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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婷]“后申遗”时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调研报告
基于壮族“布洛陀”文化的调查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8-04-02  作者: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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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非遗”代表作名录体系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普遍存在着“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如何真正实现“名录体系”对非遗保护的价值与作用,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本调查报告以对壮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洛陀”长达数年的跟踪调查为基础,对“后申遗”时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布洛陀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在其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仍然面临着传承的断代危机、歌墟頹废、过度开发等问题。为了更好地传承与保护布洛陀文化,我们的对策建议是(1)学界主动介入,形成长效机制;(2)政府组织协调,落实经费队伍;(3)保护文化生态,确保“活态传承”;(4)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坚持群众评判原则。

   关键词:“后申遗”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调查报告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四级名录体系的建立,特别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的建立,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奠定了制度基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各地普遍存在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代表作名录体系的建立并未给我国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带来根本性的影响,这已引起学者的普遍反思。“布洛陀”是壮族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于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遗”后的布洛陀文化在国家名录制度的推动下,其传承和保护是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如何更好地传承与保护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布洛陀”文化?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自2010年起为了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对广西壮族布洛陀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问题进行了长达3年多的跟踪调查。特别是2012年3—5月,笔者对广西田阳县布洛陀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调研。

  田野调查是本文获取研究资料的最主要方法。田野调查以访谈方法为主,主要访谈了涉及布洛陀传承保护的实践主体如政府官员、学界学者、旅游开发策划的策划人、文化持有者等。我们还大量调查了当地政府会议记录、工作汇报等。在对这些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取真后,找出布洛陀文化传承保护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最后在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布洛陀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对策。

   一、布洛陀文化及其价值 

  (一)布洛陀文化

  “布洛陀”[pau5lo4to2]系壮语的音译,在壮族神话中被描述成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智慧老人或创世神,是壮族先民基于自己对世界的认识,集体创造出来的一个作为各种自然力量的凝聚和象征,主宰整个大自然而又带有农耕时期族群首领的品质、创造世界万物和自己族类的天神或巨人形象。布洛陀形象产生以后,对外是协调自己族类以及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抵御灾害性自然现象的旗帜和幻想的武器,对内起聚集族类意识、调理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些功能不断延续,不断发展,逐渐形成布洛陀文化。

  (二)布洛陀文化的价值

  壮族布洛陀文化具有许多重要的价值。其一,创造与创新是布洛陀文化的核心价值。正是布洛陀文化所表现的壮族及其先民勇于开拓进取、善于创造创新的实践精神鼓舞着壮族及其先民战胜强大自然力量,使壮族得以繁衍生息,发展壮大。布洛陀神话传说和经诗中有大量有关“那”文化的内容,这实际上体现了壮族民众认为在各行各业中,稻作农耕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是生活和生存的根本。这种稻耕农作至上的价值取向,形成了壮族及其先民千百年来未曾改变的以“那”为本的农本主义。布洛陀文化所包含的布洛陀信仰是多元的,既具有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又受到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兼容并蓄的多元化的民间信仰。其二,道德伦理是布洛陀文化的重要内容,布洛陀麽经列举了壮族家庭内部及族群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说明壮族自古以来就有尊老爱幼、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对调节壮族群体及家庭内部关系,维系民族生存,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积极作用。其三,布洛陀文化注重生活安定,追求社会和谐。这种安宁有序和谐的价值取向,适应了稻作农耕的需要,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成为壮族民众的生活理想和追求。其四,布洛陀文化是壮族的民族标志象征。它之所以对壮族特别重要,是因为它能够认同壮族的共同始祖,并形成具有壮族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壮族形成和发展历史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布洛陀文化是壮族人民长期的创造和积累中形成的,是延续壮民族“血缘”和“文缘”的纽带。它有着深厚的根基,在合适的条件下,会浴火重生,成为当代壮族人民重要的精神信仰和生活方式,让人们从中吸取智慧、勇气、德性和创造精神,守护住壮族的精神家园,促进壮族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二、布洛陀文化传承保护的主要问题与原因 

  布洛陀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地方政府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与指导下,对布洛陀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然而,由于地方政府普遍存在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的观念,致使布洛陀文化传承与保护问题重重。

  (一)主要问题

  1、传承的断代危机

  田阳县是《布洛陀》口传史诗主要流传的地区。过去,在田阳河谷一带的壮族村寨,布洛陀的风物传说、故事、神话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目前在民间搜集到的《布洛陀口传史诗》手抄本有29本,其中在田阳县境内收集到的有16本。2006年《布洛陀》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后,认定和保护其传承人也就成了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2009年歌王黄达佳就被认定为布洛陀文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这些传承人几乎都有着“冰火两重天”的共同境遇和“后继乏人”忧虑。

