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文学类非遗研究的294篇样本文献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研究文献数量分布较不均衡，以“赫哲族伊玛堪”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占比接近半数。样本文献刊载于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出版的127种期刊，作者来自中国境内124所机构，位于东北和华北的北方院校和研究院所发文量较多。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文学类非遗研究存存在不足之处，需要关注非遗与可持续发展、大遗产观、非遗系统性保护，以及非遗所体现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前沿领域。

　　关键词：满通古斯语族;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3年是通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下文简称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下文简称《非遗公约》)20周年，而中国是最早批约的国家之一。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概念引入中国以来，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展开，作为《非遗公约》中9种保护措施之一的“研究”在各相关学科得到关注和实践，如今非遗已成为多学科的研究热点。2006—2021年，国务院先后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下文简称国家级名录),将非遗分为10大门类，民间文学则属于第一大门类。民间文学“不仅数量最为浩瀚宏富，而且也最为集中、最为直接地体现着民族精神或称作民族文化精神。”[1]本文以中国境内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相关研究为关注对象，以中国知网期刊论文为切入点，对中国学界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族民间文学类非遗研究成果进行数据分析与述评，回顾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脉络、取得的绩及存在问题，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范围

　　虽然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文学丰富多样，出版和发表了数量可观的学术研究论著和调研报告，但本文仅关注以列入国家级名录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实践。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公布的国家级名录民间文学分类中，分别以“满族”“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锡伯族”为关键词，共检得5个遗产项目，其中新增项目4个，扩展项目1个。此外，被归入“曲艺”类的两个非遗项目“赫哲族伊玛堪”和“鄂伦春族摩苏昆”更具有民间文学性质，本将其纳入研究范围。为行文方便，上述非遗项目在本文中统称为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表1显示本文关注的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文学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信息。

表1 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文学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表

　

　　以表1列出的项目名称，分别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共同作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篇关摘”“主题”“全文”字段组合查询，检索时间范围和期刊范围不限，数据最后更新日期为2023年9月19日，去除重复和非论文类文章后，共获得296篇文献作为研究样本。本文将从样本文献时空分布、被引情况、作者群体、发表期刊、研究热点及趋势等方面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和可视化呈现，以此为基础考察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文学类非遗研究的学术史和发展趋势。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相关文献都会在篇名、关键词及摘要中包含上述检索词；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可能存在数据收录不全和著录信息不准确的情况；图书、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以及用民族文字发表的期刊文章未包含在内，上述情况均会导致本研究的局限性。

　　二、文献时空分布

　　本文所分析的294篇样本文献分布在2005年至2023年19年间，峰值出现在2015年，为32篇，谷值在2005年，为1篇。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研究文献数量分布较不均衡，“赫哲族伊玛堪”最多，达138篇，占46.93%;其次为“满族说部”,84篇；第三是“满族民间故事”,42篇；第四位是“鄂伦春摩苏昆”,37篇；“锡伯族民间故事”位列第五，共11篇；最少的是“鄂温克族民间故事”,仅有4篇。294篇样本文献及各国家级非遗项目研究文献在各年度分布见图1。

　　图1 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文学类非遗研究样本文献年度分布图(2005—2023)

　　图1所示，从2005年至2023年，全部样本文献数量从2005年至2011年逐年稳步上升，2012年急剧增长，直到2021年基本上保持在高位，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走势。由于“赫哲族伊玛堪”研究文献占比较大，直接影响了全部样本文献的走势。“赫哲族伊玛堪”研究文献较为集中地分布在2012年至2021年，这与“赫哲族伊玛堪”(Hezhen Yimakan storytelling)于2011年被列入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得到了更多关注有关。“赫哲族伊玛堪”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国家级名录，被列入《非遗公约》名录对该遗产项目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一点，也可以从其他未列入《非遗公约》名录的国家级非遗项目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上得到印证。“满族说部”“满族民间故事”等其他5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的研究文献年度分布较为均衡，在文献数量上并未明显受到非遗项目列入国家级名录的影响。

