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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其形而传其神——城镇化进程中非遗传承路径的云南探索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4-07-01  作者:余 明 范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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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琦 阮坤瑾/图)

  走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榜单,方知云南最重。

  目前,云南省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90项(105个保护单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99项(391个保护单位),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69人,省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824人。有迪庆、大理两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傣族剪纸”、“藏族史诗《格萨尔》”两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州级、市级非遗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就更多了。

  或因这样的数量和质量,让云南省文化厅厅长黄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底气十足地说到:“中国的民族文化要看西部,西部的民族文化要看云南。云南的民族文化就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

  然而,在时代的飞速变迁和我国社会转型变革的大背景下,非遗保护和城镇化这对本不对立的话题还是在交叉叠合中碰撞出令人不可忽视的声音。

  有人认为,在触及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城镇化进程中,人们或许更愿意去关注科技的进步、生存环境的改善,而忽视了最为实际的,对我们人类本身的关注,从而导致许多民族的、传统的文化基因发生异化、流失或者同化。

  现在遗留下来的这些文化遗产还能保存多少?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城镇化与文化产业如何协同发展?毕竟,缺少文化的城镇化,同样可能沦落为精神上的“死城”。

  就在6月14日,我国第9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带着 “让文化活起来 非遗保护与城镇化同行”命题,民族云南开始迈步与求解。

  文化遗产的面子与里子

  今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日,云南省文化厅邀请了24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进行展演展示。民族民间歌舞乐、传统地方戏曲、金属锻制、雕刻塑作、织锦刺绣、陶瓷烧制、剪刻竹编、传统医药和制茶技艺等诸多板块的展演,让厚重的“云南记忆”活态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一时间,在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里子或面子上,有关这个民族的历史传统、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伦理意识、审美观念等,大都充分显露出来,服饰、饮食、歌舞、游乐、艺术以及美丽神奇的风光风物,更是洋洋大观。

  这正如黄峻所说,云南作为中国民族最多的省份,从深层次来讲,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风俗、居住环境、行为习惯等等都是一部厚重的文化大全。云南的每个民族就是一本文化巨著。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走上舞台都会无比精彩。如何诠释好它?这是云南文化的根本。

  一个民族之所以成其为民族,是因为其文化造就了这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差异性。这场民族文化的精品展演,再次重申了文化的重要性。有文化,才有民族。对于云南这样一个民族大省来说,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这是关乎民族血脉传承的大问题。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建设、经济发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一直贯穿其中的。经济的发展可以壮大实体,而文化可以增加人气。一座城市的灵魂,一个民族的根,都系在文化上。

  不久前,《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发布,对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问题,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彰显地区特色、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

  云南提出要建设民族文化强省,还专门强调了“民族”二字。黄峻解释说:“云南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它是我们文化建设的一个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遗产’的方式造就了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的文化建设中占有极为重要位置。”

  云南省文化馆赵耀鑫研究员提出,在谈非遗保护与传承之前,首先应该明确其概念,他说:“文化大概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种。我国在物质文化的保护传承方面,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文物保护,这些工作早在解放前就开始了。而非物质文化,多体现为口传文化、技术技艺等,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法固定,以非物质的手段达到物质目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其保护传承的核心是传承人。通过命名行业内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来鼓励人们学习、记录某项技艺,达到文化传承发展的目的。

  非遗传承重在元素内涵

  所有的文化都是为了适应环境而创造的,特定的环境是某种特定文化生存的基础。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诞生与发展的基础大都在农村。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本的生存空间都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改变。

  比如,一个村落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致使村落空巢化,而入城农民受到耳目一新城市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带来的负面是对自己固有的生活文化乃至村落的放弃;文化的主人一旦放弃自己的文化,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

  此外,实用主义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小。因为实用,所以存在;因为不用,所以消失。

  由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增多,少数民族语言交流障碍,所以就没人讲了。由于少数民族服饰做工复杂,所以就被现代服饰取代了。由于生产生活工具改进,民间的竹制品、木制品、手工艺品用不上,所以就被塑料、钢铁制品取代,等等这些,都是实用价值不同程度地冲击了民族文化价值的体现。

  赵耀鑫说:“一个进城务工的少数民族,首先放弃的是自己的服饰与语言。为了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社会关系,服饰应该和当下的环境适应。为了和其他人交流,必须要放弃自己原本的语言,开始学习、使用新的语言。”

  面对城镇,难道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传统民族文化平时真是只能躲在高楼洋房的一角,节假日时才拿出来晒晒太阳的不合时宜之物吗?