  作为布洛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一些麽公道婆认为虽然有《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等公开出版,也不能代替布洛陀代代相传的核心和关键——口传心授。同时,即使是现在由文革时期“被教育”的对象变为“后申遗时期”的“座上客”,也难以改变缺乏布洛陀传人的严峻现实。虽然自2009年起田阳布洛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黄达佳每年都可获得自治区文化厅8000元的传承活动资助经费,而且市县两级也给予一定的活动经费,现在也有几个道公跟随他,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整个布洛陀传承后继乏人的现实。

  据田野调查,除极少数的耄耋老人懂布洛陀故事外,年轻一代的布洛陀传人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完整的讲一个布洛陀神话故事。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对田阳县的王少泽(男,1968年8月出生,田阳县公安局职工)、凌建华(男,1963年12月出生,汽车司机)、韦爱国(男,1968年8月出生,龙河村人,圣女果专业户)进行了访谈。

  问:“能不能请三位分别给我讲一个布洛陀的故事?”

  王少泽:“不会讲呢。我不会讲布洛陀的故事。”

  凌建华:“不会讲,听都很少听哟,哪里会讲?!”

  韦爱国:“我听我们村的老人讲过,但我记不得也不会讲,你要是想听,去我们村,我给你找老人让他们讲,不过会讲的老人还活着的好像不多了,要去的话趁早。”

  问:“你们会让自己的孩子专门去拜师傅学讲布洛陀故事吗?”

  王少泽:“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一来得孩子自己愿意学,二来,也要有人教啊。孩子们现在上学有学校的课业任务,而且现在课外时间还有电视,DVD等节目供他们娱乐,学讲故事这样的事情基本上不会付诸实施。”

  凌建华:“现在谁还学讲故事?没人教也没兴趣去学。会讲故事的人很少,现在的年轻人娱乐方式多得很谁还愿意去学?!”

  以上访谈从一个侧面说明的布洛陀传承后继乏人的困境。

  2、布洛陀歌圩渐趋頹废

  布洛陀歌圩即今敢壮山春晓岩布洛陀歌圩。据那县县志记载:

  春晓岩位于田阳县百育镇六联村那贯屯后背山上,离县城约6公里。……春晓岩歌圩持续三天,其中第二天人数最多,故有‘初七人初聚,初八人满山,初九人渐散’之说。山歌对唱形式多样,有小组对小组,个人对个人,也有一人对数人的。对完山歌,男女双方你送我一双鞋子,我送你一条毛巾。文化大革命期间,歌圩被迫中断。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复兴,每逢农历三月初七至初九,成千上万的男女从四面八方拥向春晓岩,山下停放着上百辆机动车和上万辆自行车,小摊点数不胜数。第三天,年轻人有的唱起流行歌曲,有的伴随收录机跳起迪斯科,有的举照相机拍摄,有的在树下弹吉他,有的登高远望,欣赏右江盆地秀丽风光。春晓岩歌圩富有现代生活气息。

  根据田野调查资料,布洛陀歌圩的现状为:一、歌圩场地破坏严重。有的歌圩场地已被辟作其他用途,有的面目全非,歌棚歌台已荡然无存,歌圩所祭祀的神台、神像等被捣毁。如田阳玉凤乡亭怀屯附近的布洛陀生殖器摩崖石柱,由于当地民众经常去焚香祭拜,当地派去所竟然派人用炸药去炸;二、不少地方的传统歌圩由于交通不便,远离经济中心区,即使开展活动,参加者也是廖廖无几,屈指可数,形同虚设,出现自然消失现象;三、一些地方有圩无歌,这主要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区域,参加歌圩的人们大多是与歌唱无关的事,成为名符其实的哑巴歌圩。