　　从样本文献来源期刊看，294篇文献刊载于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出版的127种期刊。所有刊物中刊载文章在3篇以上的期刊有24种，其中，《黑龙江民族丛刊》刊载量最高，达29篇。刊载量在10篇以上的期刊有《黑龙江社会科学》(18篇),《满族研究》(16篇)《社会科学战线》(12篇),《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1篇),详见表2。

表2 期刊刊载量排名表

序号	期刊名称	文献数量	序号	期刊名称	文献数量
1	黑龙江民族丛刊	29	13	产业与科技论坛	4
2	黑龙江社会科学	18	14	文化产业	4
3	满族研究	16	15	艺术教育	4
4	社会科学战线	12	16	学理论	4
5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1	17	贵州民族研究	4
6	边疆经济与文化	9	18	现代交际	3
7	民族文学研究	6	19	文艺争鸣	3
8	满语研究	5	20	文化遗产	3
9	民间文化论坛	5	21	西北民族研究	3
10	东北史地	5	22	艺术研究	3
11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5	23	大连民族大学学报	3
12	黑龙江史志	4	24	大众文艺	3

　　序号期刊名称文献数量序号期刊名称文献数量1黑龙江民族丛刊2913产业与科技论坛42黑龙江社会科学1814文化产业43满族研究1615艺术教育44社会科学战线1216学理论45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117贵州民族研究46边疆经济与文化918现代交际37民族文学研究619文艺争鸣38满语研究520文化遗产39民间文化论坛521西北民族研究310东北史地522艺术研究311通化师范学院学报523大连民族大学学报312黑龙江史志424大众文艺3

　　从样本文献所载期刊地理分布来看，出版地在黑龙江的期刊最多，共29种，刊载样本文献总数达112篇，占总数的38.1%,具有绝对优势。此外，吉林、北京、辽宁、河北的期刊也相对较多，期刊数量和样本文献刊载量分别为吉林13种38篇，北京18种34篇，辽宁13种33篇，河北5种10篇。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出版的样本文献占总数的62.24%,而东北三省正是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分布较多的地区，二者具有高度重合性。

　　三、核心作者、研究机构及合作网络关系

　　作者的发文量和被引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作者在某一领域的学术贡献。本文的样本文献共来自293位作者(其中第一作者共203位),总被引量为902次。根据普莱斯定律，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计算公式为mp=0.749npmax [4],在本研究中，npmax(统计时段内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发表的论文数)为12,那么可以计算出mp=2.56,按照取整原则，即发表3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为核心作者候选人；核心作者发文累计最低被引量公式为mc=0.749ncmax [4],本研究中ncmax(统计时段内发文累计被引量最多的作者被引量)为58次，可以计算出mc=5.7,按照取整原则，发文累计最低被引6次及以上的作者可成为核心作者候选人。综合发文量和被引量两方面因素，将二者权重值分别设定为0.5和0.5,使用综合指数计算公式zi=xix¯×100×0.5+yiy¯×100×0.5,测算核心作者候选人的综合指数，公式中x¯为核心作者候选人平均发文量，xi为第i位候选人累计发文量；y¯为核心作者候选人发文平均被引量，yi为第i位候选人累计被引量[2]。本文的样本文献第一作者人均发文1.45篇，平均被引量4.4次，其中发文最多的是高荷红，累计发文12篇，也是被引量累计最高的作者，累计被引量58次。根据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计算公式和最低累计被引量计算公式对样本文献进行统计和查重，最终得出49位核心作者候选人，再根据综合指数排序，将综合指数大于350的作者筛选出为核心作者，见表3。

 

表3 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文学类非遗研究核心作者表

　　

