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约文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概括为五大领域，其中位居第一的是“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按照我们的理解，口头传统与其他四大领域的关系不是相互平行和对等的关系，而是口头传统既相对独立，又以多种方式介入和统御其他领域的关系。具体说来，无论是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还是传统手工艺，哪个都离不开口头传统的全面支撑。即便是舞蹈这种主要靠身体语言传递信息的艺术形式，或者如非洲的“鼓语”（通过以特定方式编码的鼓声向远方传递信息）这种特殊的信息编码智慧，其实从其习得到操演，也都离不开语言。

　　按照学界的总结，口头传统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口头传统指人类口语交流的一切形式，狭义的口头传统主要指口语艺术（verbal art），像神话、故事、叙事诗和抒情诗等。人文学界比较重视对狭义的口头传统的研究。因为口头传统是人类最重要的信息技术，所以就很好理解为什么说口头传统全面支撑非遗的传承和流布。人类的社会化活动，离不开彼此的信息交流。语言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信息技术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事件。语言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伴随人类文明的步伐一直走到今天，今后还会长久地走下去。传播学者一般都认可这样的说法：人类信息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口头语言、文字书写、印刷技术、因特网等几个发展阶段。信息技术的迭代技术更新，是按照每次都兼容前代技术的方式获得发展的，这就体现出信息技术具有超强的连续性特征。人类自从发明了语言以后，就再没有丢弃语言：有了书写技术，人类依然大量使用语言从事交流活动；有了印刷技术，文字阅读人口获得很大增长，但人们照样大量使用语言，也从来没有丢弃书写技术；进入因特网时代，人们还是大量使用语言，也同时使用书写和印刷技术及其成品。在今天的因特网上，语言、文字、音视频大量使用，就说明了信息技术所具有的这种超强的连续性和向前代技术兼容的特征。

　　将口头传统作为对象进行深入一点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作为信息技术的口头传统，不仅有其实用性的一面，还有其艺术性的一面。就其实用性的一面进行考察，会发现口头传统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几乎一切方面都息息相关。无论是实用信息的随时沟通交流，还是重要信息的长久存储记忆，总之，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文化创造的所有内容，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体现于口头传统之中。就其艺术性的一面进行观察，可以发现，语言的艺术运用逐渐获得了惊人发展，从而形成人类所特有的，甚至堪称是蔚为大观的口语艺术传统——神话、传说、故事、谚语、叙事和抒情诗歌等。他们以形象化的方式，为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和人自身，提供了特殊的渠道和方法。在语言的实用性维度上，人们追求准确性；在语言的艺术性层面上，人们追求感染力。实用智慧和诗性智慧，构成了口头传统谱系的两端。不过，其间的关系并不简单，譬如有些实用性的内容，可以借助艺术性的形式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就如在政治性演讲中也可以追求艺术性表达技巧。另一方面，口语艺术的创编中，也可以被赋予大量实用性功能（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总之，口头传统的实用性和艺术性这两种功能，并不应截然分割开，而应该看作是人类信息技术的一个整体——在其交叠过渡的区间，有彼此交融的情况，在其两端则显现出各自的功能和特征。

　　二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的知识和思想体系中，人类发展到今天的各类遗产，都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自然遗产（人化的自然）、文化遗产和非遗，以谱系化的存在方式，为人类的发展轨辙和知识的系统积累，给出了有利于人类福祉的存储、利用和发展的整体方案。再联系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就可以看出，在教科文组织的文化理念中，人类的各个集团在世界各地发展出了彼此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分别适应不同的自然条件，并让不同的人群生息繁衍、发展进步。这些不同人群的知识和智慧，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因而需要从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加以保护、存储和利用。生物的遗传是线性的，文化的遗传是非线性的，需要借助信息技术才能完成代际传承和横向传播。从采集、狩猎、畜牧、渔业、耕作，到晚近的高新技术，哪些本领的习得、知识的掌握是不用借助信息传递的呢？

　　今天的人类社会，阅读和书写技术已然占据统领性地位，其标志之一就是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成年人的识字率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惊人的提升。有多位学者估算过从大约5万年前现代智人开始登场算起地球上一共出现过多少人。偏于保守的结论是690亿，偏于大胆一点的是1080亿。考虑到历史上长期较高的婴幼儿夭折率，以接近1000亿来计算或许有一定道理。那么，如果同时考虑到数万年的语言使用和最长只有数千年的书写创用，考虑到历史上长期占据绝大多数的人口是文盲，考虑到迄今为止的统计数据是全球使用中的书写系统有161种，另有133种文字系统曾经出现过但已废用，那么，有人断言人类有史以来的知识只有大约7％被书写下来，就应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推断，因为有史以来掌握书写的人口只占总人口数的很小一部分。人类文化的传承是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承担的，其中书写传统只是极少数人写给极少数人阅读和存储的，而口头传统则是无处不在的、随时发生的、从未断绝的。

　　根据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今天世界上还有超过7000种语言，说明绝大多数语言没有发展出文字，有不少地方的人们还生活在“无文字社会”中。中国是文献大国，积累留存下来的文献汗牛充栋，可以说是文脉绵长。但同时需要注意另外一方面的情况，那就是几十年前的20世纪中叶，中国的成年人文盲率超过总人口的八成。在同时期的众多少数民族人口中，这个比率还要高一点。所以有学者说形诸文字的知识只是人类知识总量的冰山一角，这大致符合实际情况。

