特征及其意蕴”认为“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在藏区广为流传，经久弥新，来自于民间的声音为正统史学观念提供了大胆想象与世俗阐释的空间，呈现出独特的民间书写特征。反映了藏民族特定的意识形态属性，并以强大的包容性提升着民间叙事的审美意蕴，以荒诞色彩诠释真正“民间性”之所在，表达着以民间话语书写藏族历史的独特个性。

　　贵州民族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吴秋林“歌唱的生存——羊场布依族盘歌综论”对北盘江上游羊场的布依族盘歌进行了分析。布依族盘歌是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羊场的布依族盘歌十分具有代表性，分为丧祭仪式歌、婚礼仪式歌、友情仪式歌、户外歌。它再现了百越族群群体文化的内涵，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斯颖在“壮侗语族“麽”(mo)信仰下的神话叙事研究——以布洛陀神话为例“的发言中以壮、布依、水为例，指出这些民族均使用“麽”(mo)来表示巫术活动的意思。通过比较巫术活动经文唱本中的布洛陀及其相似神话叙事，可以发现他们共同的骆越文化渊源与鸟图腾信仰。

　　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教授王继英的“论人与动物联姻故事的嬗变”认为，历史上人与动物通婚的观念最早是来自原始时期以图腾动物为标志的氏族之间的联姻，后来因为人们不知道历史上有过以图腾动物为氏族标志的现象，而错误地把图腾动物标志下的氏族之间的联姻，理解成了人与动物的联姻。人们就是以此为依据先后创造了在内容上有明显差异的民族起源神话和表达劳动人民理想和愿望的幻想故事。

　　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的江冬梅老师在“和谐的生命之歌——贵州布依族审美文化的核心内涵”中指出，布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着独具民族特色的民族审美文化及其心理和行为。从布依族的生态环境可以看出，布依族审美文化的核心内涵是和谐美，他们对生态环境的选择以及对自然生命的敬畏，都可以体现出布依族对和谐生命的向往。布依族的文学和戏剧都记载了他们对自然的赞美、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对和谐社会的追求，这些都是生命和谐美的体现。布依族的服饰也同样体现出生命的和谐美，他们追求自然朴素的服饰风格，以蓝色、青色、白色等自然颜色为主色调。布依族文学艺术的发展演变，也体现出独特的审美文化心理，对生命和谐美的向往与追求。

　　贵州民族学院民族科学研究院的副教授胡晓东在“试论苗族古歌中‘兄妹结婚’的历史时代”中指出，自然起源和人类起源神话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是黔东南苗族古歌中关于“兄妹结婚”的假想，也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人类早期婚姻发展的历史场景。在本文里，作者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不但对黔东南苗族古歌中“兄妹结婚”的神话传说赋予新的解释，而且指出了黔东南苗族古歌中“兄妹结婚”产生的历史时代。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苏晓红进行了“苗族婚姻理词中的女性形象研究”的发言，指出苗族理词是苗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所形成的“法典”, 是苗族生产、生活的行为规范，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透过对苗族婚姻理词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可以发现苗族女性在婚姻理词中获得了话语空间，积极地传递自己的声音和价值观，这既是苗族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对平等权利的最大化追求的结果，又是苗族社会尊重女性并赋予其平等地位的文化观念的潜在反映。

　　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研究生李光明作了“彝族‘支嘎阿鲁’史诗中的‘大词’”的发言，指出“支嘎阿鲁”史诗有着其它英雄史诗所具有的英雄奇特诞生母题、与恶魔争斗和征服母题、英雄的神奇婚姻母题、英雄救母母题等等，并有自己的独特性，体现着南方英雄史诗的文化英雄特征。这些母题充分说明了“支嘎阿鲁”史诗的英雄史诗特性，也反映了彝族民间文学与世界英雄史诗的可交流性。对跨省传承的“支嘎阿鲁”史诗母题进行研究，可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揭示彝族史诗的深层文化内涵。

　　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研究生肖可作了“接受语境创新：布依族地戏的传承与发展”的发言，指出布依族地戏表演是为了祛灾难、祈丰收、求人丁兴旺，它是傩戏的一种，并最早由宫廷傩发展而来。

 

 