　　续表

序号	姓名	发文量【注文2】(篇)	被引量(次)	综合指数	所属机构	地区
2	周惠泉	6	43	695.53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
3	江帆	5	36	581.50	辽宁大学文学院、沈阳音乐学院	辽宁
4	王晔	4	33	512.93	齐齐哈尔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	黑龙江
5	富育光	3	36	512.54	吉林省民族语宗教研究中心	吉林
6	邵丽坤	8	19	491.77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吉林
7	刘敏	4	21	376.57	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	黑龙江
8	侯儒	6	14	365.99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黑龙江
9	汪立珍	3	23	364.81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	詹娜	4	19	353.84	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	辽宁

　　序号姓名发文量【注文2】(篇)被引量(次)综合指数所属机构地区2周惠泉643695.53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师范大学吉林3江帆536581.50辽宁大学文学院、沈阳音乐学院辽宁4王晔433512.93齐齐哈尔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黑龙江5富育光336512.54吉林省民族语宗教研究中心吉林6邵丽坤819491.77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吉林7刘敏421376.57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8侯儒614365.99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黑龙江9汪立珍323364.81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10詹娜419353.84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辽宁

　　样本文献的293位作者来自中国境内124所机构，发文量在10篇以上的机构有7所，分别是：佳木斯大学(31篇)、吉林省社会科学院(25篇)、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篇)、中国社会科学院(17篇)、中央民族大学(16篇)、哈尔滨师范大学(12篇)、黑龙江大学(10篇)。(3)从地理分布上看，仍是位于东北和华北的北方院校和研究院所发文量较多。

　　图2 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文学类非遗研究样本文献作者和研究机构共现网络关系图谱

　　从合作研究情况来看，不论是作者间合作还是机构间合作，合作研究占少数，以独立研究为主。294篇样本文献中独著210篇，占71.43%,合著84篇，占28.57%。合著文章的作者合作方式多样，同机构合作的共45篇，占53.57%,跨机构合作的共39篇(其中跨省合作9篇，跨境合作1篇),占46.43%。将全部样本文献导入CiteSpace (6.2.R5)软件可以生成作者共现网络关系图谱和机构共现网络关系图谱(见图2),来考察这一领域的学者合作交流情况。根据作者共现网络关系图谱显示，共有293个节点(代表作者),150条连线(代表作者间的合作关系),网络密度为0.0035,整体网络结构比较松散，没有形成明显的合作网络关系。而10位核心作者，均是偏重于独立研究，较少与他人合作。但也可以看到，作者间也有小范围的合作，如，王丙珍发表的8篇文章中有4篇是与他人合著，核心作者中周惠泉、江帆、富育光、邵丽坤、刘敏均有1—2篇文章是与他人合作完成的。从机构间合作来看，共现网络关系图谱中共有124个节点(代表机构),57条连线(代表机构间合作关系),网络密度为0.0075,整体网络结构也较为松散，仅发文量较多的佳木斯大学、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大学与其他机构有相对较多的合作。

　　四、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文章的关键词能够反映和揭示文章主题，而一个时间段内某一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往往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的294个样本文献共有512个关键词，词频最高的前四个关键词是“伊玛堪”(84次),“满族说部”(59次),“赫哲族”(56次),“非物质文化遗产”(47次)。因所有样本文献均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其中涉及“赫哲族伊玛堪”和“满族说部”的文献共220篇，占比达74.83%,所以，上述四个词成为最高频的关键词是必然。鉴于文献数量分布不均衡这一事实，只考察关键词词频并不能揭示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文学类非遗共同的研究热点，因此，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的突现词探测功能，加入时间维度，通过找出较短时间内使用频率发生较大变化的关键词，来发现研究主题的兴衰和研究热点。将294篇样本文献导入CiteSpace (6.2.R5)对关键词进行分析，共得到340个节点(代表关键词),684条连线(代表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网络密度为0.0119。将突现度(Burstness)面板中的γ参数设定为0.3,最低持续突现年份设定为3,可以得到12个突现词的图谱。图谱中显示了每一个关键词词首次出现的年份、突现强度、突现开始年份和结束年份。右侧部分的深色粗线代表相对应关键词突现的时长，突现强度值越大意味着该主题研究突现强度越大、受关注程度越高，见图3。