  从2003年开始每年农历三月的初七、八、九三天被定为布洛陀文化旅游节。从政府组织的布洛陀文化旅游节来看,节日期间的歌圩还是热闹繁荣的,但节日一结束,又面临一年的沉寂。据敢壮山下那贯屯村民周仕壮介绍:敢壮山布洛陀歌圩只有在每年的政府组织的旅游节期间才会这样热闹,平时很少有人到这里来唱山歌,遇见初一十五来烧香也是来去匆匆。当问到敢壮山布洛陀歌圩从前的状况时,周仕壮说:“我们小的时候,大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政府管得紧,不许唱山歌,遇见唱山歌的还要被抓去劳动改造。”对于歌圩的禁止、打压由来已久,民国25年(1936年)广西省政府《改良风俗规则》第三十四条规定:“凡麇集歌圩唱和淫邪歌曲,妨碍善良风俗,或引起斗争者,得制止之;其不服者,处以一元以上五元以下罚金,或五日以下之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歌圩渐行恢复,但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又遭禁止,“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作为封资修的产物加以批斗,不少歌手含恨死去,人们谈歌色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某地歌圩在进行时,政府派纠察队员前来抓人,用路边的红薯藤将歌圩场上的男男女女双手绑起,让他们去从事各种劳作。歌圩活动除了偏僻山村外,其他地方几乎销声匿迹。

  田阳县城被称为歌王的杨国际也表示,现在赶歌圩唱山歌对歌的人很少了,去参加的也是像他一样退休老人,年轻人鲜有热衷的。说起现在的布洛陀歌圩,连杨国际都觉得没有多大意思,说在节日歌圩上唱歌不尽兴,唱的都是别人规定好的内容,自己发挥的余地不大,而且对歌的对手水平也层次不齐,总之就是不好玩儿。

  3、布洛陀文化开发过度,保护不足

  布洛陀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逐步成为当地政府进行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从2002年开始,布洛陀就成为田阳旅游开发的对象,2006年申遗成功以后,政府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2006年CCTV-4的《传奇中国节》在田阳县直播《放歌三月三》,2007年到2012年,田阳县政府每年都会在农历三月初七到初九举行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同期还举行规模或大或小、范围或广或窄的学术研讨会。当地方政府在每年活动的策划、准备、组织和实施等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难免落入“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俗套。布洛陀成为招揽商人投资的一个招牌、扩大田阳县影响的一个文化符号。

  重开发轻保护主要表现为:一、布洛陀文化持有者成为道具。在政府组织的旅游节上,麽公为祭祀仪式的引路人,布洛陀歌者成为歌圩比赛的参赛对手,当地群众或为仪仗队成员或为场外观众。他们不拥有节日期间所有活动组织的话语权。申遗后的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方案都是有政府牵头策划的,就算是最应该为民间形式的布洛陀祭祀仪式也被政府征用,上升为“国家祭祀”层面的祭祀大典,从政府祭祀仪式的策划方案来看,与祭祀黄帝的仪式类似。二、政府还没有拿出专项资金支持布洛陀文化的研究保护工作。成立的“布洛陀文化研究会”也只是一个空壳办公室而已,办公室内除了几张办公桌外没有关于布洛陀文化的相关资料,研究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退休的职工,加入布洛陀研究会都是义务劳动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补贴。

  (二)主要原因

  布洛陀文化传承与保护出现以上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1、布洛陀文化自身发展的态势使然

  任何文化在历史变迁中,始终处于解构、建构,再解构、再建构的自我发展过程之中。这种发展变异是文化自身运行的一部分。可以说,没有变异,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发展。布洛陀文化自我变异发展在纵向承继与横向传播两种过程中均有体现。由于早期布洛陀文化是一种言传身教的文化。无范本的布洛陀无论是言说的,还是仪式的,其纵向传承和横向传播都有遗漏、误读、添加、转义等现象出现。实际上,每一次传承和每一次传播,对布洛陀文化就是一次变异。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各地布洛陀文化,虽其核心元素较为一致,但其差异是相当巨大的。这种差异性正是布洛陀文化在纵向传承和横向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结果。

  2、现代化的影响

  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变革,其对民族社会文化变迁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现代化对于布洛陀文化解构的影响是多层面的,现代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仅改变着布洛陀文化的物质基础,而且改变着布洛陀文化的消费模式和知识学习与传播方式。在现代社会,麽公不再成为人们学习传承布洛陀文化的重要力量,也不再是有一定影响的民族知识分子。再加上布洛陀传说故事、经诗的收集翻译出版,使得不懂古壮字、不会唱山歌的人亦可通过阅读布洛陀经诗译文和布洛陀神话传说来了解布洛陀文化。歌圩的社会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其不再是人们以歌择偶的重要场所。现代社会中人们交往方式多样,不需要再象过去通过赶歌圩对歌来寻找婚恋对象。随着社会的发展,歌圩作为男女相识定情的功能也逐渐式微,被解构的命运自然是不可避免。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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