　　在会议第二分论坛上，少数民族文学史、作家与作品个案及地域文学等得到了充分的探讨。

　　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教授李晓峰“重读玛拉沁夫”将玛拉沁夫投放在中国多民族文学60多年的历史时空中进行回望，发现我们对玛拉沁夫并没有读懂甚至对他进行了误读。指出多重身份认同是阐释玛拉沁夫全面而客观的视角，对玛拉沁夫的身份的准确描述应该是“中国的蒙古族作家”。再如，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对玛拉沁夫的研究，仅仅局限于他的文学文本，包括小说、散文、电影、评论是不够的，还应包括玛拉沁夫全部的文学行为(活动)这种“亚文本”，其中以两次“上书”最具代表性。玛拉沁夫的多民族文学观与多民族国家观的契合与统一，是玛拉沁夫最重要的文学思想，这一思想代表了过去一直为人所忽视的中国当代多民族作家的主导倾向，其历史价值和意义已经在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现实发展和中国多民族文学繁荣的国家意义上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

　　浙江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刘树元“叶广芩近期小说创作研究”以民俗文化学、审美艺术学等视角研究叶广芩的小说，认为叶广芩的小说具有充分的现实主义艺术的美学品格。其作品多以著名的传统京剧剧目名称为题，深情地书写了满族老宅门里昔日的生活与光华，作品努力寻找丢失的京城记忆，是满族旧贵族根意识的现代体现。

　　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马梅萍“西海固精神的负载者——论石舒清笔下的女人”认为石舒清的作品中的女人勤劳、内省、虔诚，成为西海固精神的承载者。这种精神即回族传统的伊斯兰信仰和汉族传统的厚家恋土观念。赞母失父的潜在情绪构筑了西海固的群体人格：西海固如一个自尊的未成年人一样在忧伤中思索自我、探寻终极关怀。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高建新的发言“为寻梦寻路而来的朝圣者”重读了蒙古诗人蒙根高勒的抒情长诗《走马兴安岭》”，指出其中有对大小兴安岭山势形态的描绘，有对兴安岭宽阔胸怀的赞美。然而诗人要寻求的是深蕴在兴安岭深处的灵魂，是古老的蒙古民族和兴安岭血脉深处的契合与融通。诗人所展示的不仅是兴安岭的美和魅力，更重要的是由此引发的对社会、人生的思索，对蒙古民族历史的追寻、未来的关注。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树新与教授魏永贵重读了邓九刚长篇小说《牧人之家》，发掘了作品浓厚的草原文化特色，指出邓九刚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以复合交错式的叙事视角，展开了宏阔的社会生活的画卷。通过这幅风俗画，使我们对草原及其牧人有了更为具体真切的了解。

　　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教授喻子涵的发言“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研究”指出，受乌江地理环境、人文传统的影响，以及乌江流域作家、诗人特定的精神气质、生存哲学、审美理想所致，形成了跨越黔渝两地的当代土家族作家群。在创作特征上他们突出故土情怀和生存现实，注重书写族群记忆与风情民俗，善于挖掘母语背后的深刻内蕴，展示民族精神和心理特质。而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的融合，民族气质与世界眼光的融合，文化功能与美学理想的融合，则是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的创作走向和留给文坛的启示。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集中弘扬丰富独特的地域文化，同时又创造多元化的、具有时代性的新文学，这对于“文学乌江”的构建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杂志编辑刘大先的发言“现代中国少数族裔的文学书写”认为，前现代时期的少数族裔文学处于自为状态，晚清以来，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演进的过程中，它们被整合进“中华民族”的谱系之中，作为有机的组成部分，少数族裔文学进而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统摄之下呈现出三种面目：一、在集体无意识的洪流中被时代的风潮挟裹、一体化，融入到启蒙话语的主旋律中;二、“落伍”的部分，有意无意地被主流意识形态压抑湮没;三、成为被利用、挪移、改造、发掘的资源性文化因子。学科最初这种定位造成了少数民族文学中民间文学占据主导，而书面作家文学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

　　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杨红的发言“20世纪末中国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现象的多样图式”指出，20世纪80年代，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意识逐渐觉醒，在他们的创作表现出自觉关注、吸收本民族文化作为创作资源的现象，称之为文化寻根现象。本文将从诗意人性与生存的文化怀想、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批判之音、纯粹根性的执着追寻三个方面描述20世纪末中国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现象的多样图式。

 

 