　　图3 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文学类非遗研究样本文献关键词突现图谱

　　注：使用CiteSpace (6.2.R5)生成，原图为英文，本文作者在原图基础上将表项名称翻译成中文后制成本图。

　　根据图3所显示，“满族说部”突现度最高，也是本研究中关注的6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唯一列入图谱的关键词，这说明，相较于其他非遗项目，“满族说部”短期内有比较集中的研究成果发表。2007年至2010年间，有关满族说部的84篇样本文献中有24篇发表于“满族说部”突现的4年间，即2007年至2010年，占比达28.57%。突现时间最长的是“保护”,从2006年一直到2012年共7年，突现度仅次于“满族说部”,表明在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文学类非遗研究领域，保护是长时间受关注的研究热点。此外，传承也是这一领域的关注热点，“传承人”和“文化传承”这两个关键词突现强度也较高。而从2016年开始，“比较研究”和“新媒体”成为了较长时间内的研究热点，突现时间都在6年，其中，对“新媒体”的关注持续到当前的2023年。

　　根据图3并结合对样本文献的文本细读，将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文学类非遗研究的特点、研究热点的变化及未来趋势分析总结如下。

　　1.由注重历史溯源和价值研究转向注重当代非遗保护传承实践。

　　从2006年至2021年，随着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的“满族说部”“赫哲族伊玛堪”“鄂伦春族摩苏昆”“满族民间故事”“锡伯族民间故事”“鄂温克族民间故事”先后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作名录，相关研究日益增多。由于满通古斯诸语均处于面临濒危状态，[3]以语言为载体的民间文学类非遗自然也面临着传承困境，因此，学者的研究往往是从非遗项目的历史渊源、各方面价值和意义论证、面临的威胁等开始，逐渐转向当代语境下的保护、传承及振兴。

　　以“满族说部”研究为例，2007年至2012年，学者侧重于追溯非遗项目的历史渊源和价值论证。如，周惠泉在2007年至2009年集中发表了多篇论文探讨满族说部的历史渊源，[4][5]历史文化价值，[6]以及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重要意义。[7, 8]这一时期，也有学者关注“满族说部”的传承和保护，但也主要是对传承历史进行分析阐述，如，富育光通过探析满族说部与东北民族历史关系阐释了满族说部的传承情况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生、发展渊源，进而总结出满族说部特有的传承和保护特征。[9]高荷红考察了“满族说部”历史上围绕杰出传承人形成的传承圈[10]和“满族说部”搜集史。[11]江帆分析了“满族说部”生成过程及其在传承和播衍方面封闭单一的特点。[12]从2013年开始，学者们更多地注重“满族说部”的当代传承和保护实践，如，杨晗论述了“满族说部”等黑龙江省满族非遗资源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能够发挥的作用。[13]邵丽坤探讨了“满族说部”在当代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多元化保护与传承方式，[14]她还与刘国伟、朱立春共同撰文分析了“满族说部”传统传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认为应发挥好新媒体的优势，探索多元化的传播媒介，[15][16]陈鹏和穆希琳提出用“重建”“再演”的双轨结合方式来应对社会变迁中满族说部活态传承面临的困境。[17]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满族说部”衍生产品[18]和APP的设计与开发。[19]

　　满族民间故事研究也有相似的趋势。样本文献中2008年发表的第一篇研究满族民间故事的论文就是阐释满族民间故事的史学价值、哲学价值及民俗价值。[20]2011年，江帆分析了满族民间叙事中蕴含的独特而深厚的文化质素与文本张力。[21]2013年，詹娜探讨了满族民间文学的史料价值。[22]2015年后样本文献中开始出现探索满族民间故事传承传播新形式的研究，如，代俊波论证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对包括满族民间故事在内的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可行性并提出了数字展馆的设计与实现方案，[23]他还与其他作者合作介绍了基于新媒体技术的长白山满族民间故事阅读推广平台的建设[24]和动画短片创作。[25]王锐、任玉函解析了由满族民间故事改编的满汉融合二人转的艺术性和可观赏性，认为这种结合符合当下大众化的接受方式，是非遗传承保护的新范式。[26]