　　根据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今天世界上还有超过7000种语言，说明绝大多数语言没有发展出文字，有不少地方的人们还生活在“无文字社会”中。中国是文献大国，积累留存下来的文献汗牛充栋，可以说是文脉绵长。但同时需要注意另外一方面的情况，那就是几十年前的20世纪中叶，中国的成年人文盲率超过总人口的八成。在同时期的众多少数民族人口中，这个比率还要高一点。所以有学者说形诸文字的知识只是人类知识总量的冰山一角，这大致符合实际情况。

　　今天，通过对人类信息技术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赞同这个说法：人类文明主要是靠两个轮子驱动的，一个是口头传统，再一个是文字书写，缺一不可。虽然文字的使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宗伟大发明，但应承认，大量实用知识和艺术创造长期以来保存在口头传统中，而知识界对这些堪称海量“非遗保护传承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笔谈的知识和信息的认识还远未充分，因为国际社会还需要克服长久以来已经根深蒂固的“笔墨中心主义”的认识论立场——也就是书写技术带来了人类心智的巨大飞跃，而民众（所谓“引车卖浆者流”）创用和保有的智慧则是简单粗鄙的和无足轻重的，不必太当一回事。

　　三

　　主要是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媒介环境学等学科的学者，经过大量学术工作，逐渐认识到以往遭到长期忽视的口头传统所具有的伟大功能和深远意义。这些人文学术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联合国系统在制定文化政策上的核心理念。2007年通过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和教科文组织长期推动的保护人类语言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及“国际母语日”等号召和举措，其实可以看作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等系列文件精神在特定领域的具体化。

　　作为学术领域的口头传统研究，主要是从20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1986年在北美创刊的《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是其学科化和体系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由于口头传统的信息技术属性，故而从一开始该领域就具有学科互涉的鲜明特征。众多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投身口头传统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对口头传统的重新定位和评价。《非遗公约》的出台，可以理解为国际性人文学术思想发展到特定阶段的顺理成章的思想成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兴起的众多思潮的或隐或现的影响，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去欧洲中心主义、东方学、后殖民理论、文化批判理论等。

　　口头传统是人类表达文化之根，是“古老常新”的，其便捷、高效的属性是其他信息技术所无法完全替代的。诚然，语言的生理属性和物理特性令其无法超越时空远距离传播，在录音装置发明之前，也无法长久地原样储存。借助文字记录誊写保留某些样本，就是不二的选择。幸亏有了文字，我们得以知晓千百年前的歌谣故事，得以留存民族历史文化的早期珍贵记忆。所以，虽然强调口头传统的重要价值，但并不能对言和文做简单粗暴的二分法处理。毕竟文字是从语言中发展起来的，所以，语言和文字共享诸多相同特性的说法，并不难理解。那么，在保护非遗的框架下，强调口头性的时候，并不是以排斥书写性为前提的。主张以辩证的观点看待口头传统和书写传统，强调“言文互缘”，才是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的态度。

　　历史上，为了克服信息的遗忘丢失，人们创用了结绳记事、陶筹记数、符号和文字书写等种种不同的方法。这些把信息从人脑中移出来，固定在外在物品上的办法，提高了利用成本，制造了新的门槛（如掌握文字），也就造成了种种不便，但这种策略在方向上是合理的：信息的超越时空传播和长时间存储就有了可能。在当代的田野调查中，仍可见到在演述中利用服饰图案、画卷、刻道等方式协助口头演述的例子。这些方法可以看作是当代多媒体/融媒体技术的某种古老先声。

　　口头传统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个单独的非遗现象，关于这一点，在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工具包”中有非常好的说明：“口头传统和口头表现形式（oral traditions and expressions）这一领域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口语形式，包括谚语、谜语、故事、童谣、传说、神话、史诗、咒语、祷词、经颂、歌谣、戏剧化演述（performances）等。口头传统和口头表现形式被用于传递知识、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观及集体记忆，在保持文化的活力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工具包”还指出，有些口头表现形式是常见的，而另外一些可能有使用限域。有些是寻常传承的，还有些主要由高度专门化的演述人来演述。因为口耳相传，口头传统又具有变异性特点。该“工具包”还特别强调：“本着《非遗公约》的精神，保护措施应侧重于作为过程（processes）的口头传统和口头表现形式，让社区自由地探索他们的文化遗产，而不是将之作为产品（products）。”这在当下的非遗保护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提示意义。在我国的口头传统保护措施中，仍然可以看到比较重视“产品”（即口头作品）而不够重视“过程”的情况。好在我们还有传承人名录的设置，可以看作是对偏重“产品”的某种校正。

　　非遗是与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能当作外在于人的“物”。我们要认识到，人和人的创造物是合一的。“创造者为自己创造了文明，而文明反过来又再造了文明的创造者，这证明人是一种自相关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口头传统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在这种自相关结构里，与人的存在和人的活动整合为一。口头传统不是纯粹的信息，而是具有“具身性”的操演，它的每一次操演，都是一个当下的事件，同时是一个传统事件的当下搬演。口头传统常常被理解为集体性的活动，因为它具有公共性和交流性，但究其根源毕竟是一个个具体的、特定的个体实施了演述活动，所以，口头传统也可以理解为传统性与当下性的统一、集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广大民众的精神活动和生产生活，以及语词艺术的创造，都主要通过口头传统来承载和体现。所以，重视口头传统，研究口头传统，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大方向，这也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非遗保护工作的宗旨。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