　　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何圣伦的“民族审美文化与中国少族文学的民族性还原”认为，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少数民族文学越来越受到批评界的重视，但在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和批评方面还存在一些困惑，特别是现代以来具有双重民族身份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复杂性和我们对少数民族原生态艺术当代考察的时代性，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建构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方式是实现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的还原。首先是要实现对少数民族文学基本认识的还原，这是对少数民族文学认识的出发点的整理;其次是要实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民族性还原，这实际上是在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倡导;最后是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民族性还原，这是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还原的指导方针。

　　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研究生孙诗尧的发言“新时期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石头’意象的原型解读”，以原型批评理论为方法，分析石头意象在以喻子涵、沙马、何健等新时期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人的作品中的意义。石头原型意象是西南各少数民族先民石崇拜的诗意表达，是人格魅力与人性力量的象征。石头原型意象具有现代性、民族性特点，并蕴含南方文化特质。石头的原型意义的重复应用也使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出现些许困境。

　　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王力“清代贵州少数民族科举”指出，清朝沿袭明代“非科举毋得与官”的旧制，高度重视科举制度，许多原本科举文化落后地区开始奋起直追，就连远离科举文化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加入了这一队伍。他讨论对象为“清代贵州少数民族科举”，涉及以下四个方面内容：一、清政府态度的变化。从清初的高度优待到后来的蔑视提防，充分反映出这一政策与政治形势密切关系。二、学校教育的发展。清代为少数民族子弟开设有社学、义学等基础教育学校，促进了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文化发展，但统治者在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上又具有两面性和虚伪性，他们一方面声称要提高苗民文化，另一方面则担心“开其智巧”，从而获得更强的作乱犯上能力。三、科举成绩综述。依据史料，对清代贵州少数民族科举的成绩进行综合分析，得出其成绩依然处于劣势的地位，且其功名多集中于乡试以下等级。四、社会问题及影响。由于少数民族科举多能得到政策照顾，且考生水平偏低，由此产生了一些冒籍及争夺学额的社会问题，最终往往是民族考生的利益受到侵害。

　　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讲师颜水生“关于民族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反思”中认为，综观近六十年来的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成果，民族文学史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暴露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首先，大部分民族文学史著作都强调了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民间性的总体特征，但在具体分析作家作品时，并没有贯彻执行。从理论上来说，既然强调了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与民间性，那么也应该重视民族文学的共同性与普遍性，毕竟各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历史意识的淡薄和历史叙述的横向化是民族文学史研究中的共同问题，不少民族文学史著作成为作家作品的汇编或介绍，文学分期基本按照历史分期进行叙述，编写体例大都基本按照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文学体裁进行编排。最后，价值评判体系深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作家作品的历史内容和艺术魅力挖掘未能体现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基于上述问题，民族文学史研究在思维上应该实现特殊性与共同性的统一，在理论上应该形成个人化、学术化的文学史观，在叙述上应该实现历史化与批评化的统一。

　　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吴海进“对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的思考”认为目前，各类教材对区域性风格问题的认识和论述过于简单，往往以作家的创作个性来掩盖地域性风格认识上的不足，使基本的理论问题模糊化。地域性风格的评价尺度不仅在文本内，还应该放在创作主体本地性体验的具体文化环境中。具有区域性文学风格的作品在话语形式上应具有一定的地方母语色彩，在文化品格上应具有审视本地性文化特色的明确性，在文学价值上应具有普世性向度，并使之升华为对人类存在的确认。在这个意义上讲，地域性风格的文学才能成为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资源，才有其持续的影响力。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彭冠龙“论出版传媒对新时期贵州少数民族诗歌的影响”出版传媒对新时期贵州少数民族诗歌的影响很大，其载体性和中介性使它对贵州少数民族诗歌发展产生了孕育作用、桥梁作用和平台作用，进而影响到贵州少数民族诗歌的文本呈现和文学机制，使这两方面都通过出版传媒实现了升级和更换，并为贵州诗坛培育了一大批新生力量。

　　山西忻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李丹宇的发言“少数民族文学的民俗书写与文化消费”，从《穆斯林的葬礼》的长销谈起，指出如何在消费性与人文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是少数民族文学生产应该深入思考的命题。文化传统对文学接受的支配、决定作用，然而接受者也不是完全受制于传统，接受过程中必然带着由现实境遇和独特经历而造就的新因素，这是文学接受对文化传统的反作用。少数民族风俗与大众读者的隔阂会影响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受众的广度。过分单纯地强调民族性，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观照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只会使文学走向封闭。世界性应成为文学民族性的追求和理想，走向世界文学应成为中国文学的目标。具体到这一理想的实现途径，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多方吸取糅合外来文化文学资源，包括创作理念、叙事方法、表现技巧等，在形式上取得与外界文学平等交流的可能与前提。另一方面，在内容上选择普适性、共通性命题，积极参与对话。期待着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新的文化美学品格的展现。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副所长汤晓青主持会议