　　“赫哲族伊玛堪”的晚近研究也关注到了新媒体数字化保护[27]、在新媒体语境下的演述与传播[28]、如何与媒介生态共生发展[29],以及如何与乡村振兴相互促进[30][31]等议题。“鄂伦春族摩苏昆”“锡伯族民间故事”“鄂温克族民间故事”样本文献总量较少，但也有关注非遗项目当代传承的研究文章，如李连影探讨了在当代语境中鄂伦春摩苏昆社区教育传承的创新路径，[32]王兴胜和王孚论述了高校教育资源如何助力锡伯族民间故事等锡伯族文化传承发展；[33]迟鸣和周金月则以鄂温克民间故事《太阳花姑娘》为例，讨论了民族题材电脑连环画创作的教学设计与课程实施。[34]

　　总体来看，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文学类非遗研究者不局限于价值研究和文本分析等传统的研究路径，能够密切跟踪这类非遗随着环境变化在内容、形式以及传承方式上发生的变化，关注当下保护实践，积极探索提升非遗可见度和多样化传承传播的创新方法。

　　2.由更关注“作品”转向更关注“传承人”。

　　非遗是活态遗产，非遗保护应秉持“以人为本的过程性保护”策略[35],然而，在中国民间文学类非遗保护实践中，尤其是在早期，往往更重视作品和文本而轻视人与过程。以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国家级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为例，从2006年第一批列入的“满族说部”,到2021年第五批列入的“鄂温克族民间故事”,遗产项目名称均是讲述行为的产物，而非讲述行为本身，既没有体现“人”也没有体现“过程”。随着各行动方对非遗保护认识的提升，重物不重人的情况已有所转变。在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文学类非遗相关研究中，这一转变较早就出现了，对传承人的关注和研究不但较多而且持久。样本文献中共有27篇论文专门研究传承人或以传承人研究为主，时间跨度从2007年直至2023年。高荷红、江帆、詹娜、汪立珍、侯儒、邵丽坤、王丙珍均发表多篇文章研究传承人的论文，其中对满族说部传承人、赫哲族伊玛堪传承人关注较多。

　　多位学者对具有多重身份的满族说部传承人有较集中的讨论，如，高荷红考察了由于传承方式的改变而形成的满族说部“知识型”传承人富育光，[36]剖析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的优缺点，并以富育光为个案，解读了非遗保护过程中国家话语与传承人之间的博弈；[37]王琨认为，将集讲述者、收集者、研究者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富育光认定为“满族说部”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体现了非遗传承人认定标准的灵活性，有助于非遗活态传承；[38]汪立珍探讨了富育光讲述传承满族说部的家族性[39];詹娜、江帆分析了满族说部传承人“文人”与“精英”的特质，并探讨了这一特质的来源及对满族说部的建构与传承产生的影响；[40]邵丽坤将兼具传承、创作、文化研究等多重角色和才能的满族说部传承人定义为“复合型传承人”,并以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富育光、赵东升为例，分析了这一类型传承人的特质；[41]朱立春[42]、王丙珍[43]就成长经历、满族说部的搜集整理及传承等问题对富育光进行了访谈。

　　对赫哲族伊玛堪传承人的研究则较为关注代际传承，如，汪立珍探讨了三代“伊玛堪”歌手在赫哲族历史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阐释了赫哲族伊玛堪遗产化后，作为非遗传承人的“伊玛堪”歌手的使命和作用。[44]吴璇则对伊玛堪四代传承人尤贵连、尤金良、尤文兰、尤文凤、尤忠美的传承状况、说唱风格、传承特点进行了分析。[45]侯儒对赫哲族伊玛堪传承人尤文兰[46]、吴明新[47]、胡艺[48]进行了口述史研究，探讨了伊玛堪的传承机制。蒋满娟以尤文凤为个案，运用生命历程理论考察其学习和传承伊玛堪的具体过程。[49]