  答案是否定的。很大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丧失了原本的实用价值,却变成工艺品、艺术品受到人们的青睐,其工艺乃至文化随之得以保存。例如少数民族群众在传统生产生活中使用的砂锅、陶罐、竹篮等实用器具以及民族传统歌舞等。还有一部分非遗产品因其科研、收藏的价值变成科研工作者、博物馆以及收藏家们争相寻找的宝贝,例如各民族的传统服饰、古籍孤本以及祭祀用具等。而诸如少数民族刺绣、蜡染之类的非遗技艺则通过旅游业获得新生,服饰的“民族风”方兴未艾。

  因此,有人也提出了这样的论断,要想在经济社会里保护和传承民间传统艺术,就必须实现“艺术”与“商业”两条腿并行。非遗不仅是艺术品,也是商品。商品应该在市场上流通,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其价值也才能得到体现。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回到自身的生产中,这是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在城镇化进程中,一些人告别了传统的耕作与生活,从独门独院的传统村落搬进五方杂处的城市社区,在陌生的环境里,如何更好更快地适应新生活,是刚刚放下锄头镰刀的新市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此时,文化应该怎样助他们一臂之力?

  综合目前云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面做出的种种努力与成绩,黄峻和赵耀鑫都认为,在城镇化进程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更多的是其元素的传承,应该不拘泥于非遗原本的形态,而将其元素分解开来,与城镇化进程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结合,重新找到民族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使其不仅仅完成身份、工作的转换,还完成好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生活模式的提升。

  文化和谐与城镇化建设同行

  人是有文化的动物,文化又塑造着人。当大环境改变的时候,人们只能转化文化的形式,将其元素提取出来进行传承与创新,发展新的民族文化,提升民族认同感。赵耀鑫对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的两个极端倾向表示担忧,一个是把民族文化的东西看成落后的,完全予以丢弃;另一个是要求原模原样的保持民族文化,一点都不能改变。

  他告诉记者,民族文化的根在民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多年来,他考察了很多地区的新农村改造工程。在他看来新农村改造应该遵循村民自愿、政府补助和专家指导三个原则。一方面,让村民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和实际能力建设家园,才能形成错落有致、层次丰富的民族文化。在此基础上,政府予以帮助和扶持,形成相对的约束力量;专家则发挥指导和引导作用,确保建设的科学性。

  “我们要在自愿的基础上,稍微的加以约束,确保新农村建设在原本的文化脉络上发展。”他毫不客气的说:“有的地方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把农村建设成了部队的营房,文化脉络一点也没有了。”

  黄峻则强调在城镇化进程中,要注意培养、保持、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文化意识,把当地原本优秀的文化内化于新城镇的建设,培养城镇的灵魂。同时,他认为,把民族文化产业化,推动文化资源的资本化进程,体现出民族文化在改善群众生活方面的价值将有利于挖掘民族文化的内在发展动力。

  “我们一些优秀的文化产品不能形成商品规模,这是非常让人沮丧的。除了传承人培养之类的静态保护措施之外,我们还应该搭建相关的平台,发展民族文化产业,让更多的人看到民族文化的价值,自动投身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来。”

  探索促使优秀的民族文化向商品转化的道路是此次非遗展示宣传的一个目的。同时,让社会发现非遗之美,了解非遗创造的产品能够满足群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文化生活也是今年非遗展期待达成的目标。黄峻说:“在新的发展时期,这样的平台在促进各民族保护传承各自文化的同时,也有利于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发展,最终形成文化和谐的民族云南。”

  非遗保护,永远是城镇化行进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因此,云南在建设民族文化强省与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面对“非遗保护与城镇化同行”这篇刚破题的大文章,如何向改革要动力、向机制要活力、向民间要合力,最终让文化活起来,让人们对身边的或本民族的文化从认识了解、从理解到自信,民族云南的探索与求解仍在路上……

文章来源:《民族时报》2014年6月21日A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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