　　27日下午，大会再次进入大会发言阶段，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主持了会议。

暨南大学文学院姚新勇教授在大会上发言

　　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姚新勇的发言“‘危机时期’的中国多族群文学”，考察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的意识，还远没有真正深入人心，相反，各种族裔本位认同的观念却越来越广泛地流行，成为实际的统治性的的民族意识形态和族群意识形态，从而对中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面对族群撕裂的危机，我们应该选择什么立场、采取什么行动。具体而言，我们应该选择高低两个层次的立场：高层次的立场应该是：旗帜鲜明地树立“中华民族多族群文学”的意识，将捍卫中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维护各族群人民最基本的和平相处的权利、丰富发展多元一体的中国多族群文学、文化关系做为自己的使命。而低一级的立场则要求我们在国家文学、个体文学、族群文学之间寻找基本的平衡点，以保证文学拥有最为基本的普适的人类性。而应该采取的行动可能有这几方面：第一，大声、理直气壮地说出新的、去族群中心化的立场;第二，希望广大的少数族裔作家、批评家自觉地反省片面的族裔本位认同的文学、文化立场;第三，希望我们的作家努力从超脱现实的、缥缈的文学创作倾向中摆脱出来，从狭隘的族群本位认同的“民族文学”中摆脱出来，努力地去创作富于历史文化深度与时代切肤感的中国文学、个体文学、族群文学、个体—族群文学、中国—族群文学、中国—族群—世界文学;第四，文学批评和研究实践应该同时克服两个方面的误区——对少数族裔文学的漠视，对族群文化本位性认同的过份强调。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席扬在大会上发言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席扬的发言“文学史中‘民族作家’的价值维度”，指出长期以来，“民族文学”和“民族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尴尬”与“困顿”，其严重后果之一便是“民族文学”“民族作家”的审美的和文化的等各方面价值的模糊与虚浮。“民族文学”和“民族作家”的文学史价值的厘定，始终处于过程与开启状态中。这是迄今为止，“民族文学”和“民族作家”的价值认定依然作为一个重要问题的基本理由。这些指认困境，主要源于“框架冲突”、“视点交叉”和“正典思维”干扰等三个方面。文学史叙述中上述元话语的“真理性”已遭到怀疑，已有的叙述框架正在被撑破，重建“国家文学”结构，深入阐释民族文学价值作为“国家文学”的独特元素在其更新时代审美中的作用，是我们今后文学史叙述中应当引起重视的重要问题。

 

 

贵州民院学报编辑杜国景在大会上发言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主编杜国景的发言“贵州方言、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学综论”认为方言是文化的载体，又与文学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然而受汉族外来移民的影响，贵州汉语方言内部分歧既大，又受到少数民族语言影响，长期没有形成自己的标志性方言，因此方言并未给贵州文学带来重要影响。另外，贵州虽然自古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然而少数民族文化不但未在贵州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反而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贵州文学要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当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亟待提高对方言和本土少数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以发掘地域文化的内在活力，增强地域文化的凝聚力，实现审美创造能力的超越。

中国社科院《文学评论》编辑吴子林在大会上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吴子林的发言“民族文学思想研究的方法论”，认为“民族文学”是个有待于建构的“正名”问题，民族文学研究是一种关于“民族文学”的意义性研究，而不仅仅是其所指。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品质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开创学术的新气象，首先要重读历代文学文本经典，在这个过程中吸取智慧，养育自己的心性，重新拥有学术的武器，资料整理、解释文本是起始的工作。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副所长尹虎彬在闭幕式上发言

　　之后，大会举行闭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学会副会长尹虎彬就本次会议作了总结。他指出，该次会议的主题和发言引领了当下的民族文学研究学术潮流，跨学科，多领域，学术思想活泼、热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今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推进民族文学发扬光大。他同时也呼吁研究者们继续推进民族文学研究，使其更快地持续发展，进入一个更加兴旺、繁荣的学术时代。

　　(图片由吴晓东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