　　鄂伦春族摩苏昆传承人、满族民间故事传承人也得到了学者关注，如，王丙珍访谈了鄂伦春族摩苏昆国家级传承人莫宝凤[50]、孟淑珍[51];高荷红探讨了以笔述和书写见长的非典型性满族民间故事家的独特价值及其故事的内在特质。[52]詹娜考察了“满族民间故事”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爱新觉罗·庆凯满族故事讲述的发生场域并分析了其故事讲述的风格与个性，[53]还从传承人、听众、讲述场域三个传承链条分析了造成当下满族民间故事传承与百姓日常生活相隔离的原因。[54]

　　3.多民族多非遗项目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日益增多。

　　2011年之前，样本文献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单一民族的单个非遗项目，2011年之后，多民族多非遗项目或单一民族的多个非遗项目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日益增多。从2011年至2022年，共有24篇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文章。比较集中的是对黑龙江省人口较少民族的说唱艺术赫哲族伊玛堪、鄂伦春族摩苏昆及达斡尔族乌钦的比较研究，如，王晔从曲艺音乐的角度分析了三者在音乐形态、艺术特色、多重价值，以及保护传承方面的共性；[55][56]周虹池分析了三者的本体特征、世代传承的综合原因及在当代的创新发展；[57]汤洋则阐述了三者的内容、发展现状及取得的成果，并探讨了加强三者的保护与传承对黑龙江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58]其他非遗项目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如，邵丽坤从主题、传承方式、故事情节构成方式、讲唱形式等方面比较了满族说部与赫哲族伊玛堪的异同，[59]从叙事背景、英雄形象及保护传承现状比较了满族说部、伊玛堪和摩苏昆，认为民族语的式微对三者的传承造成了威胁，但各行动方也在不断探索与尝试创新的传承方式，赋予其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内容。[60]赵英华分析了黑龙江赫哲族“伊玛堪”和“嫁令阔”在来源、形式与分类、音乐特点、内容特点、音乐和文学价值上的异同。[61]此外，还有学者将赫哲族伊玛堪与境外口头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如，陈静从主题学层面分析比较了赫哲族伊玛堪与《荷马史诗》的异同，[62]李娟、王振平从形式与内容上比较了赫哲族“伊玛堪”和日本阿伊努族“优卡拉”的异同，从文学角度解读东北亚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情况。[63]

　　在综合研究方面，学者们将研究对象范围从民间文学类扩展到传统美术、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技艺、民俗等其他门类的非遗项目，如，于富业综合分析了辽宁省满族国家级非遗项目医巫闾山满族剪纸、抚顺地秧歌、满族民间故事、岫岩皮影、满族刺绣的特点与价值，提出了保护与传承对策；[64]徐美群探讨了新农村建设中保护与传承赫哲族多类别非遗项目应遵循的原则，并提出了对策建议；[65]刘晓春和关小云分析了现代化进程中和外来文化冲击下鄂伦春族各类非遗项目面临的威胁和风险，提出应尽快建立科学、有效的保护体系。[66]

　　4.多学科多视角研究逐渐兴起。

　　非遗涉及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作为保护手段之一的非遗研究也必定要由多学科学者共同参与。多学科综合研究有利于对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文学类非遗的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样本文献的293位作者来自语言文学、音乐学、传播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历史学、人类学、教育学、档案学、法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以赫哲族伊玛堪研究为例，由于其“说”与“唱”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不但有语言文学领域的研究者分析其口头文学的特征、萨满词语、翻译策略，还有音乐学者分析其音乐特征和艺术特点，有传播学者探讨其传播机制和视听语言表达，有经济学者讨论伊玛堪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

　　样本文献中有多篇关注了“文化生态”问题，如将赫哲族伊玛堪纳入其所处的文化生态系统中，以整体研究的视角探讨面临的困境和保护传承措施。[67][68]在非遗建档与展示方面亦有多位学者分享了有价值的探索，如，邓君、吕佳、王志宇对满族民间故事口述档案进行本体模型构建，以可视化方式呈现各知识单元之间的关联，实现了满族民间故事口述档案细颗粒度的知识挖掘；[69]庄善洁、崔广丽分享了对伊玛堪等赫哲族语言文学类非遗的知识挖掘与数据库建设实践；[70]张金霞和柴明明以一次满族说部文献特展为例，对满族说部的调查、记录、整理、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文献进行资源构成分析，认为这些丰富且有层次的文献资源可以在自然语境缺失的情况下成为受众了解非遗项目的有效载体。[71]

　　难能可贵的是，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文学类非遗保护进行了理论和方法论反思，如江帆以满族民间故事、锡伯族民间故事等6个辽宁省的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为例，反思了“非遗保护”在给濒临失传的民间文化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其面临去语境化传承的负面影响，非遗视域下的故事语境和文本形态都变得更为复杂，有必要立足于动态又鲜活的“田野”,对以往使用的“民间文学传承人”“叙事语境”“文本生产”等概念进行拓展和重新界定。[72]王琨以满族说部和满族民间故事为例探讨了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申报与保护的标准问题，认为应在学术界、政府及民间这三者间找到平衡，基于“地方认同”和“尊重叙事传统”制定弹性化标准。[38]王威认为，不应用书面文学研究的标准规范、衡量作为赫哲族口头传统的伊玛堪，而应将其置于口头诗学的框架下进行分析和研究。[73]

　　五、结论

　　通过对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文学类非遗研究的294篇样本文献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文献数量年度分布呈波动上升走势，但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研究文献数量分布较不均衡，以“赫哲族伊玛堪”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占比接近半数。样本文献刊载于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出版的127种期刊，《黑龙江民族丛刊》刊载量最高，出版地在黑龙江的期刊最多，出版文献较多的地区与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分布较多的地区具有高度重合性。样本文献共有293位作者(其中第一作者共203位，核心作者共10位),来自中国境内124所机构，位于东北和华北的北方院校和研究院所发文量较多。从合作研究情况来看，不论是作者间合作还是机构间合作，都是以独立研究为主，合作研究占少数，合作方式多样，没有形成明显的合作网络关系。根据样本文献关键词突现图谱和文本细读，可以分析总结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趋势：第一，由注重历史溯源和价值研究转向注重当代非遗保护传承实践；第二，由更关注“作品”转向更关注“传承人”;第三，多民族多非遗项目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日益增多；第四，多学科多视角研究逐渐兴起。

　　然而，从样本文献也可以看出，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文学类非遗研究的不足之处，如，非遗保护是以人为本的过程性保护，但从样本文献所反映的研究状况看，关注了人与语境，却较少关注“过程”;有多学科多视角研究，而学科间合作研究和整体性研究较少；多篇文献关注了非遗与经济发展，提倡非遗开发、非遗与旅游结合，但较少提及过度商业化和旅游对非遗保护的不利影响及应对措施；文献中仍有“本真性”“原生态”“世界级非遗”等不当用词，反映出非遗研究者对《非遗公约》精神理解尚需深入；此外，虽然有些非遗项目是跨境共享的，而且“赫哲族伊玛堪”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样本文献中国际合作研究和国际非遗保护视野尚欠缺。未来该领域研究者可在上述不足的方面做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并密切关注非遗与可持续发展、大遗产观、非遗系统性保护以及非遗所体现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前沿领域。

 

　　作者简介：郭翠潇,女，黑龙江肇东人，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口头传统数字化建档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62DA160)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重点学科“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项目 

 

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